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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后十八年3：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 日俄战争敲响警钟
作者：黄治军
内容简介
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签订，晚清彻底沦为列强的瓜分地，日本和俄国因为在分赃中国东北时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日俄战争由此爆发，并以日本付出了极惨烈的代价后胜利告终。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彻底刺痛了晚清麻木的神经，改革最终不得不被推上快车道，满清皇族与实权派袁世凯展开了对改革主导权的殊死争夺。学习西方的初衷不知不觉沦为了野心家的工具改革是共识，是晚清比较大的利益蛋糕，更是派别政治的决斗场，无论是慈禧太后、保皇党、满清权贵，还是亲西方势力、义和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轮番登场。一起起看似荒诞诡异的史事背后，是无比清晰的利益选择和权力博弈。

第一章 日俄争霸满洲，睦仁为何敢“抗俄援清”？
<h4>日俄十年满洲争霸</h4> 
1903年，天皇睦仁在皇宫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日本与沙俄之间的“满洲问题”。
满洲，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北，包括奉天（或称盛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很显然，这是大清的领土，更是朝廷老祖宗发家的地方。之所以成了“日俄间的问题”，是因为这两国都想得到这块肥沃的土地。
实力更强的沙俄动手更早。
公元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由于八旗军战胜了俄国强大的骑兵，大清与沙俄经平等协商，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此划定两国边界。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俄国没有继续往东边的北太平洋扩张，清俄两国边境也基本有了100多年的和平。
当然，沙俄没有继续“东扩”并不只是因为这个条约的签署，而是在“东扩”暂时受阻后，改为了向大西洋的“西进”和向中东、印度洋的“南下”，直接指向英国的地盘。从此以后，这两个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在这些地方相互争霸，互相戒备和拆台了100多年，英国终于封堵了沙俄扩张的道路。
沙俄只好再次回到了“东扩”。而此时，他们发现再也不用惧怕大清的八旗军了，朝廷迅速腐朽堕落，不仅战胜不了哥萨克骑兵，而且正在东南沿海到处被海上强国英法等欺负。俄国人迅速制定了对策：英国最看重的是通商，而俄国最看重的是占领土地，所以只要大清东南沿海一有事，俄国便可以趁着朝廷无法打两线战争之机，再也不需要出动一兵一卒就可以占领大清大片土地！
1858年起，趁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俄国先后强迫朝廷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朝廷进行交涉，俄国驻北京公使表示：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主要的威胁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内乱，至于跟我们签了什么条约，老百姓并不会真正关心，你们可以不让臣民们太了解条约，更不要让英法两国知道，先和我们签了再说嘛！（《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
从此，通过这两个一纸条文，沙俄吞并了大清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另外一个“满洲”，并把边界推到了与朝鲜接壤的地方。而大清失去了北边的“香港岛”——海参崴，失去了第一大岛——库页岛（面积为台湾岛的两倍），此外还有这些土地和岛屿对应的北太平洋的大片领海，从此大清有南海、东海，却再无“北海”，国土面积逐步退到了1000万平方公里以下。
就这样，在所有的西方列强中，沙俄成了侵占大清国土面积最多、受益最多的国家，付出的代价却是最少。他们以静制动、趁火打劫，就像潜伏在大清身边的巨兽，窥视着大清的领土，当大清还强大稳定时，它安静潜伏，两国相安无事，而一旦大清东南沿海有事，它就落井下石，张开血盆大口，贪得无厌。一旦被沙俄占据的土地，基本上就永远要不回来了，历代沙皇的信条就是“绝不能在俄国国旗升起的地方，再降下这面旗帜”，为此他们实行了一项与之“配套”的侵略政策：清人占地。
所谓清人占地，就是不是要求你割让土地，而是要求你毁灭，沙皇只要土地，而不要这块土地上的非俄国人，俄军一边打仗，一边会把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杀光或者赶跑，跟在他们后面的国有农奴、流放罪犯就立即开始移民。若干年以后，这些土地就会真正变为沙俄的领土，永远打上沙俄的标记，以后你即使想要也要不回去了。波兰的一句名言总结得很精辟：“如果德国入侵波兰，波兰丧失的是领土；如果俄国入侵波兰，那么波兰将会丧失灵魂！”
与此同时，英俄争霸的战场也转移到了东亚，两国都在积极拉拢朝廷。俄国希望朝廷能“联俄拒英”，英国也希望朝廷能“联英拒俄”，而英国的愿望更加强烈。通过鸦片战争，他们已经把大清富庶的东南部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最担忧的是俄国人也来此插上一脚。总之一句话，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大英帝国都曾想把大清纳入它的体系，根本出发点自然就是为了维护英国自身的利益。
而朝廷却注定要让英国人和俄国人失望了，它既没有选择“联俄拒英”，也没有选择“联英拒俄”，而是“以夷制夷”，也就是与谁都不联盟，让你们自己去掐，朝廷居间对两国相互利用。与此同时，大清终于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实现“自强求富”。
沙俄“东扩”的野心仍然不会停止。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看来，大清和沙俄之间其实有一条天然的国界线，那就是长城。从大清最西部开始，沿着长城，从新疆、蒙古、满洲以及继续向东延伸的朝鲜、日本，通通都要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他的头衔除了沙皇，还要再兼上“大清大皇帝”和“日本天皇”。总之，三皇归一，“尼古拉二世”一统亚洲东北部。
这是继白俄罗斯、小俄罗斯（即乌克兰）、新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及黑海北岸部分地区）之后，尼古拉二世又一个扩张版图的雄伟梦想——“黄俄罗斯梦想”。
为了尽快实现“黄俄罗斯梦想”，沙俄需要修建一条贯穿东北亚的铁路，作为将来的快速运兵通道。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修建，规划中它西起莫斯科，东至海参崴，全长接近1万公里，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铁路（迄今为止仍然是），这只是一条干线，规划中还有许许多多支线，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长城脚下，方便将来一旦能把清俄两国国界推到长城时，以这些铁路线来掌控长城以外的地区。
俄国沙皇在修铁路，日本天皇睦仁十分愤怒，朝鲜和满洲也是日本想得到的，特别是朝鲜，它被日本视作“利益线”，是侵占满洲和中华大陆的跳板，是日本“首先要确保”的。1893年，参谋本部在调查后向睦仁提交报告：预计西伯利亚大铁路将在十年后（即1903年）通车，这就是说至多十年以后，日本必须选择对沙俄一战！为了确保日军将来取得胜利，必须先于俄国人得到朝鲜，作为日军向满洲扩张的前进基地。
此时的朝鲜还是大清的藩属国，为确保日本先取得朝鲜，就必须先同朝鲜的宗主国大清作战！
对于睦仁来说，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在1868年他正式继位并开始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上是“以中华为师”的，因而也沿袭了明清以来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人从小学习汉字、书法、诗词格律，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有两个日本人发生了争执，一方只要说一句：“我们的老师中国人也是这么说的！”刚才还想跟你拼命的另一方立刻会大惊失色，红着脸为他的无知道歉，就连“天皇”的名号最初都是取自“三皇五帝”之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按照传统，号称“万姓”的天皇和皇室成员是有名无姓的，而如果要问历代天皇名字中最多的一个字，那就是来自汉儒最讲究的“仁”，比如睦仁的太爷爷兼仁同志，爷爷惠仁同志，老爹统仁同志，等等，祖孙几代都是这么“仁”下来的。
不过，战争只要一方决定行动就可以开始，第二年，也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取胜，但它还一时无法吞下整个朝鲜，只好先让朝鲜从大清藩属国地位中获得“独立”，朝鲜从此不再认大清为宗主国，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延续千年的封贡体系从此被彻底终结。当然，如果按照日本人的说法，那是“促进朝鲜近代化”，获得“独立”的朝鲜也称起帝来，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当然，它还是那个实力有限的朝鲜，此后日本或俄国可以很方便地占领它，再也不必顾及大清。
日本本来还在《马关条约》中取得了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湾，尼古拉二世自然不干了，因为他不仅想吞下满洲，也想吞下朝鲜，而通过之前的条约，沙俄已经和朝鲜接壤，朝鲜也被俄国看作“利益线”！而一旦让日本先占据旅大，日本就可以从旅大和本土夹击朝鲜，不能让朝鲜真正地“独立”，损害沙俄将来吞下朝鲜的可能性。于是乎，尼古拉二世联合当时还有着“黄祸”共识的德国和法国，强迫日本把旅大又“还”给了大清，睦仁“安慰”他的团队：“不用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了解的地理和人情，锻炼了将领，用不了很久，或者从朝鲜，或者从其他什么地方再度进行战争的机会还是会光临的，到那时再夺取它也不迟！”
战后的大清岌岌可危，内忧外患，用西方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大清帝国真正的腐败和无能”。列强瓜分之心蠢蠢欲动，此时的朝廷不得不改变“不结盟”的政策，急需一个强国来“力挺”，但是现实的英国人已经在酝酿“联日拒俄”了，而日本人却在对朝廷努力“修复”战后关系，积极营造“日清亲善”的氛围。刚刚把人家打得万劫不复，还想着如何再次得到满洲，表面上又营造两国“亲善”的氛围，这确实比较恶心，不过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在他们看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们也一度如明清那样闭关锁国。但是当1853年国门被美军轰开后，他们在美军将领的登陆点为他建起了一座纪念碑，感谢他让日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向欧美派出了一批批的学习取经团，即使心里怎么仇恨你，身体却还在向你鞠躬，为的不过是吸其血肉壮大自己，这是当时日本人的观点。
俄国自然也在拉拢大清，而办法还是那个老办法，从朝廷那里下手，俄国驻北京公使又找上门来了，积极宣传“俄国是大清的朋友”，力邀在《马关条约》后发誓“终生再不踏上日本土地”的李鸿章到俄国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李大人你一定会在我们那里受到友好对待的。受慈禧派遣，1896年，李鸿章代表朝廷与沙俄签订“密约”，两国结成秘密的“战略伙伴关系”，规定日本将来无论是进攻大清还是俄国，另一国都得给予援助参战。尼古拉二世自然有他的条件，那就是如果根据清俄边界，西伯利亚大铁路应该沿着“鸡头”形版图绕一个半圈才能到达海参崴，费时费力。朝廷必须同意让铁路穿过满洲境内走直线到达海参崴，在满洲境内的这一段铁路可以称作“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
就这样，沙俄已经获得把运兵通道修到了满洲境内的权力，朝廷其实也很清楚俄国可能会借“共同对付日本”而吞下满洲，为了应对将来可能的“清人占地”，1897年，朝廷宣布了一个“全面开禁柳条边”的政策。所谓柳条边，是大清开国之初，为了防止汉人进入山海关以东的“满洲禁地”，在满洲周边遍挖壕沟和遍插柳条，全长1300多公里，被誉为“清长城”。有了这些路障，汉人进入满洲就只能“闯关东”，开禁了就可以自由前往了，是的，如果沙俄将来要“清人”，那么朝廷就先“填人”，把满洲大地先用关内子民“填满”，俄国人可以杀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总杀不光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
开禁柳条边，这是朝廷为防止满洲永远落入俄手而做的最悲壮的抵抗。
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作为秘密“盟友”的沙俄也是不会忘记趁火打劫的老传统的，1898年，利用山东义和团与德国的冲突，沙俄成功地“租借”下了当年迫使日本“还”回来的旅顺、大连湾，并把在东清铁路的基础上再修建一条到旅顺、大连湾的支线，称为东清铁路南满支线，也就是说沙俄成功地拿下了一条抵近长城山海关的支线。
此时的英日两国自然也不会死心，搞不定慈禧和朝廷，他们就积极扶植帝党和变法派，就在1898年，朝廷的自强变法再一次变成双方分别有国外势力渗透的内部权力斗争，后党大获全胜，变法人士逃往日本，朝廷继续被绑在沙俄的战车上。
1900年到来了，山东的教案终于演变为席卷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大清的“秘密盟友”沙俄不仅参加了八国联军，还在趁着八国联军进攻京津之际，又不失时机地趁火打劫，出动超过17万大军，开向满洲！而在全面占领满洲之前，他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几十年前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沙俄只是得到了大清那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没有来得及“清人”。这里原本生活着大量世居于地的大清子民，由于条约的签署，他们就成了“侨居在俄国领土上的海外华人”，俄军的“清人”活动就是针对这批“海外华人”的。
哥萨克骑兵出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开始，根据盛京副都统晋昌后来给朝廷发去的奏报，各地“枪毙、水淹、火焚不下20余万”，相对于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庚子国难”，历史上把这场俄军大屠杀专门称为“庚子俄难”。
17万余大军很快占领了满洲全部的土地，而在《辛丑条约》之后，八国联军得到赔款，从京津撤军，不过尼古拉二世拒绝认为占领满洲的这部分俄军属于八国联军，拒绝撤军，英日两国都感到了他们的利益在遭受严重的威胁。
当年被大清“抛弃”的大英帝国终于选择了日本作为“盟国”，1902年，历史上第一次由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公开结盟的一幕出现了：《英日同盟》签订。这份盟约规定，双方互相承认英国在大清以及日本在大清和朝鲜有特殊利益，支持对方为保护各自的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两国中如有一国与他国（俄国）交战，另外一国就必须“保持中立”，而如果这一国与两国以上交战（俄国找来的帮手），另外一国就必须协助盟国公开参战，共同对付所有敌国！
世界老大英国自然是不会直接与俄国开战的。这份盟约首先保证的是日本如果决心向俄国动武，只会有俄国这一个敌手，日本可以单挑俄国，避免强国卷入而爆发火并的世界大战，战争还是要日本自己去打。当然，作为老牌的海洋强国，英国签订过无数的条约，在律法、条文方面有大批人才，是不会给自己留下破绽的，盟约还有一个条件，意思是作为上述的交换条件，无论是日本还是英国，都不能同第三国（大清）单独缔结损害另一缔约国利益的条约。这就是说，实力相对较弱的日本其实是以这个条件来换来了与英国的“结盟”，这就限定了将来日本即使是从俄国人手里打下整个满洲，也不能通过与大清单独签订条约来取代俄国独霸满洲，到时候把英美势力也赶出满洲之外，损害“门户开放”政策。反倒是如果将来英国谋取在满洲的利益与日本发生冲突时，想违反后面这条，随时可以让这份盟约变成一纸空文，反正只要英国不和俄国开战，前一条就可以“不成立”，相应的后一条那也就可以不成立了。
条约的最后一条规定的有效期是5年，也就是说英国只能保证日本在5年之内可以单挑俄国，日本如果有决心动武，最迟必须在1907年之前，赶紧把战争打完。
这份盟约实质上就是英日之间的“满韩交换”，英国已经无条件承认了朝鲜属于日本，作为“交换”，日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妨碍英国在满洲的利益，看来日本人始终牢记他们的利益底线，既然和俄国人的“交换”看上去没什么希望，那就赶紧去找俄国的对手英国人，盟友是谈出来的，只有利益底线是不能变的。而朝廷就只剩下百感交集了，现在不仅日本人，就连英国人也把大清和朝鲜等量齐观，看来在别的国家眼里，大清已经混得跟曾经的藩属国一样了，但从眼前说，这个盟约还是“有利于”大清的，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沙俄。如果日俄将来爆发战争，大清自然不会去帮助占了自己土地的沙俄了，但问题是大清也无法去帮助日本，无法趁这个机会参战而收回满洲，朝廷已经彻底丧失了话语权，即使是有勇气参战，也没有条件参战，一边是不能“帮”，一边是想“帮”也帮不上，将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场在自己的土地上，而自己只能作为一个“中立国”宣布中立！
狡猾的日本人担心的正是大清朝廷会热情出兵来“帮助”他们，以此破坏《英日同盟》的精髓，也影响日本战后在满洲的利益最大化，比较将来还是要顾及一下“帮手”的利益的，于是日本人不断向朝廷表示，万一将来局势无法挽回，贵政府必须“严守局外中立”！
后来的事实证明，朝廷做出了这个唯一“正确”、也最屈辱的选择。
对于沙俄，此时的日本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暗中“支持”朝廷轮番与沙俄谈判，希望能让他们退出满洲，当然，这是没有什么效果的。1903年7月，除了周围全是沼泽和湿地的贝加尔湖那一段，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南满支线全线通车，运兵通道都有了，尼古拉二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开始“全面开发”满洲，在俄军的保护下，鸭绿江伐木公司、矿业公司纷纷成立，俄国人在大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大肆砍树，在地下挖宝，赚的钱都是直接上交皇室，连尼古拉二世的老妈（皇太后）也入了股。然后，俄军向朝鲜扩张，小股俄军越过鸭绿江，在朝鲜北部的龙岩浦建立军事基地，将战火烧到了朝鲜境内，正式挥刀指向被日俄共同视作“利益线”的大火药桶朝鲜！
睦仁的御前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对于睦仁和日本来说，朝鲜是当年发动战争“打”下来的，自然要着急上火，会议最后决定在大清朝廷谈判没有效果的情况下，由日本直接出面与沙俄谈判，日本的底线自然还是那句话——“满韩交换”。
所谓满韩交换，就是只要俄国无条件同意朝鲜属于日本，不再打朝鲜的主意，那么日本就会有条件同意俄国占领满洲。这个“有条件”，就是俄军虽然可以占领满洲不撤军，但必须承认满洲是大清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确保大清对于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于日方是“有条件”而俄方是“无条件”的，所以日本不同俄国谈朝鲜问题，只谈满洲问题。
对于睦仁和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为了他们利益的极为高明的考虑。
在俄军占领满洲已经是事实的情况下，日本先确保得到朝鲜，确保“利益线”，而只有要求俄国承认满洲的“主权”属于大清，才不会在将来堵死日本以及英美等列强在满洲捞取利益的通路。主权是大清的，日本或英美列强要在满洲取得某块“租界”或者要求开商埠、修铁路，才可以撇开俄国与拥有“主权”的大清朝廷单独谈判（这个很容易办到），所以这既符合日本未来的利益，也符合英美等其他强国的利益，更没有违背《英日同盟》的内容，从而达到孤立俄国的目的。
尼古拉二世对这个天才般的想法简直赞叹不已，他的态度也很简单：满洲问题不是俄国和日本的问题，而是俄国和大清朝廷之间的问题，日本不得干涉大清的内政（也比较无耻）。所以，俄国只和日本谈朝鲜问题，不谈满洲问题，俄国不能“无条件”同意朝鲜属于日本，只能同意在朝鲜境内以北纬39°划一条线，三九线以南的土地包括首都汉城在内，才归你们日本所有。
看来双方不仅分歧很大，连价值观的差别都很大，一个想独霸满洲，实际上是抵制英美的“门户开放”政策；另一个也极力想拉英美下水，帮忙共同对付俄国。从这次御前会议之后的1903年6月至1904年2月，双方你来我往谈了八个月，换了无数个地方，拍烂了无数张桌子，谈判仍然毫无结果。日本人总算是明白了，与沙俄争利，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俄国人向来是很不会看人脸色的。
但对于睦仁和明治政府来说，谈判没有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没有结果，早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就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个决议：谈判的同时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陆海两军必须在绝密的状态下为开战做好一切准备。
但要最终决定开战，实在是无比艰难，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将是日本选择的一条自我灭亡之路。
<h4>实力对比：日本毫无胜算</h4> 
先来看看陆军方面，按照战时编制，把预备役算在内，俄国陆军总兵力超过500万，日军不到60万，只大约相当于俄军的八分之一。而海军方面，俄军舰队的总排水量超过80万吨，日本约为26万吨，这还不错，有三分之一了啊，而且俄国的舰队都是伴随领土扩张打出来的，整整打了几个世纪，当他们纵横海上的时候，学习明清闭关锁国的日本还只有渔船。
当然，根据甲午战争的经验，当时的大清也是人多枪多、船坚炮利，两军最终还是要看战斗力对比，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尼古拉二世只会很吃惊地问：“这也要比吗，兄弟？”
1903年5月，带着探查的目的，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特意访问了日本，在观摩了日军的训练后，他发表了言论：“我认为一个俄国兵完全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如果日俄之间发生战争，对于我们来说，不过就是一场军事散步。”
俄国陆军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至高的荣誉，除了当年的铁木真骑兵，还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彻底击败他们，包括当年的拿破仑军。当时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进攻沙俄，一路英勇地杀入莫斯科，最后只剩下2万人互相搀扶着回来了。此后，在白种人的世界里，俄国陆军就是“恐怖”的代名词，他们享有两个光荣的称号：欧洲压路机或者欧洲宪兵。前者说的是他们的战斗力，后者说的是他们的地位。
每一个俄国士兵也享有一个光荣的外号——“虔诚的灰色牲口”。这既是挖苦他们，也是赞扬他们。俄兵牛高马大，忍耐力超强，狂暴易怒，极富攻击性，走到哪里都会出现一个毛茸茸的身影，几乎就是大力士的代名词，让人联想到“牲口”也比较正常。更令人恐怖的是，这也是一群战斗纪律比较强的人，俄军兵营中最常见的一幕，就是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士兵可能在头天晚上还在为一块牛肉互相大打出手，第二天早晨一吹哨立即能排成整齐队形，勇猛地扑向敌阵。日军士兵就不用说了，体格是很不幸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非常之短小精悍，人家说一个兵能够对付你三个，不服你上啊。
这是战斗力方面。国力方面那也不用比了，俄国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大国，无论是人口、国土面积还是政府的年收入，都是日本的好几倍。自从铁木真的蒙古骑兵以来，6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黄种人的国家确实还从没有在国家战争中打败过白种人国家，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打败荷兰人，八旗军战胜哥萨克骑兵均是小规模的局部之战，日本有勇气打破这个魔咒吗？
种种战斗力、国力对比都不利于日本，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让睦仁最恐惧的地方，睦仁感到最恐惧的正是俄国本身。这是一个与甲午战争的对手大清完全不同的国家，大清奉行的是“怀柔四海”，它是比较客气的，即使日本冒犯它并且万一被打败，大清也不会真正拿日本怎么样，顶多是要求你认个错道个歉，臣服在它的脚下继续接受“封贡”。而沙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土地有着出奇的占有欲望，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疆域随着战争和统治力度不断变化，一会儿扩大，一会儿缩小，这都是正常现象，只有沙俄例外，它的疆域从来只有扩大，而没有过缩小。沙皇清人占地的政策会让战败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旦战败，日本很可能亡国灭种，灭掉日本这样的小国，彻底实现“黄俄罗斯梦想”，对于尼古拉二世来说，他既有这个兴趣，更有这个能力。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确实在逐步强大，他们努力抛弃“以中华为师”，脱离中华文明区，叫嚣着全盘西化式的“脱亚入欧”，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战胜了大清，大清朝廷从此认为日本是强国，有了恐日症。不过在欧洲人的眼里，那是朝廷堕落得太快，并不认为是日本有多强大，日本虽然成功“脱亚”，但并不等于他们可以成功“入欧”，从此取得可以加入白种人强国俱乐部的门票。欧洲人仍然漫不经心地叫着日本人为“黄皮猴子”，除了肤色问题，更是挖苦他们的“入欧”不过是“猴子效仿人”，离真正的强大和文明还很遥远。
但睦仁相信，他手中还有一张底牌，一张看上去不是底牌的底牌。
<h4>睦仁决定开战的底牌</h4> 
1892年，就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后的第二年，日本人福岛安正从波兰向着俄国徒步出发了。
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打着“旅行”的旗号，搜集关于这条铁路的第一手资料和情报。所以为了打消俄国人的怀疑，他从波兰就出发了，然后从莫斯科开始，沿着规划中的铁路线，牵着一匹马向海参崴行进。在零下五十摄氏度的严冬，福岛安正冒着严寒穿越了西伯利亚茫茫的无人区。除了严寒，连续几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四周被大雪覆盖，环境似乎从未改变，日复一日的单调、孤独和寂寞能把人折磨发疯。但福岛安正战胜了它们，也战胜了途中的西伯利亚熊、西伯利亚虎等野兽猛禽，战胜了受伤和疾病。在他的手上，始终有一个笔记本，上面以几百米为间隔，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周围的地形地貌、道路分布等情报。
走了整整将近一年半，福岛安正终于抵达海参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单人单骑几乎横穿欧亚两个大陆的“旅行家”。当然，他的手里也已经有了比俄国铁路工程师的勘察还要详尽的情报，他把它们交到了日本参谋本部。1893年，日本参谋本部正是根据福岛安正的情报，准确地预估了铁路将在十年后通车。
到了1902年1月，大战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避免，日军需要锻炼在满洲或者俄国本土极寒天气条件下作战的能力。第八师团（弘前师团）的一支连队在最寒冷的冬日，强行登上了大雪覆盖的八甲田山，经过两日强行军，最后造成近两百人被雪埋和受冻致死。在行军道上，一具具冻僵而成的“路桩”遍布。他们并不是事先不知危险，只是不惜以献出生命来换取雪地作战的经验和资料。
这就是睦仁相信他能够拥有的底牌，它就是这样一群人，一群早在十年前就为这场可能的战争而付出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人，日本不是大战临头才开始备战的，而是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备战。十年以来，他们都在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打败俄军，捍卫日本，令日本继续崛起，他们已经为此做了事无巨细的准备。艰苦卓绝的训练和深入充分的自我动员，可以说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年“卧薪尝胆”！
所处的这个时代，确实是需要拼死保护国家利益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奉行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强权即真理的时代。所有的强国都在铁血中崛起，一国之崛起往往伴随战争的胜利，大胜大崛起，小胜小崛起，惨败就会衰落，并无其他可能。日本不留退路，因而有争取最后胜利之坚强意志和决心！
不畏强难，去战斗吧，上下同欲者胜，日本会赢，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他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1904年2月4日凌晨，天还未亮，睦仁召见了伊藤博文。睡眼惺松的伊藤博文被领进了皇宫，然后被径直带进睦仁的寝宫，见到了还穿着睡衣的睦仁，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规定，大臣禁止进入天皇寝宫，即使是如伊藤博文这样的重臣也不行，睦仁一定有重大事情和他商量。
伊藤博文的预料没有错，睦仁认为：俄军有铁路，战争每拖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对日本都不利，日本必须斩除万念，立即开战！
至于开战的借口，那也是现成的，就把舆论的焦点转移到日本要求俄国维护大清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之上——打着“抗俄援清”的旗号！
在寝宫里，睦仁和伊藤博文密谈几小时，他交给伊藤博文几项需要立即去办的秘密任务，正是这些秘密任务，将在一年半以后，在日本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刻，来拯救日本。
午后，按照预定计划，睦仁召开由元老（天皇顾问，无论是否在政府中任职，都可以列席御前会议）、内阁大臣、军界首脑参加的御前会议，陆海两军首脑同时报告：所有开战的秘密准备都已经完成，军方随时可以开战。
“确实有把握取胜吗？”伊藤博文问。
无人回答。
“战争经费有没有问题？”
所有人仍然沉默不语。现实面前，谁也无法说谎啊。
睦仁沉默良久，宣布：“中止日俄谈判，帝国采取独自行动！”
独自行动就是开战了，皇宫立即变成战时大本营，成为了睦仁坐镇指挥之所，他在这里禁止任何侍女服侍，一切都由侍从武官负责。后来被称为雄性荷尔蒙爆棚的“第零次世界大战”，就从这一刻开始！

第二章 一日之内数倍于甲午战争总伤亡：日军陷入生死局
<h4>奥保巩惨烈攻下金州古城</h4> 
2月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接到了绝密命令：设法全歼俄海军在旅顺的太平洋舰队，掌控朝鲜海域和黄海海域制海权，保卫日本领海以及日军去往满洲海上运输线之安全！
东乡平八郎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苦战数次，尽管没有全歼太平洋舰队，但也迫使太平洋舰队龟缩在旅顺港口内再也不敢轻易出来，联合舰队的军舰就一直在旅顺港口外堵着它们。目标算是基本实现了，接下来就是陆军的登陆作战了。
4月底，陆军第一军在登陆朝鲜后，轻易地渡过鸭绿江，轻易地击溃鸭绿江边的俄军。5月5日开始，奥保巩率领的第二军在旅顺附近的金州顺利登陆，俄军又不战而溃！
令人很意外，预料中艰难的作战场面并没有出现，一切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仿佛又遇上了清军一样的对手，事实已经证明，俄军根本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但是，奥保巩并不这么认为，反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曾参加过当年的甲午战争，当时只是一个师团长，现在统率一个军，正是睦仁所谓的被“锻炼”出来的将领之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告诉奥保巩，俄军绝不会像表现出来的这么不堪一击，也绝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在他们不断溃退的背后，也许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阴谋！
根据作战计划，奥保巩登陆后，要首先攻下金州城。当奥保巩率领第二军开进金州城外的南山阵地，了解了俄军布防情况之后，不祥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他大叫了一声：不好！
金州城外，南山这座不足120米的小山，已经不能被称作是一座“山”了，因为它已经被俄军改造成一座巨大的整体性防御工事，一套完美的歼敌系统！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脚前一大片开阔平整的地带，上面还有动过土的痕迹，很显然，这是俄军临时平整出来的，目的不过是让奥保巩发起进攻时找不到四周的掩体，俄军悠闲地躲在后面开枪。
然后，奥保巩看到的是一排排削尖的木桩，它们固定着带刺的铁丝网，有一人多高，环绕着整个南山山脚。值得注意的是铁丝网不只是环绕了一层，而是有好几层，看来要攻进去，还得一层层地拔掉它们，好麻烦。
铁丝网之后，是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称为护垒壕，也称反步兵壕，深度大概是三四米，宽度大概是七八米。也就是说，只能搭梯子才能过得了这道壕。其实有必要怀疑俄军挖这么大一条沟应该不只是考虑了作战，很可能还考虑了打扫战场的问题，歼灭了日军，也是要负责埋的嘛。
护垒壕的后面，才进入了工事真正的核心——炮台以及堡垒。从山脚开始，每隔一段距离就分布一座，一直蜿蜒到山顶，里面架设的是大炮、速射炮和马克沁重机枪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堡垒分为明堡、暗堡、多面堡以及眼镜堡等等，地底下还有交通壕相连，俄军就在里面实施机动。为了防止炮台和堡垒被日军大炮炸毁，它们的基座和胸墙都是用一米多厚的混凝土浇筑而成，绝对经得起日军常规炮弹的攻击。
完美，十分完美，有采光能通风，有复式有跃层，俄军躲在里面开火的心情一定很好。
驻扎在金州地区的是俄军第四师，总兵力接近2万人，但他们只派出了约4000人驻守金州古城和南山，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工事很有信心。之前不断溃退的秘密也揭开了——哪里最有利于杀人，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多年以来，俄军的战斗力之所以强悍，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体格、勇猛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善于利用天气、地形等自然条件。当年在莫斯科冻得瑟瑟发抖的拿破仑一定很同意这一点，对于俄军来说，天气是要靠碰的，地形却是可以随便加以改造的，每到一个地方，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先把周围挖个稀烂，修建起强大的工事，依靠工事来消灭敌人，这哪里是一支一般的军队，简直是一支“土木工程师”队伍！
所以，当日军渡过鸭绿江和在金州海边登陆时，他们并不需要去阻止，他们只需要躲在这里，躲在已经挖好的世界最强工事里，等着送上门的日军被全歼。
奥保巩不祥的预感变为了不寒而栗的感觉，他立即召开参谋会议，下令：以十倍于俄军的兵力，第二军全军近4万人全部投入进攻！而战术还是那个老战术：包抄。
包抄战术是日军干部（中文“干部”一词源自日本，在军中指各级指挥官）从小在教科书学到的战术，被奉为铁律，只要一上了战场，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包抄，方法是先以少部分兵力从正面实施最坚决的攻击吸引住敌军主力，好让自己主力迂回到侧面或者后路攻击。奥保巩的计划就是，以一路日军包围和拖住南山工事里的俄军，主力绕过恐怖的南山阵地，攻打背后的金州城，在拿下金州城之后，就在城墙上架设大炮轰击南山阵地的后路，前后两路包抄南山！
奥保巩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在过去几乎无往而不胜的战术，在这里即将失灵。
5月25日午夜，总攻开始，第四师团（大阪师团）绕过俄军南山工事，首先向金州城南门承恩门发起进攻，在炮兵的掩护之下，步兵开始向城墙下挺进。行进在最前面的是工兵敢死队，他们的任务是趁着炮战和夜色冲到金州城墙底下，先在墙脚挖个坑，然后在坑里埋下巨型炸药包，一举炸开城墙，这也是日军在攻城时惯用的招数。
见到日军竟然挖他们的墙脚，城墙上的俄军简直狂怒不已，他们打开了强光探照灯，这不仅是为了给俄军照明，更是为了迷盲远处的日军炮兵，强光射过去，日军炮兵就睁不开眼，炮弹就打不到城墙上，十分管用。“来吧，黄皮猴子们！”城墙上的俄军号叫着，炮兵用大炮和远处的日军炮兵对轰，而机枪手用马克沁重机枪朝城墙下的日军工兵和步兵扫射，机枪的子弹在城墙下形成了令人恐怖的弹雨！日军一排一排地倒下，虽然前仆后继，但只是增加倒在地上的人数，看来挖墙脚的活实在是不好干啊。
此时，南山工事里的俄军也发现了奥保巩原来主攻的是金州城。有强大的工事，这里的俄军自然不需要从工事里跑出来袭击日军后路，但是人不跑出来，炮弹却是可以跑出来的。他们掉转部分小口径炮，在南山上朝正在攻城的日军发炮。如此一来，攻城的日军不得不享受来自前后两个方向的炮火，原本是想包抄俄军的，没想到却先被俄军给包抄了，真是不太走运啊。
金州城墙和南山上的俄军都是居高临下地发炮和扫射，而日军却是暴露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平地上。再这样下去，别说攻城，只怕人都要全部被炸光。必须先想想办法。于是大家先在阵地上找到一些斜坡作为简易的掩体，前线干部一声令下，日军猫着腰，握着步枪靠在这些斜坡上躲起来。挤是挤了点，好歹能先躲一躲。看来对于这个状况他们还是还比较满意的，而此时不知有谁眼尖，突然指着众人的头顶上方，大叫了一声：“看！”
所有的日军不约而同地抬起头，顿时被头顶上一幕吸引了：只见半空中正在落下一批长得很奇怪的东西，它们看上去像一个个圆乎乎的铁球，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麻绳尾巴，在探照灯光中显得十分诡异。很显然，这是城墙上的俄军扔下来的。正在日军抬头看的当口，俄军还在一个劲儿地朝这边扔，看上去扔得十分过瘾。
这是什么？日军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玩意儿，莫非俄军连传说中的流星锤一类的上古兵器都用上了？
所有人都迅速判断，看来即便不是流星锤，也是俄军扔下来的铁球之类的用于砸人的东西。每一个日本兵都死死地盯着这些东西，想找个宽敞点的地方躲一躲。
不过，很快，日军发现他们不用躲了，因为这些“流星锤”的杀伤力并不是砸人，而是——爆炸。
在所有的“圆球”接触地面的一刹那，它们开始猛烈地爆炸，地面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连环爆炸声，日军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哭爹喊娘。城墙上的俄军见状，扔得更加兴起了，“圆球”密密麻麻地落下。原来这不是流星锤，而是会飞的炮仗啊。
日军并不知道，早在几百年之前，中国人在发明了火药之后就发明了这件武器，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也曾经在欧洲的战场上大为风光。不过欧洲人发现这件武器好是好，就是你必须用力把它扔出去，而这就带来一个致命的弱点——自己胸腹大开，心脏部位很容易被对面的火枪手给射一枪，所以这种武器如果是在中华帝国那样高大的城墙上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但在欧洲平地的战场并不好用，于是也就渐渐被遗忘了。由于它的后面拖着一根长长的麻绳尾巴，这种武器最初在中华帝国形象地被叫作马尾弹。现在，不知道俄军又从哪里找了出来仿制使用。而在这场战争之后，由于俄军的使用，又引起了德军的兴趣（整个日俄战争都有欧洲强国派武官全程“观战”，这也是当时的传统），他们不断对马尾弹进行改良设计，直到在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推出了用木手柄取代麻绳的简洁版，它就是——手榴弹。
俄军果然名不虚传！他们是天生的战斗民族！眼见前线日军白白被炸，奥保巩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对于这场战争，俄军也有着长期而且充足的准备。他们比想象中的更加恐怖和强大，他们不仅是土木工程师，还是世界一流的武器运用专家，能够因地制宜地搬出连清军都已经遗忘和抛弃了的马尾弹，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而以后的事实将证明，俄军不仅会照搬武器，他们还会发明武器。
可怜的日军，只好躲在那些斜坡之下，这里躲躲，那里藏藏，被马尾弹炸得七零八落，原本好不容易找了些掩体躲躲炮火，以为情况会有改观，没想到俄军搬出了这么一件厉害的武器，看来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然而，奥保巩这个高级干部就是不下达回撤的命令，而日本兵的特性就是不接到新的命令，他们就会照着原来的命令继续执行，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怀疑，也没有人去请示。好吧，在强光探照灯的照射下，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吧。
战斗从午夜开始，已经持续了数小时，日军尽管进攻受阻，但始终没有减弱攻击的气焰，在短暂的调整之后，一批批工兵敢死队继续跃出斜坡，向城墙下再次强行突击！前一批倒下了，下一批无缝隙地填上，前仆后继，循环不停。他们对于不利的局面似乎习以为常，头脑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底，没有中场休息。虽然是打仗，但人也是要补充体力的，俄国人也是人，在日军的轮番强攻之下，俄军的马尾弹不知是扔完了还是没力气扔了，反正已经停止了，探照灯光源也渐渐跟不上日军炮兵的分批次移动了，同时城墙上的火力减弱了。此时正是奥保巩等待的机会！
奥保巩命令主力的另一师团第一师团加入战场，之前他们一直在待命，并没有加入战场，现在看来应该是去增援南门的第四师团了，而奥保巩却命令他们奔向了金州城的东门！对于奥保巩来说，指挥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派兵的次序，第四师团坚决的攻击，已经成功地使得俄军将大部分的兵力都派往了南门，虽然南门的俄军已经渐露疲态，但俄军主力已经被吸引，第一师团自然要去攻打侧面，这正是包抄战术在具体战斗中的又一次运用。看来无论是整体战场还是局部战场，日军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将他们这个已经得到实战检验、被奉为铁律的战术贯彻入微，贯彻到底。
战场情况证实了奥保巩的判断，俄军果然已经将大部分的兵力都投入在了南门，东门兵力空虚，第一师团的工兵敢死队在城墙下使劲挖坑，埋上炸药，炸开城门，日军冲进金州城内！
日军虽然已经进城，但对俄军来说并不意味着金州城已经失陷，那是因为俄军近距离白刃战和肉搏战的能力是十分强悍的，以一敌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只要俄军出来拼刺刀，他们又能将日军杀个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再把日军赶出城外去。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俄军似乎又染上了之前溃退的毛病，又主动放弃了金州，5月26日拂晓，金州城全部被日军占领，一切又显得很诡异。
奥保巩来不及多想，他命令全军4万多人全部进攻南山，金州城内的日军将城墙上的炮口全部掉转，从后路对准南山阵地一阵猛轰。与此同时，剩余日军在南山正面发起进攻。一时间，几百门大炮前后夹击，对准南山阵地狂轰滥炸，在整整3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整个南山地表已经被炸成了一片焦土，突击正式开始！
打头阵的仍然是工兵敢死队，这次不需要他们挖坑了，而是首先要拆掉前面的几层铁丝网，为紧随其后的步兵大规模突击打开通路！
蜿蜒曲折的铁丝网静静地立在核心工事之前，它们之前是一段被俄军平整出来的平坦开阔地带，很显然，这是俄军为了清除铁丝网之前的掩体，当日军冲过来时，俄军就可以躲在铁丝网后面堡垒里，用机关枪和速射炮猛烈扫射。所以，对于日军工兵敢死队来说，要想清除铁丝网，必须要跑得快，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拔掉木桩或者用大铁剪铰断铁丝网，破拆了第一层，然后再破拆下一层，总之，首先要跑得快，利用那块平坦开阔地带做“跑道”，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吧！
第一批工兵敢死队阵前列队，即将开跑，他们猫着腰，红着双眼，有的手里还拿着铁剪，死死地盯住百米开外的铁丝网，远处的日军炮兵朝阵地开炮，两侧的步兵以强火力朝俄军阵地里开枪掩护。“突击！”命令下达，他们同时往前冲，这个时候应该是铁丝网后面的俄军猛烈开火的时候，然而，俄军却并没有怎么开火，似乎是不想浪费子弹。
在那条“跑道”下面，是俄军事先挖好的尖桩陷阱，和密密麻麻埋下的地雷，日军工兵敢死队就在这里被摔死和炸死。原来，俄军的整套工事系统并不是从肉眼所见的铁丝网开始的，恰恰是从铁丝网之前那片看上去像“跑道”的地带开始的。当奥保巩的目光被层层铁丝网吸引，破拆铁丝网心切时，就正中了俄军的计，整队的工兵，以肉体为代价“人工清除”了俄军埋下的陷阱和地雷阵，这才破除了工事真正的第一道障碍。
奥保巩沉默了，他明白了眼前的俄军确实是最可怕的敌人：除了勇猛斗狠，还灵活多变；不仅牛高马大，还心细如发；不仅有效地利用了有利地形，还成功地估计了战场形势，甚至完全预估清楚了自己的进攻流程。他们的工事并不只是站在己方防御的角度来考虑的，更是步步精确算计了自己进攻的意图，从而以工事进行反制，这和甲午战争时期，那些只把工事看成是自己安全屏障的清军将领有本质的区别。
奥保巩认为他不能再坐镇后方指挥了，必须亲临第一线，一个军司令长官，以十倍之敌进攻，却被逼到连他都要亲自上前线，后面还跟着一堆高级干部，统统都要上前线！
奥保巩到达前线，亲自指挥和督战，日军再次发动攻击，而此时，俄军铁丝网之后的速射炮、机关枪就不再客气了，他们对着前进日军猛烈扫射，来多少就扫掉多少。日军反复突击了将近十个小时，一直从上午冲到黄昏，全军伤亡重大，精疲力竭，仍然没有什么成果，只能被俄军当成人肉靶子。终于有人顶不住了，建议先撤退，研究好对策之后再进攻。奥保巩不为所动，严令各师团：“排除万难，坚持进攻，直至打完最后一颗子弹！”
奥保巩已经想到一个攻下南山的方法，这个方法说起来很不光彩，那就是联系到开战以来俄军一贯的表现，他们似乎一直在尽量避免和日军近距离拼刺刀，只要某处打开一小个缺口，就会主动撤退。虽然奥保巩还不太清楚俄军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举动，但俄军的这个特点是可以利用的，只要调整战术，将大部分炮火和兵力专攻俄军防御较弱的一侧，不计损失和伤亡，打开了缺口，就能寄希望于南山俄军会像金州城里的那些俄军一样，主动撤退！
寄希望于敌军主动撤退，这确实不太光彩。
根据南山阵地的坚固情况，仅仅依靠陆地上的火力是无法打开缺口的，奥保巩想到了正在旅顺港口外的东乡平八郎，请他从海上支援。东乡平八郎接到请求后，立即派军舰驶进金州湾，从海上向南山发炮。现在，除了陆军，联合舰队的海军也加入了战斗，陆海两地的炮火都集中在俄军相对较弱的一侧阵地，不分岸炮舰炮，连续不断地猛攻，这一侧的缺口终于被撕开了！
奥保巩的猜测并没有错，缺口撕开后，俄军并没有节节抵抗，他们又弃阵地而走，如此强大的工事就这么放弃了，连奥保巩都感到可惜。
5月26日晚，奥保巩率军占领金州，然后继续向大连湾边的青泥洼（俄国人称“达里尼特别市”，今大连市）挺进，后撤的俄军在这里又没做过多停留，很快放弃了抵抗。5月30日，奥保巩率军占领青泥洼，获得了一个大连湾边绝佳的后勤中转基地。
接下来，从青泥洼再往南边的大海，就是旅顺军港，它和奉天（今沈阳）是沙俄陆海两军在满洲最重要的两个基地，奥保巩不计代价拿下金州，其实只是为了攻克旅顺而打的“前哨战”。陆战打响之前，睦仁和大本营已经根据俄军的情况，制定了陆军的战略，那就是先令第一军渡过鸭绿江，出现在旅顺的后路，奥保巩率领第二军从金州出现在旅顺的正面，然后派出第三军在旅顺附近登陆，三个军以包抄之势向旅顺推进并合力攻下旅顺，然后再去包抄奉天。在摧毁这两方面的俄军后攻入俄国本土，迫使俄国主动求和。俄国有几百万陆军，可以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向满洲不断增兵，日本陆军只有几十万，财力薄弱，拖是拖不起的，只能采取这样速战速决和长驱直入的战略。
但奥保巩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旅顺的攻击就只是打完了这个“前哨战”，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去进攻强大的旅顺要塞。
<h4>旅顺俄军的恐怖实力</h4> 
旅顺要塞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难攻的要塞，因为最难攻，所以满洲俄军大批高级将领都在这里。在尼古拉二世的领导下，俄军的将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宫廷派”，他们要么出身皇族或者贵族，要么是尼古拉二世的心腹宠臣，天然是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为尼古拉二世占据着军方高级职位，因而一般对打仗没什么兴趣，只对发财和享乐比较感兴趣；而另一类是“军功派”，因为在实战中积累军功才成为将领，他们才是真正厉害的人物。
在旅顺，这两类将领都有。
首先是“宫廷派”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谢耶夫，种种资料显示，他是当年尼古拉二世皇爷爷的私生子，也就是尼古拉二世的皇叔，他被任命为俄国远东总督（欧洲人把离他们近的东方称之为近东，然后依次为中东、远东），统管着包括满洲在内的远东一切军政大权。但这位总督既不会骑马，也指挥不了军舰（晕船），唯一热衷的就是喝伏特加、看歌舞剧，由于身材很肥，脂肪很多，又是皇族，所以在俄军中私下里享有“280磅圣肉”（250斤）的美誉。他坐镇旅顺实际上是替尼古拉二世维护一下在远东的统治和管理发财事业的，对作战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日军进攻金州时，总督大人只关心青泥洼所有的伏特加运到旅顺了没有，所谓“即使要打仗，生活品质也不能降”啊。
总督的下属是俄国关东军（山海关以东）总司令斯特塞尔。好吧，这个人并非皇族亲贵，而是真正出身军界，按理说应该很厉害了。不过，他能攀得上皇叔这根高枝，也只对如何发财以及如何使皇叔满意比较感兴趣，成功地成为了皇族的附庸，实际上也属于“宫廷派”。金州之战时，斯特塞尔一直待在他在旅顺的豪宅中，从未上前线，只是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前线使用一种炮来打击日军。接到电报的俄军前线干部在军火库中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才发现总司令大人说的这种炮并没有配备到金州前线。
最后上天总算是眷顾了一下俄军，陆军指挥官里还是有一位真正厉害的将领，他就是兼任俄军第七师师长的旅顺陆防司令康得拉钦科。这个人出身军人世家，从基层一步步升职，在俄军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是士兵们的精神领袖，他正是属于“军功派”，将真正担负起守卫旅顺的任务。
旅顺俄军的总兵力约为4.4万人，再加上危急时刻太平洋舰队的水兵可以做步兵使，所以，陆军可战斗人员实际上已经超过5万。此时，奥保巩已经攻下金州和青泥洼，旅顺与满洲的陆路联系也就被切断了，港口外还有特意封堵在那里的东乡平八郎，也就是说，旅顺四面被围，成为了一座孤城。不过，康得拉钦科还是很有信心守得住的，旅顺城中储备了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煤炭、毛皮等，城里还修建了自来水站、发电站等等，而康得拉钦科手中最强大的武器正是旅顺要塞本身。
20多年前，为了给北洋舰队寻访优良的基地，李鸿章沿漫长的海岸线实地勘察，除了威海，他一眼就相中旅顺确实是有原因的。作为举世稀有的天然形胜之地，旅顺的南面是茫茫大海，而西、北、东三面环山。虽然这些山头都并不高大，大部分海拔都不超过200米，实际上属于辽东半岛上的丘陵，但问题是三面都是山，几乎山山相连，要想进入旅顺，就必须先翻过这些山，或者通过某些山与山之间形成的谷地，难道俄军不会在山坡和山头上修建炮台堡垒？不好意思，他们已经修了6年。
自从1898年从朝廷手中强行“租借”下旅顺和大连湾之后，俄军每年动用约6万大清苦力修建旅顺要塞。俄军发挥“土木工程师”的特长，陆上防线从旅顺西面的临海处，通过北面又修到了东面的临海处，形成了一条贯穿西、北、东的长约40里的弧形防线，一座座山头上的炮台堡垒依次衔接，相互配合。日军如果想从某条山谷里的羊肠小道溜过去，就会被周围山头上的交叉火力打成碎末，所以日军的选择只有一种——依次拔掉那些炮台堡垒。
当然，正是由于防线是依据山头修建的，不得不受到地形的影响，从山头排列来说，由于西线各山头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而东线和北线则是山山相连，形成了一个整块的区域。因此西线的炮台和堡垒在数量及规模上都无法与东北线相比，是一个群组，自然也是陆上防线中相对较弱的一段，看起来也不是康得拉钦科防御的重心。
而东北线却是大型堡垒的密集之地，最显眼的是三座堡垒，称为东北三堡：东鸡冠山北堡垒、二龙山堡垒和松树山堡垒。我们来替日军简单地介绍一下（如下图）。
  
东鸡冠山北堡垒，顾名思义，它是建在东鸡冠山北坡半山坡上的，这是一座呈不规则五角形的堡垒，周长接近500米（超过足球场），全部用水泥浇筑而成。堡垒之前就是日军熟悉的护垒壕和铁丝网，堡垒内部除了战斗区以外，还有生活区，包括宿舍、厨房、战地医院、粮食仓库等等，堡垒里的俄军完全可以在这里守上几个月。
二龙山堡垒是整个陆路防线中规模最大的堡垒，这个堡垒的特别之处是它的内部耸立着一个其他堡垒没有的装甲瞭望塔，塔身用钢板制成（一般炮弹击不破），站在里面的俄军可以清楚地瞭望到防线前面的情况并为俄军大炮校正弹着点。
松树山堡垒的特殊性是位于东北线和西线的结合部，结合部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因此狡猾的俄军不仅把它修建得十分牢固，还派驻了大量的兵力。
前面我们说过，三座堡垒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三角形，可以在战斗中相互配合和支援。在松树山堡垒和东鸡冠山北堡垒之间，还有一座炮台，它是整个东北线的最高点，军事标高181米，受到东北三堡的全部保护，同时也可以支援东北三堡，这个地方在李鸿章时代曾经被叫作点将台，后来日军也发现它的特殊性，根据它作为东北线制高点可以瞭望的功能，称之为望台炮台。
互相呼应的东北三堡完全封锁了陆路防线的东北线，要想突破东北线，就必须先突破这三大堡垒，同时也必须突破望台炮台，甚至只要突破东北三堡的火力先拿下望台炮台，就可以从制高点反过来彻底击毁东北三堡。总之一句话，突破东北线，必取东北三堡，取东北三堡，必同时取望台炮台！
这就是奥保巩先生要面对的情况，此时他心底的那个谜团也最终揭开了，原来俄军一直尽量避免和日军拼刺刀。不断撤退，并不是他们害怕，而是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珍惜”南山这样强大的工事，因为在旅顺，有的是比南山还强大的工事，它们并不是一座，而是有几十座，漫山遍野都是“南山”！难怪当时世界公认的军事观点认为：即使是欧洲最强陆军，以绝对优势的三倍之兵，也无法在两三年内攻下旅顺要塞，除非俄军内部发生混乱。
而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在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与俄军近距离拼刺刀，竟然是他们的一种奢望。
<h4>睦仁及时调整战略，乃木希典临危出征</h4> 
皇宫大本营里，睦仁的脸色十分凝重，皱着的眉头很久都没有舒展开，他接到了来自奥保巩的战报，报告日军已经攻下了金州。然而睦仁并没有高兴，他的第一反应是命令侍从武官再向奥保巩求证一下：战报上的阵亡人数是不是多写了一个零？
奥保巩的战报上写着：此战，伤亡共计4200余人，英勇战死者3000人。
睦仁的惊讶是有原因的，根据日军的统计，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如果不包括在台湾的战斗，日军总阵亡人数为1132人，也就是说，奥保巩在一天之内就损失掉了3倍于当年甲午战争9个月的总损失兵力！而这仅仅只是攻占一座山头，更何况根据战报显示，第二军并没有完整地攻下南山，一切的现象都表明是俄军无心恋战、主动撤退！
所以睦仁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对比甲午战争，他认为阵亡人数应该是300，然而，不仅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就连另外一个数字也证明了残酷的事实:金州之战和整个甲午战争的炮弹消耗量大致相当。
睦仁脸色已经难看到没法看了，看来战斗要比事先预计的艰难很多倍，必须对原有的战略和兵力部署进行调整——不是微调，而是彻底调整。
原先速战速决的战略在基本意图上是没有问题的，但金州之战已经让人意识到，即使按照原计划把三个军都投入旅顺，旅顺也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攻下来，如此就会陷入对日本最不利的持久战的泥潭，从而反过来破坏速战意图，新的战略正是要围绕这个意图进行调整。
首先，在整个满洲战争中只投入三个军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原计划上再增加一个军，以这个军的兵力围住旅顺，其他三个军作为主力北上奉天与俄军主力决战，与俄军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兵抢时间。此时，旅顺已经处于日军主力的后方，为了保障主力后路安全，围困旅顺的这个军必须首先保证一直使旅顺成为孤城，切断旅顺俄军的去路，不放一个俄军走出旅顺，然后寻找战机迅速攻下旅顺，增援奉天一带的主力战场。
这个战略实际上比原来的战略更加冒险，也更加艰难，之前之所以没有计划派出第四军，只是因为四个军已经接近日本派兵的极限了，现在不得已倾巢而出，又不得已而分兵。这是没有办法的，俄军越强，就反过来促使日军在战术上必须越机动，越快，截断俄军通过铁路增兵的时间，而对于睦仁和大本营来说，只增派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改变一个能与它们匹配的方面——指挥。
开战以来，日军一直是以大本营在后方遥控指挥各军，这也是甲午战争时期的做法。现在，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将开赴满洲的四个军编为一个集团，派出将领，以便就在战地对四个军统一指挥！
于是，日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方面军——满洲军成立了，它所辖四个军，由原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担任满洲军总参谋长，甲午战争时期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担任满洲军总司令，他们将亲率其中的三个军先去围攻奉天。
而接下来，比决定满洲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人选更重要的，就是决定由哪一个军去围攻旅顺，由谁去指挥，围攻旅顺已经成为了满洲战场关键中的关键，尽管十分艰难，但还是越早攻克旅顺越好，奉天的大山岩还盼着这位将领早日去增援。
睦仁和大本营决定，让奥保巩和他的第二军去奉天，选派另外一个人率领第三军围攻旅顺要塞。
他就是乃木希典。
在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有两位中层将领全程参加了从朝鲜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再到台湾的战斗，一个是海军中的东乡平八郎，另外一个，就是陆军中的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出生于下级武士之家，武士的儿子自然从小也是被当作武士来培养的。有年冬天，年纪还很小的乃木希典在他父亲面前不经意地说了声：“好冷！”
“你过来，我给你暖和暖和。”他的父亲说。
乃木希典走过去了，他的父亲扒光他的衣服，在他身上接连淋了好几桶冰水，然后拎着一桶冰水盯着乃木希典问：你还冷吗？
当然冷，不冷才怪！乃木希典在心里狂喊，可是看着他老爹手里的那桶冰水，他只好在嘴里喊：“不冷，真的不冷！”瞧着他那位凶神恶煞般的父亲，即使已冻成冰棍，那也只能化了得了，千万不能喊冷。
后来，乃木希典学习汉字、汉诗和中华典籍，并去德国留学学习军事，甲午战争中，当时的乃木希典还只是一个旅团长，他在一天之内就攻下了“铁打的旅顺”，仅仅付出了阵亡40人的代价。
现在，睦仁和大本营决定启用乃木希典为第三军司令长官，当奥保巩听说他自己终于不用继续攻打旅顺时，他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他其实还没有从一天之内看几千具尸体的恐怖景象中回过味来，总算不用去旅顺。其实当奥保巩听到对乃木希典的任命时，他也不得不服：乃木希典也正是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他知道乃木希典是一定会完成任务的。甚至乃木希典也很清楚他被选中的原因，“我之所以被选为第三军司令长官，是因为陆军中再没有比我更坚毅的人了！”乃木希典说。
乃木希典就这样成为了新的前线干部，即将开赴战场，但他并不知道，除了伤亡，奥保巩之战其实还暴露了两个严重的问题：日军擅长于打包抄战术，包抄战术最需要的就是跑得快，就像德军那样能够整体快速推进，这需要平原作为作战环境，在山地上是跑不起来的，因此日军擅长打包抄战术的同时，其实也说明了他们并不擅长山地战，旅顺这样的山地并不是日军擅长的作战环境。
然后，之前日军虽然是以包抄之势向旅顺推进，但旅顺的正面是一整条密不透风的坚固防线，背面是大海，日军一旦推进到旅顺之前，就无法对旅顺本身进行迂回包抄了，而奥保巩在南山之战中也已经证明，即使面对一座具体的堡垒，包抄战术也会失灵。这就是说，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上，乃木希典都将打不了日军干部最得心应手的包抄战术。在一个并不擅长的作战环境中，却打不了最擅长的作战战术，作为同在日军培训体系中出产的将领，乃木希典将如何破局？

第三章 乃木希典的破局：失败中的艰难战术创新
<h4>带电铁丝网：日军又遭集体残杀</h4> 
6月，乃木希典率领第三军司令部先期抵达青泥洼，接管驻防。由于第三军是新组建，预定编入的第九师团和第十一师团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根据日军“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的扩编原则，就从奥保巩手中抽调老牌的第一师团（东京师团）编入，第三军总兵力增加到5万多人，正好与旅顺俄军总兵力对等，但它还是以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为主。没有办法，日本兵力有限，给不了三倍之兵，能以新兵勉强凑到相同的兵力，这已经是睦仁和大本营支持的极限了。
接下来，乃木希典要在前线等着各师团实际入列。所谓实际入列，就是如果这个师团本身是满编的，那么就等着它们把人员和武器辎重从日本运输到青泥洼上岸。如果连这个师团本身都还没有满编，还要想办法补充兵力，那么乃木希典就只有等着。而在兵力全部集结之前，乃木希典还必须首先保障不让一个俄军走出旅顺，同时巩固青泥洼作为满洲军的后勤中转基地，防备俄军反扑重新占领青泥洼，所以他只能以手中的现有兵力在青泥洼与俄军对峙，实施围而不打的战术。
7月下旬，最后一个师团第九师团全部入列，乃木希典率领全军先拔掉青泥洼与旅顺之间俄军所有的前哨据点，将合围圈紧紧压缩到防线之前。经过20天的战斗和步步逼近，8月中旬，第三军终于抵达强大的防线之前，总攻旅顺的战斗即将打响。
大战开始之前，乃木希典命令各师团认真学习攻打南山的详细战报，逐条吸取经验教训，第二军很窝囊，第三军士气很高，他们决心一鼓作气，攻克旅顺。
8月19日凌晨，总攻旅顺打响！
乃木希典命令：除留下一个旅团作为预备队之外，第三军全军出动，全线进攻东北线和西线，第九和第十一师团主攻东北线，正面突向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第一师团主攻西线，但主攻西线不是目的，而在于打开缺口、攻占大顶子山之后迅速斜插至松树山堡垒方向，全军合力攻破东北线。
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很典型的包抄战术，包抄的正是东北三堡。但如果按照传统的包抄战术，实施包抄的应该是大部分兵力，乃木希典的兵力配置却恰恰相反，这是由于乃木希典考虑了战场的实际情况——第一师团是老牌师团，一个师团可以顶几个！
冒着黎明前的黑夜，第一师团出发了，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正是一个第二军在南山见过的场景，依次是带刺铁丝网、护垒壕、炮台和堡垒。当然，铁丝网之前还是会有一条“跑道”的，不过现在大家知道了，那可不是真正的跑道，下面是陷阱和地雷阵，如果上去跑一跑，那是有去无回的，狡猾狡猾的俄军，还想让我们上当吗？
在炮火的掩护下，工兵如蚂蚁般地出动。此时的工兵多么希望能有个机械探雷器，可惜没有，他们只能使用简单的排雷工具，逐步清除“跑道”上的地雷和陷阱。不少人直接被炸飞，或者一头栽进尖桩陷阱里，尸体挂在上面，总算是开辟了一条真正的“跑道”，一队工兵敢死队已经到达了铁丝网之前。
眼前的铁丝网更加令人头疼，它原本是美国的农场主为了防备野兽入侵而发明的，连野兽都拦得住，何况人？它被运用到战场上威力无比，令世界各军都难以对付。此时的工兵多么希望手中能有个爆破筒，可惜它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在南山之战中，第二军曾经使用过用铁剪剪开铁丝网，效果不错，那就采用这个办法。
此时应该是堡垒里的俄军打开探照灯，猛烈开火的时候，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仍然没有什么动静，在黑暗中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队日军，一切又显得十分诡异。一般到了这个时候，总是要出点意外情况的，不过敢死队也来不及多想，能冲到这里已经不错了，他们站到铁丝网之前，张开巨型铁剪对着铁丝网：我剪！
突然，铁丝网之前在黑暗中响起了打靶似的零碎的枪声，伴随而来的是日军在夜空中如厉鬼般凄厉的惨叫，然后，铁丝网前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宁静和黑暗。
跟在后面突击的步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他们只有趁着炮火闪过的光亮，猫着腰往前冲！
冲的同时，远处的步兵突然发现铁丝网上挂满了一些黑乎乎、竖条条的东西，望过去就像是一根根奇异的棒棒，密密麻麻地悬挂在铁丝网之上，有的似乎还在随风左右摆动，炮火在一下一下地闪现，它们也若隐若现，让人不由得有种莫名的阴森恐怖之感。
这又是什么？难道俄军又搬出了什么新式武器？马尾弹我们已经受够了啊。
步兵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摸近了，他们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东西，原来它们不是“黑色的棒棒”，是一具具烧焦的尸体悬挂在铁丝网之上！步兵已经认出了他们就是刚刚一去不复返的那队工兵敢死队！步兵们纷纷下意识地伸手去拉，与此同时，他们又发出了同样凄厉的惨叫声，他们纷纷被挂到铁丝网上，瞬间烧成黑炭！这时候，他们才总算明白了：有电！
南山之战后，在乃木希典学习第二军战报的同时，康得拉钦科同样在学习俄军战报，他认为必须对旅顺的防线的工事加以加固和改造，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为了防备日军夜袭，必须将铁丝网通上强电流，反正旅顺有军用电站，电费是不要钱的。
于是乎，当那队工兵用铁剪去剪铁丝网时，就被电死，即使没有立即被电死，也像小鸟一样被挂在铁丝网之上，被俄军从容打靶，而随风左右摆动那一幕，不过是还剩最后一口气的人在不住地痉挛和抽搐。
他们止步于铁丝网之前，全灭。
接到前方的这个战报，第一师团全军大哭！
他们发起了不要命的强行攻击！轮番突击，毫无休整，如发疯了一般，经过连续两天两夜的激战，第一师团终于完成了攻占大顶子山的任务，而所有的幸存者都已经是蓬头垢面，双眼通红。
缺口已经打开，但再没有力气向东北线前进一步，斜插至东北三堡进行包抄的任务，失败。
在第一师团进攻的同时，乃木希典亲自在东北线的正面战场上指挥，东北三堡过于强大，非人多不足以吸引俄军的注意力，这也是他派出两个师团的原因。8月19日凌晨，乃木希典拉出了第三军所有口径的火炮，包括小口径的速射炮，对东北三堡实施连续一个多小时的炮火准备，炸向俄军的炮弹超过了十万发！
最坚决的攻击之势已经形成，突向核心工事之前又是熟悉的一幕：“跑道”、铁丝网、护垒壕，接到第一师团的通报后，乃木希典终于找到了破除电网的方法：用特制的挂钩搭在电网上，将电流引入地下，反正俄军的电费不要钱啊。
铁丝网被破除了，“突击！”随着前线指挥官的手势下达，大规模的突击立即发动，所有的步兵像同时开启了身上的某个开关一样，端着枪，猫着腰，潮水般地向前冲去，黑压压地压向首当其冲的东鸡冠山北堡垒！
然而，堡垒里的俄军依然很镇定，他们要让日军知道：什么叫没有电，也能让你们全灭。
等步兵进入机关枪的最佳射程之后，堡垒里的马克沁重机枪猛烈开火了，日军没有任何掩体，射出的步枪子弹只能打在一米多厚的水泥墙壁上，而俄军的重机枪是居高临下地扫射，不需要瞄准，闭着眼睛扫射就是，一扫就是一大片，对机枪子弹没有扫中的日军，再用步枪逐个消灭。
乃木希典强令各师团：务必排除万难，轮番突击，达成最后目标！
强突之下，步兵终于来到了又深又宽的护垒壕之前，不过这难不倒乃木希典，战前他特意视察了南山阵地上的护垒壕，工兵们根据测量的宽度制造了一批用于搭桥的竹梯子，现在，乃木希典精心准备的竹梯子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然而，一个意外情况又出现了，所有的梯子都搭不成桥，放出去的那一头纷纷栽进了壕沟里，日军中有人急得大喊：梯子太短了！太短了啊！
见到这一幕，堡垒里的俄军只能得意地狞笑，原来早在战前，康得拉钦科似乎也预见了乃木希典会使用搭梯子这一招，于是他命令俄军连夜把旅顺这里的护垒壕加深加宽。其实乃木希典的梯子也是比南山测量的数据要更长的，只是对于干挖坑这样的活儿，土木工程师们是完全在行的，他们这一加宽，就加出去好几米，梯子还是太短了。
相信乃木希典从此最痛恨一句话：吸取经验教训。妈的，想当年老子吸取经验教训，到头来剪个铁丝网它带着电，搭个竹梯子它还不够长啊！
堡垒里的俄军还没有来得及收起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突然看到了令他们十分震惊的一幕。
壕沟前，沮丧的日军并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们不约而同地扔掉梯子，抱着步枪，朝着四米多深的壕沟，跳下！
只许前进，不能后退。
无论前面是地雷陷阱，还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哪怕是只前进一步，哪怕是只接近堡垒一米，都是胜利！
壕沟已经加深到四米多，只要跳下来，即使不被摔伤，也是很难再爬出去的，堡垒里的俄军茫然地望着这一切，他们不明白这批日军为什么要自寻死路，明知突击无望，还要白白牺牲。俄军用机枪和步枪子弹做出了回击，随着一阵阵猛烈的射击，日军惨叫着倒在沟底，跳入壕沟的突击队，全灭。
此时的乃木希典已经把司令部移到距离突击前线只有两三公里远的地方，并且亲自站在高地上指挥，这已经进入了俄军大炮的射程了，如果俄军眼尖的话，打一发炮弹过来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但乃木希典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激励将士，他命令：全军不再与东北三堡过多纠缠，在牵制其部分火力之后，分三路直取望台炮台！
在东北三堡没有被攻占的情况下，强行夺取火力圈中的制高点，这显然是最后一搏，背水一战。然而乃木希典的意图很快被康得拉钦科识破了，在日军前锋部队已经快速抵达望台炮台的情况下，康得拉钦科东北三堡全部掉转炮口，用火力封锁住突向望台炮台的通道，使剩余梯队里的日军主力无法前进，然后调派预备队迅速增援望台炮台，将后路已断的日军前锋部队全体歼灭。
8月24日，在激战整整6昼夜而突破无望的情况下，乃木希典不得不下令结束这一次总攻。此战第三军阵亡5000多人，伤亡总计近1.6万人，总共参战5万兵力，一战损失掉了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奥保巩终于可以心安了，乃木希典的伤亡纪录终于超过了他，成为了明治维新以来，单次作战伤亡最惨重的日军将领。
睦仁又在支持着乃木希典，前方在紧张打仗，后方就加紧征兵，明治政府甚至一度修改了征兵法案。不管你原本是农民、商人、学生，还是流浪汉和罪犯，只要符合基本条件，扛得起枪，通通都被拉了壮丁，先在日本本土进行一下强化训练，然后立即开赴前线。睦仁支援乃木希典的新兵人数很搞笑，它正是第三军的总伤亡人数，只是凑了个整：整整1.6万人。
卿，你就放手进攻吧，日本国小兵少，但我要你知道，你损失多少兵力，我就给你补充多少兵力！
<h4>乃木希典的战术创新</h4> 
第一次总攻结束后，乃木希典十分懊恼。他懊恼的是他自己迫于速战速决的压力，也迫于权威战法的禁锢，没有在旅顺坚决地放弃包抄战术。
包抄战术是日军从德军中学习过来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脱亚入欧”，军队也不例外，海军学习英国，陆军一开始是学习法国，这是由于他们首先知道了拿破仑的威名，直至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日本陆军又改为学习德军。可见日本人学习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选取最优，并不是简单的教条主义。比如法军陆军军服曾经有一个很典型的特色，那就是在军帽后面和左右两边都耷拉下一块布条，盖住后脖子和耳朵，这是为了防备欧洲平原战场上的风沙、日照和蚊子。日军发现和研究了这一点，虽然后来他们已经不学习法军了，但还是在认为对己方有利之后吸收了过来，成为了二战期间他们标志性的陆军服，包抄战术同样是在理解了它灵活机动、避强击弱的精髓后学过来的。
但德军在形成包抄战术的理论时，大规模的堡垒工事并没有出现，现在，乃木希典面临着一个整支日军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旅顺不仅已经完全变成了堡垒群，康得拉钦科还十分厉害，他并不是十年前不战而逃的清军将领，在他的手上，堡垒都充分地起到了它们该有的作用，战场已经完全变成了堡垒攻坚战！
乃木希典已经被逼上一条路，一条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路，一条当外部条件完全改变时，需要敢于打破铁律和权威、敢于创新的路。乃木希典即将选择这条路，因为他相信这才是一个指挥官真正需要有的勇气。
乃木希典也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亲历的经验教训，还是要及时总结的啊，而且反面的“历史教训”，远胜于正面的历史经验，正是在不断召开会议，深入总结第一次总攻经验教训之后，乃木希典最后提出了一个明治日军闻所未闻的全新战术：挖坑。
所谓挖坑，就是挖一条坑道到俄军堡垒之前，尽量接近堡垒，步兵的突击就以坑道作为前进基地，一举解决突击时没有任何掩体，完全暴露在俄军火力之下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地面上的伤亡，甚至如果情况允许，还可以再挖一条地道直通堡垒之下，埋上炸药，将堡垒炸上天。当然，由于这条坑道首先就是起防御作用的，它就不能从日军的阵地直线对着俄军阵地挖过去，否则就没有什么隐蔽性和遮挡性可言了，容易被俄军炮轰，而应该从很远的地方，先沿着与俄军堡垒近似平行的方向秘密开挖，然后再蜿蜒前进，类似于一个“Z”字。由于这是在正面以坑道对坑道，以工事对工事，完全抛弃了迂回包抄战术，在乃木希典这里也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正攻法。
无论叫什么名字，这种战法在中华战史上其实很常见，中华帝国的战场常常要进攻高大的城墙，与堡垒攻坚战类似，挖这种坑道前进就很常见，比如曾国荃率领湘军围困在南京的太平军时就使用了此法。看来正和俄军搬出马尾弹一样，乃木希典也没有忘记从中华战史中取取经，事实上就连叫嚣着“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也并没有放弃学习他们认为的中华帝国中的“最优”部分，后来的事实将证明这一点。
不过，令乃木希典没有想到的是，当宣布接下来将使用正攻法时，却遭到了众将和参谋们的反对。总体来说，反对的意见有三点。
首先，挖坑不利于速战速决。
其次，大家放下枪，去挖坑，这有违日军崇尚进攻的天性。第一次总攻虽然失败了，伤亡惨重，但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严重，这对日军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接下来要做的不是改变战法，而是先休息休息，找个日子再去强攻，直到攻下为止。
最后，退一万步来说，正攻法虽然看上去可行，但战术并不是理论上可行就行的，还需要得到实际中的检验。大战在即，这样风险太大。
看来要想打破权威去进行创新果然是阻力重重的，在军官们一片反对声中，他们突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乃木希典一直端坐在那里，一直沉默但和气地听着大家讲话。平时的乃木希典很有儒将的特色，一般很少发火，对部下十分随和，绝不会像有的悍将那样拍着桌子说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像这种没素质的事情乃木希典是不会干的。
等大家都充分表达完反对意见后，一直没有开口的乃木希典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诸位，正攻法的完成务求完美细致！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乃木希典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大家明白了：原来在这位老兄那里，正攻法已经形成了命令！
乃木希典既然决定要挖坑，自然也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挖，全军几万人出动，挖坑工作是选取在东北线和西线同时进行的，旅顺属于海边丘陵地带，土层下面大多是坚硬的岩石，特别是东北三堡这一带岩石层更是无比坚厚，士兵们日夜不停地作业，所有人挖得满手是血，指甲脱落，坑道才一米一米地往前推进。
但这并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随着坑道的推进，如何在俄军眼皮子底下做好隐蔽。不过这倒难不倒日军，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精通隐蔽之术的专家，就算是在人群中他们也能比别人注意到更多细节。在日军的打造下，挖出的这些坑道堪称精品。
从坑道的起点开始，每向前挖一部分，都要盖上厚厚的木板，木板上盖着泥土、秸秆，或者用装满沙土的麻袋伪装成的小山包，就连麻袋的颜色也是跟四周地面的颜色是一样的，进入坑道的人一律只能穿土黄色军服。为了解决反光的问题，所有的金属物品如眼镜、手表、钢笔等等一律禁止带入坑道，连士兵的刺刀都要用黄布包起来，晚上挖坑时更是实施严格的灯火管制，挖累了点个烟头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与此同时，虽然只是为作战挖条临时用的坑，但坑道里就像军营一样保持着干净整洁，井然有序，通信兵还在坑道里全程铺设电话线，直通乃木希典的司令部。
就这样，地底下的日军白天挖，晚上挖，远处堡垒的俄军总觉得眼前的景象似乎有哪里不对劲，但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朝土层上用机枪扫射，打打炮，求个心理安慰，也排遣一下无聊，却万万没有想到日军正在地底下朝他们一步步接近！
<h4>乃木希典的正攻法得到实战检验</h4> 
9月中旬，在开挖半个月之后，乃木希典接到报告：由于西线地下的土质更好挖，这里的推进更为迅速，已经推进到了距离俄军堡垒200~50米之间。这已经是接近的极限，不能再往前挖了，再挖就要暴露了。
既然西线的进展比较理想，乃木希典决定就在这里发起一次中小规模的攻击，既把握住西线挖坑作业带来的战机，也检验一下正攻法到底可不可行，如果可行，那么就继续在强大的东北线推广使用。
9月19日，第二次总攻发起！乃木希典命令由第十一师团在东北线进行牵制，第一师团和第九师团使用正攻法主攻西线！
进攻西线自然也是先取制高点，西线这里的制高点比望台炮台还要高，因此也是整个陆路防线中的最高点，俄军干脆叫它“高山”，军事标高206米。但是在几个月后，乃木希典的第三军测得的高度将变成203米——也就是说，当第三军在几个月后最终攻下它时，它的山头将被整整削去一截，成为后来名扬世界的“203高地”。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提前采用这一个称呼。
第一师团出发了，战前已经把坑道挖到了距离203高地仅仅50多米，准备发起突击的士兵就全部进入坑道，像出窝的老鼠一样迅捷安静地跑步前进，在接近阵地时，突然跃出发起闪电突击！面对地底下这群突然冒出来的日军，俄军一时来不及反应，而大炮已经很难射击到这样近的目标，西线不比东北线，这里就缺少重机枪。紧急时分，俄军只好站在山顶扔巨石滚木。哼，我就不信砸不死你们！
对于日军来说，不用挨炮火和挡机枪子弹，挨点巨石滚木砸这简直是贵宾级待遇，第一师团的士兵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感觉也意外，心情很激动，士气很高，不出意外的话，203高地将很可能被拿下，而对于日军来说，如果不出意外，那简直就是太意外了。
这次的意外是康得拉钦科。
开战以来，康得拉钦科总是风雨无阻、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前线，哪里情况紧急，他就必然会出现在哪里。康得拉钦科很清楚，乃木希典是一个极为厉害的对手，俄军的堡垒虽然强悍，但也有防御面过大、防线过长的缺点，康得拉钦科首先必须判断出乃木希典的主攻方向，否则一旦被乃木希典钻了空子，缺口是容易被打开的！
在接到西线战况的报告后，康得拉钦科迅速判断出，乃木希典这次的主攻方向就是西线，于是他紧急赶到了203高地督战，严令俄军必须死守，同时调集预备队增援203高地。在康得拉钦科强有力的指挥之下，第一师团从坑道里发起的多次进攻都一一被击退，不得不返回阵地，准备休整再发动更大规模的突击，反正有那条坑道在，什么时候再给俄军来一次突击都行。
休整之后，新的突击又发起了，老办法，还是以坑道作为前进基地，在接近俄军阵地后跳出坑去发起突击。而这次，日军的上方突然又纷纷落下了炮弹，贵宾级待遇就此结束。
这是怎么回事？众所周知，大炮有两个难题，首先自然是太远的距离无法炸到，而其次就是太近的距离同样无法炸到，人家离你只有百十米远了，你一炮过去，在两三里地外开花，那只能浪费炮弹，所以大炮的射程是一个区间，那么康得拉钦科又是如何神奇地炮击到近距离的呢？
答案是：创造发明，紧急的创造发明。
康得拉钦科不愧为乃木希典的克星，就在督战和指挥的同时，他已经发现乃木希典改变了战法，并基本摸清了正攻法的门路，由此得出结论：203高地缺少的其实并不是兵力，也不是武器，而是有效武器。有效武器首先是马克沁重机枪，但它们首先保障了东北三堡，而乃木希典已经同时派出了一个师团强攻东北三堡，很难调派那里的重机枪支援203高地。
和许多军功派的俄军将领一样，康得拉钦科也有一个很好的习惯：爱开会。这种会议是让每一个普通士兵都来参加的军事民主会，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士兵灵机一动的想法都会被大家热烈讨论，到最后会用一些奇思妙招甚至有些“邪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正是通过这种集思广益，康得拉钦科神奇地改变了大炮的射程！
为了对付乃木希典的正攻法，首先有士兵想到了悬浮于海中的巨形水雷，这种水雷的直径能够达到2米左右，爆炸力惊人，使用起来也方便，只是它原本是受到军舰撞击后再爆炸的，在海上作为防备敌舰偷袭之用。现在可以把这种水雷运到山上来，把引信拔去，安上导火索，在山顶点燃导火索之后推下山去，“水雷战车”就能呼啦啦地滚向日军，比大炮的威力小不了多少。
但这也很容易被日军躲过去。然后又有人从改装水雷中得到了灵感：既然水雷可以改装，那么水雷发射器是否也可以改装呢？这种发射器也是原本只用于海军，它的管壁很短，射角大，初速低，射程近，在布雷时发射圆球形的水雷入海，如果把水雷发射器和水雷都搬到陆地上，说不定可以当射程近的大炮使用！
有了这个想法，大家就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讨论和研究，最后发现需要改装的并不是水雷发射器，而是作为“炮弹”的水雷。水雷原本是圆球形的，一是方便于悬浮在海中，二是增加与敌舰的受撞面。如果要把它作为陆地上的“炮弹”，自然就必须让它朝着一般陆战炮弹加以改造以完成爆破，但又必须让它兼具水雷的特点以适用于原来的发射原理，总之，是要在两者中取个平衡。
在俄军机械师的紧急赶制下，一种长圆形的炮弹出炉了，它由尖锥形的“大脑袋”弹头拖着一个起稳定飞行作用的长长尾翼，由于炮弹比炮管还要长，改变了之前的火炮基本从炮尾装弹的模式，而需要从炮口装弹，将“大脑袋”露出炮管一截在外，以超过45度的大仰角发射，相当于是将炮弹“抛”到半空中，经过一条大曲度的抛物线后落下，直线射程就变为理想的50～400米，完全够得上炸到近距离的日军。
随着俄军把这种脱胎于水雷的新式武器称作“雷击炮”，世界上第一门真正的迫击炮诞生了。它的出现，是在战场上“不求最好，只求能解决问题”的简单实用智慧的结晶，一举解决了火炮自发明以来，无法实现超近距离射击这个极大的难题。它不一定能够受到炮兵的青睐，却绝对是步兵的最爱，除了能近距离歼敌，还因为它的射角大，发射时所产生的后坐力可以经由座板直接传到地面，不需要安装笨重的后坐装置，十分便于携带，特别是在山地作战中，发现接近之地可能有隐蔽目标时，摆在地上装上炮弹就可以轰，实在是近距离支援步兵的一种有效火力。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在很多影视剧中见到它的身影。
重新突击的日军正是受到了雷击炮的雷击。而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雷击炮的出现给俄军带来了一个创造发明的小高峰。他们又发明了“步枪齐射装置”，这是把几条步枪安在一个特制的座架上，一名俄军士兵就可以同时控制几条步枪，西线不是缺马克沁重机枪吗？他们又发明了“半自动”的马克沁重机枪！
乃木希典对这一切目瞪口呆，对面的康得拉钦科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自己好不容易搞战术创新有了正攻法，他却搞武器创新有了雷击炮。结束吧，赶紧结束吧，再这样下去，说不定连“原子弹”都要被他创新出来了！
9月22日，在发起总攻4天之后，乃木希典匆忙结束了这一次总攻，虽然很狼狈，但阵亡人数下降到了1000人以下，伤亡总计约5000人，与第一次总攻相比大大减少。同时，除了这个战斗结果，战斗过程本身也已经证明了正攻法极为有效，要不是康得拉钦科天才般地紧急发明了作为克星的创新武器，203高地都有可能一举被拿下！
乃木希典已经不用为包抄战术失灵而苦恼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那个破局的方法，这就是挖坑，就是敌我间的“你挖我也挖”。绕了一圈，结果却是一个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事实正是如此，绘事后素，过程艰辛得令人崩溃，结果却简单到令人震撼，原来所有的战略、战术、道理都是简单的，它原本就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但获得它的过程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孤独的。
乃木希典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正攻法，展现了它在对付敌军强火力阵地方面的简单、实用和有效，又被“观战”的欧洲强国武官记下，成为了他们研究的素材。在之后的一战甚至是二战的战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堑壕战”或者“平行围困”的战法反过来被西方各国推崇，成为世界各国陆军最经典的战法。一支军队开到某个战场，首先不是让士兵们去冲锋，而是拿出锄头铁锹拼命挖“Z”字形坑道，挖坑的长度可达数十公里，双方都以坑道为前进基地，都伏在坑里对射和对轰，有的军队甚至把军营都搬到了坑里，士兵们在坑里面住上半年，出来以后灰头土脸的谁也不认识谁了，可见这种战法受到各国推崇的程度。从事实来说，乃木希典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挖这种坑道、发明这种战法的人，但他应该是当热兵器突飞猛进地发展出大炮和机关枪之后，又把这种古老战法翻出来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的采用，才使这个战法受各国推崇，才让中华帝国古老的坑道战走向世界，风靡世界。看来把这种坑道命名为“乃木Z”也是并不为过的，“乃木Z”就是这样在战术创新中诞生的！
对于接下来的第三次总攻，乃木希典已经有了更强的信心，其实对于康得拉钦科的新式武器，他也不必羡慕，因为睦仁即将给他配备一种大炮，一种令人恐惧的大炮。
<h4>乃木希典第三次总攻又失败</h4> 
在第一次总攻中，乃木希典推出了所有口径的大炮，除了要对东北三堡进行狂轰滥炸，乃木希典更是对东北三堡的坚固程度进行测试：什么口径以上的大炮才能对堡垒形成有效火力。这个测试最后发现，一般中小口径的速射炮对堡垒根本无法形成打击，无论炮火多么密集，堡垒的水泥墙壁总是比较完好，堡垒既没有被穿透，又没有坍塌，可见土木工程师们对于防线确实是用心建造，而即使是第三军最大口径的重炮，也顶多能把地表部分炸掉，无法完全摧毁堡垒。
这让乃木希典意识到，相比于追求炮击的密度，更要追求炮击的强度，要给予东北三堡最有力的打击，打一炮就要有打一炮的作用，这就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随着正攻法通过了实战检验，这个需求就变得更加迫切。乃木希典相信，只要能够首先大部分摧毁东北三堡，让俄军也暴露在火力之下，加上接近的坑道作为前进基地，东北三堡一定能够被拿下！
乃木希典的要求传回了大本营，睦仁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先在东京的海边搞搞拆迁。
多年以来，在东京湾等重要城市的海防地带，矗立着一种被日本人称为国宝的巨无霸大炮，由于它是由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又被称为“大阪宝贝”。这个宝贝的特点就是炮口口径极大，竟然达到了在陆炮中惊人的280毫米，炮管与炮座总重量超过2.5万公斤，每枚炮弹的重量就超过200公斤，装弹时需要使用机械吊臂将炮弹压入膛中，炮弹发射出去后会在空中产生火车鸣笛般的呼啸声，由此它又被称为“火车弹”。炮手发射时必须准备塞耳的棉花球，不然敌军没死自己先聋了，最大射程为7000多米（14里多地），兼具平射和曲射功能（俯仰角：-5度～65度），并且炮身能在炮座上自由旋转，达到360度无死角射界，炮弹落地后能够把方圆300米之内的东西给摧毁。
睦仁的意思就是把这些宝贝拆下来运给乃木希典。这遭到了大家的反对，理由很简单：天皇陛下就是住在东京的，把这些宝贝都拆了，谁来保护您的安全？又怎么能给国民以安全感？
睦仁用一句话简单粗暴地结束了争论：乃木需要它们，它们可以帮助他穿透堡垒的水泥工事！
于是，在东京湾等日本各处海防要塞，整整18门大阪宝贝被拆除，运往旅顺战场。光运输就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先用运输船运到青泥洼上岸，然后通过火车走东清铁路南满支线运往旅顺，到达目的地后再卸到粗重的木轮上，几百名士兵用绳索往前拉。乃木希典特意把它们安置在与东北三堡隔着一两道山梁的地方，这样大阪宝贝可以通过仰角曲射，发射无烟火炮，俄军无法通过观察烟雾找到炮位，避免反过来被俄军炮弹摧毁。宝贝就是宝贝，自然要爱惜一点。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重大难题：如何瞄准？
在这之前，大多数的火炮都是直瞄或者按照图来瞄的，很显然，藏在山梁后的大阪宝贝是无法直瞄的，按照图来瞄准也存在无法及时修正的麻烦，一发炮弹就值不少钱，浪费不起啊。而乃木希典通过一番研究与试验，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就用那些坑。
观测兵埋伏在东北三堡前的坑道里，通过潜望镜观测，所谓潜望镜，就是目镜比物镜低几十厘米，观测兵可以把头埋在坑道的下方，获得观测数据后，立即计算出山后大阪宝贝们的发射方向和角度，而坑道里的电话线也起到作用了，这边电话遥控，那边就开始轰，你说你的数据，他就轰他的炮弹。在试射之后，乃木希典获得了数据：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瞄准，宝贝们的命中率能够维持在40%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相当理想的数据了，“间接瞄准法”也就这样正式出炉了。而乃木希典并不知道，他的这个最初只为解决大阪宝贝瞄准问题的间瞄法，将和正攻法一起，最终成为决定旅顺之战结果的两大创新！
10月26日，东北三堡这边的坑道也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发起第三次总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乃木希典下令：中小口径的速射炮就不要浪费炮弹了，以大阪宝贝打头，联合其他重炮，对东北三堡实施连续96个小时的炮火准备！
整整要轰炸4天，这是自总攻旅顺以来，一次史无前例的炮火准备。轰！不惜一切代价轰！
东北三堡的阵地上，俄军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世界末日的到来，地表被完全炸平，地表之下的暗堡坍塌，地下弹药库被引爆，岩石飞向半空，又如雨点般落下，砸在俄军头上，每一个俄军都受到了精神上的强烈震撼，变得狂怒不已。
炮击过后，乃木希典下令：全军不必留预备队，以500人为一组，发起连续不断的突击！
在强突之下，步兵又一次冲到了护垒壕之前。有了上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乃木希典终于不使用搭梯子这一招了，反正现在是明白了，就算是能够搭成桥，由于只能一个一个通过，也只会被俄军用机枪歼灭，为了形成密集的突击，看来必须想办法把这个壕沟给它填平。
于是，日军改用炸药爆破护垒壕外壁的方法，而意外情况又来了：爆破作业接连受阻。这个结果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因为东北三堡附近都是坚硬的岩石层，爆破效果很有限，之前挖坑就挖了两个月啊。
没办法，沟还是要过的，大家又想出一招：往壕沟里填土石麻袋！于是乎，一队人放下步枪，在其他人的掩护之下，赶紧扛麻袋去了。
然而，康得拉钦科是不会让日军就这么轻易在战场进行劳动的，自从旅顺之战以来，他很清楚，俄军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堡垒本身，只要堡垒还在，其他重机枪也好，雷击炮也好，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虽然乃木希典不知从哪里运来这恐怖的大阪宝贝，对堡垒的破坏确实很严重，但这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康得拉钦科手里有预备队，有预备的武器，只要乃木希典的炮火一停，他就命令俄军立即抢修，土木工程师嘛，他们的修复速度和质量都堪称世界一流！
现在，见到乃木希典试图以填坑的方式来清除堡垒前的最后一道障碍，康得拉钦科立即命令俄军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堡垒里的俄军于是集中所有火力，壕沟边劳动的日军又纷纷被全灭！
连填坑这一招都用上了，但护垒壕仍然没办法通过。乃木希典并不知道，其实东北三堡只要有康得拉钦科还在镇守，护垒壕就是没有办法从地面上通过的，在乃木希典分别付出惨痛代价清除了“跑道”、铁丝网这两道障碍后，地面突击队能够到达护垒壕边，这将是他的最好成绩。后来，一直到东北三堡被攻破，甚至整个旅顺被拿下，乃木希典的最好成绩也一直停留在这里，他始终都没有找出能够在地面上通过护垒壕的办法。护垒壕又称反步兵壕，果然名不虚传，康得拉钦科就把它变成了乃木希典不可逾越的天堑！
面对着地面上惨烈的一幕，乃木希典仍然没有下达停止突击的命令，因为，乃木希典正是不准备从地面上通过护垒壕，他相信他真正的杀招是康得拉钦科想不到的。
4天前，当地面炸得昏天黑地时，乃木希典命令工兵敢死队猫在坑道里，以地面炮声作为掩护，艰难地炸开地下岩石层，向着堡垒下方掘进！地面上炸了4天，工兵敢死队也就在地下偷偷炸了4天，一直到炮战停止，地面上的步兵已经发起地面强突之后，工兵敢死队仍然在秘密向前推进，而乃木希典也正是要借助炮战和持续不断的地面强突，来吸引住康得拉钦科和堡垒里俄军的注意力，然后在地底下将坑道继续挖到堡垒下方，一举炸飞堡垒！
原来，在第二次总攻尝试正攻法的基础上，乃木希典这次是要将正攻法贯彻到底，真正劳动的日军是在地底下，而地面明攻，地道暗取，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正攻法了，是炮兵、步兵和工兵协同作战，是把正攻法和地面强突结合起来的整体作战，也可以说是地面和坑里的“立体作战”！
乃木希典相信他已经给康得拉钦科挖了一个真正的“坑”，所以无论地面出现怎样惨痛的伤亡，他都坚持不为所动，因为他在等待地道里的那一声巨响，那一声把康得拉钦科和俄军堡垒一起炸上天的巨响。
然而，康得拉钦科又一次让乃木希典感受到“意外”。
在第二次总攻中，乃木希典完全暴露了正攻法，康得拉钦科组织俄军紧急发明了雷击炮等新式武器，但康得拉钦科就是康得拉钦科，他并不认为乃木希典的坑道只会挖到阵地之前，他也知道乃木希典一定会想办法向着堡垒下方继续掘进的。于是，他重新部属了防御，命令各堡垒抽出兵力，布置反地道作业。所谓反地道作业，就是从堡垒向日军阵地挖出多条反向地道，相当于在地道里设置岗哨，就在那里等着日军工兵上门。
果然，在听到日军咚咚的作业声后，守候在地道里的俄军就在周边挖好炸点，引爆炸药。随着地底下传来沉闷的声响，日军工兵辛辛苦苦挖好的地道被炸毁了，他们不是当场被炸死，就是被埋在迷宫似的塌陷的地道里，孤独地走向死亡。
乃木希典欲哭无泪，费尽心思，却再一次化为泡影！
11月1日，在苦苦坚持了7天之后，第三次总攻不得不结束。此战第三军阵亡1000余人，伤亡共计近4000人，伤亡数与第二次总攻基本相当，但相比于第一次总攻已经大幅度减少，这继续证实了正攻法的有效，但仍然被康得拉钦科阻截。
面对这样一个当世稀有的对手，换成别人，恐怕早就哭晕在了坑里，但乃木希典没有哭，他仍然相信不断完善的正攻法就是正确的破敌之法，他相信只要再把这个方法坚持下去，总有击败康得拉钦科的那一天！
然而，乃木希典不会想到，他可能再也没有坚持下去的机会了，他没有被康得拉钦科彻底击败，很可能要被自己人给击败了。旅顺久攻不下，伤亡惨痛，让乃木希典陷入了无人理解的境地，尤其在日本本土，人们对他的愤怒和不满已经达到了顶峰，甚至连睦仁都可能不会再支持他了，因为睦仁已经接到了对乃木希典的处理意见——撤职。

第四章 乃木希典为何坚持不主攻易攻的203高地？
<h4>东乡平八郎的危局与请求</h4> 
自日俄战争以来，正如在甲午战争时期不再称呼“大清帝国”，而把带有蔑视意味的“支那”正式搬上书面文件一样，日本国内把俄罗斯的英文“russia”正式翻译成“露”，这是诅咒俄国像“露水”一样，见到“日”就消失。对俄国人蔑称为“露助”，甚至还把肠胃药改成了“征露丸”，反正后方的人上不了战场去动手，但可以动动嘴皮子。
骂着骂着，大家又有了一个新的被骂对象，他竟然就是乃木希典。
自从8月份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来，乃木希典指挥第三军对旅顺强攻了3个月，实事求是地说，已经出现了日军史上最惨痛的伤亡。所谓最惨痛的伤亡，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于明治日本来说，国小民少，一战死个5000人，那就是国家级的大事故；二是这样的伤亡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尤其严重。
日军采用的是师团制，某个师团就是来自某个地方的，比如第一师团东京师团，大家都是来自东京的；第四师团大阪师团，大家又都是来自大阪的。乃木希典伤亡是发生在三个师团中的，尤其是发生在作为主力的第一师团中，于是在东京街头，就会出现这样一幕。
某天，一个人走在路上，碰见了另外一个人，他神情悲痛地告诉这个人：“本人之父在乃木长官军中作战，已阵亡！”
这个人原本是想另外一个人来安慰他的，没想到这个被告诉的人也说：“本人之兄在乃木长官军中作战，亦阵亡！”
他们只好互相安慰地往前走着，碰到第三个人，还没等他们开口，这第三个人已经开始号啕大哭了：“本人之父兄同在乃木长官军中作战，亦阵亡，亦阵亡啊！”
于是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乃木希典在东京的家中。人们聚集在乃木希典在东京的家门外叫骂。
“乃木无能！”
“乃木残杀士兵，居心何在！”
“要乃木切腹谢罪！”
还有人特意赶来，手里拎着一块砖，只为把乃木希典家的窗户砸碎一块再走。他家的窗户就这样全碎了。
乃木希典的老婆静子每天就处在这样的担惊受怕中，她每天都只能待在家里，一出门，就会发现四处都是唾骂乃木希典的声音，如果被别人认出她就是乃木希典的老婆，那还不会被骂死？
对于身在前线的乃木希典，人们也有办法表达愤怒，那就是写信去骂，什么你应该引咎辞职啊，应该主动切腹向天皇谢罪啊，什么要是换成我是你，我早就羞愧而死哪还有脸面在世上吃饭啊，等等。乃木希典只好把这些火力十足的“骂信”默默地看完，又默默地折好放回信封，放在一旁。
说到自己残杀士兵，乃木希典是极为痛苦的，他确实冒失过，那就是第一次总攻，也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之后为了减少士兵伤亡，特意想出了正攻法。如果在第一次总攻的冒失之后，他乃木希典什么都不做，继续按照经典战法继续坚持地面强突，那才是真正残杀士兵，而后方对他的努力是看不见的。
而第三军军中的部分军官也对他有所不满，他们不满之处恰恰就是乃木希典放弃经典战术，使用从未使用过的正攻法，虽然减少了伤亡，但是导致攻克旅顺进展缓慢，也令第三军和司令长官本人背负如此强大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只要一举攻克了旅顺，难道后方的人还有话说？
看来乃木老兄已经是内外交困，左右不是人了。面对整个日军从未遇到过的战地情况，面对康得拉钦科这样一个极为可怕的对手，他勇敢地打破传统和常规，勇敢地做了“自己”，却在前后方都没讨好。此时的乃木希典一定想到了一句话：坚持做自己难啊，创新难啊。
更让乃木希典痛苦和绝望的还是下面这件事情：就连大本营内也有了“倒乃木希典”的声音，大本营对他的不满只来自一个残酷的现实：战争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乃木希典必须迅速攻克旅顺，但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做到。
在日本陆军的战略中，乃木希典的任务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不让一个俄军走出旅顺，免得威胁大山岩奉天战场的后路安全；其次是攻克旅顺，歼灭这批俄军；然后是越快攻克旅顺越好，率领第三军5万多人去增援大山岩。也就是说，乃木希典并不是打好他自己的仗就可以了，他还承担着为陆军战局服务的任务。而随着战争的推进，他也需要为海军战局服务，因为东乡平八郎也在盼着乃木希典早日攻克旅顺，然后从陆地上发炮歼灭旅顺港里的俄军太平洋舰队。
东乡平八郎为何需要陆军才能歼灭太平洋舰队？从事实上说，这并不是他无能，而是实在没有办法，这又是由旅顺特殊的地形所决定的。
在旅顺的南面是茫茫大海，旅顺陆路已经三面环山了，更加神奇的是，即使是在入海口处也有山头分别从东、西两边伸到海中对峙，像伸出的“两把蟹钳”，在海面上形成半闭合的“旅顺口”。这个狭窄的“口”，每次只能通过一艘大型军舰，隔开了旅顺外港和内港，俄军太平洋舰队就可以停泊在内港，并且还可以躲在那“两把蟹钳”的山头后面，特别是内港的西港，更适合于隐蔽和驻泊。如此一来，东乡平八郎率领舰队从海上进攻，就只有让军舰一艘一艘地通过“旅顺口”进入到内港。不幸的是，俄军又在那“两把蟹钳”上修建了海防炮台，当东乡平八郎率舰队来攻时，这些强大的海防炮台就发挥作用了，日军军舰来几艘就炸烂几艘。
当时世界上有一种公认的观点，欧洲最强陆军以三倍之兵也很难在陆路上攻下旅顺。那么世界公认的从海上攻入旅顺港的时间是多久呢？答案是“不可能，一万年也不可能”，因为“用军舰从海上去进攻陆地上的炮台那是最愚蠢的想法，无异于自取灭亡”。而海战打响后，狡猾的太平洋舰队一直不离开海防炮台的射程，到深海与东乡平八郎决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神仙，东乡平八郎才有可能从海上歼灭太平洋舰队，他只好先想办法率领联合舰队封锁在港口外，让太平洋舰队也出不来。现在，要歼灭太平洋舰队，就只能在东乡平八郎已经封堵住港口的前提下，寄希望于乃木希典攻克旅顺后，从岸上发炮炸掉俄军军舰。
进入7月份后，海面上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大本营得到情报：尼古拉二世正在计划从欧洲派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前来旅顺海面增援。这个情报不仅对东乡平八郎，对整个日本都是致命的打击。
俄军单一支的太平洋舰队或者波罗的海舰队，它们的实力都与联合舰队相等，一旦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东乡平八郎必须同时迎战两大舰队，腹背受敌，别说歼灭俄舰队，就连日本本土都没办法保卫。所以，为了全力迎战即将到来的波罗的海舰队，首先必须歼灭太平洋舰队，阻止俄军两大舰队合流，而这就不再是“寄希望于乃木希典迅速攻克旅顺”，而是他必须迅速攻克旅顺。乃木大人，你要快点！
在这种情况下，东乡平八郎的上级——日军海军军令部部长伊东佑亨出面了，他拜会了陆军出身的大本营总参谋长山县有朋，转达了东乡平八郎发来的电报，迫切要求乃木希典迅速攻下旅顺，以完成歼灭太平洋舰队的任务。大本营迅速转给乃木希典，同时，东乡平八郎也并不只是单纯催催乃木希典而已，虽然要在海上封堵一支大舰队谈何容易，东乡平八郎已经堵得很艰苦，但他也很明白乃木希典的难处。东乡平八郎下令把军舰上的部分舰炮给拆下来，同时调派部分海军军官和水兵上岸，组成“海军陆战队”，名为“海军重炮队”支援乃木希典。
东乡平八郎也带来新的打法，由于他之前曾经在旅顺港外使用过间接炮击，也就是用舰炮以大角度和超远距离曲射，试图越过那“两把蟹钳”轰炸躲在内港的太平洋舰队。而海军重炮队上岸后，就可以把间接炮击的炮击点转移到陆地上，陆地上布炮更加方便，不会受风浪和岛礁的影响，可以实施更加有效的间接炮击——盲打。
东乡平八郎的盲打，并不是乱打，在军事上，盲是眼不见而心中有规律，乱是即使眼见心中也无规律，盲打是先在地图上，把俄军陆路防线后的旅顺市街和港口划分成一个个“棋盘格”，然后用舰炮越过旅顺防线上的那些山梁，按顺序逐个摧毁这些“棋盘格”。所有实施盲打的舰炮都采用下濑火药，不仅爆炸威力大，而且还由于是无烟火药，发射时不会产生烟雾，也就没有被俄军发现炮位之后反过来用大炮摧毁的危险，可以不急不忙地去“毁格子”。当然，正是因为如此，盲打只能在白天进行，晚上是无法盲打的，因为炮火闪光会暴露舰炮的位置。
应该说盲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旅顺城中和港口被炸得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太平洋舰队就比较辛苦了，为了避免军舰被炸毁，它们只好在白天开到外港，找到一个既能躲避盲打又不离开海防炮台射程的地方，到了晚上见炮火停了才又开回内港，因为外港也不安全，一到夜晚东乡平八郎是可以出动小小的鱼雷艇发动偷袭的。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太平洋舰队鼓起勇气冲出去，却又被东乡平八郎通过海上追逐和苦战后给赶了回来，乃木希典仍然保持着可以从陆路毁灭太平洋舰队的可能性。
正是在陆海两军的强大压力之下，8月19日，乃木希典发起对旅顺的第一次总攻，冒失地采用了包抄战术，没有成功。然后，海面上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尼古拉二世派遣波罗的海舰队的情报已经得到证实。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从歼灭太平洋舰队的角度出发，东乡平八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建议乃木希典即使一时无法攻克旅顺，至少先攻下一个能够看到太平洋舰队的山头，在这个山头上发炮炸沉太平洋舰队。
于是在一时攻占东北线的制高点望台炮台无望的情况下，乃木希典把第二次总攻的主攻方向放在了工事相对薄弱的西线制高点203高地，这既是对正攻法是否有效的检验，也是为歼灭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山头。在那次总攻中，乃木希典虽然没有攻下制高点203高地，却接连夺下了其他3座高地，在它们当中，有一座紧邻203高地、位于它的北面的山头，军事标高为183米，已经相当接近203的高度，俄军称之为南山坡山，乃木希典见其形状像海鼠（即海参），称之为“海鼠山”。爬上山顶的第三军士兵发现在这里几乎可以眺望到旅顺全港，也可以看到港口内的太平洋舰队，但还留有一个死角，也就是俯瞰内港西港时，会被前面的203高地挡住部分视线。
二话不说，乃木希典下令在海鼠山上建立炮兵观测所，在白天指挥山下的大炮隔着山头轰炸能够看到的太平洋舰队，这个瞄准方法就是乃木希典后来用于大阪宝贝的“间接瞄准法”的最初版本。由于此时大阪宝贝还没有运到，开火的大炮仍然是东乡平八郎的舰炮，这就相当于把东乡平八郎的军舰“开”到了岸上，通过海鼠山山顶的炮兵观测所进行瞄准后炮击，这比盲打的效果又进了一步，太平洋舰队几艘军舰被击中，要是不跑得快，连击沉都有可能。太平洋舰队又只好重复之前白天开到外港、晚上开回内港的狼狈动作，但俄军后来终于发现了第三军是站在海鼠山上进行观测的秘密，他们就把军舰开到一个海鼠山上观测不到的死角——也就是更隐蔽的内港西港，这样就不必担心被乃木希典给炸了。
由于在海鼠山上的观测死角是被南面更高的203高地所遮挡，乃木希典就推测（注意）如果站在203高地上应该可以追踪到躲起来的太平洋舰队，全部发现它们。于是乃木希典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大山岩，大山岩再上报给大本营，也就是说，通过第二次总攻，乃木希典除了检验了正攻法的有效，也为海战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锁定了可能观测到整个太平洋舰队的203高地。但乃木希典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巨大成绩在接下来竟要成为他被撤职的导火索。
大本营对这个情况高度重视，因为海面上的情况又更加严峻了。
10月15日，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正式从欧洲起航，它将绕地球大半圈来到旅顺海面，预计将在3个月后（1905年1月15日左右）到达旅顺，而海战的特殊性在于对军舰的依赖性极大，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已经海上苦战了八个月的联合舰队必须回到本土把受损军舰进行维修和保养，否则将无法迎战，这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于是东乡平八郎只能倒推了：要求乃木希典必须在这一日的倒推两月之前——1904年11月15日，最迟不超过1904年12月10日，如果不能攻克旅顺，那就绝对要攻下203高地。
已经倒计时了，乃木希典肩上的压力骤增。就在这个时候，睦仁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起航、日本本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把东京湾等地的海防炮大阪宝贝逐一拆下，用家底支援了乃木希典。此时的乃木希典面临两个选择：最简单的是利用大阪宝贝攻下最强大的东北三堡从而一举攻克旅顺，其实只要一鼓作气攻下了旅顺，哪里都是“203”，随便在岸上找个地方架起大炮轰掉太平洋舰队就是，更何况也许还不需要等到完全攻占旅顺。要知道望台炮台虽然不是整个防线的制高点，但它是东北线的制高点，站在它的山顶也是“有可能”追踪藏起来的太平洋舰队的。
第二个选择就是先把东北三堡放在一边，先攻下203高地，利用间接瞄准法和大阪宝贝炸沉太平洋舰队，然后掉过头再去攻打东北三堡，最终攻克旅顺。
从海面和日本本土形势考虑的角度，东乡平八郎和大本营希望的是后一种，在第三次总攻发起前，大本营并没有明确下令，而是把这个意见非正式地传达到了乃木希典，毕竟睦仁已经放权给前线将领了，在涉及具体指挥上后方再过多地遥控是很不礼貌的。而结果我们知道了，乃木希典并没有去主攻203，由于地道已经挖到了东北三堡之前，在这里具备了实施正攻法的条件，乃木希典主攻了东北三堡，并且在实战中进一步完善了正攻法，独创了以正攻法为核心的“立体作战”战术，与此同时，对于如何想尽一切办法先歼灭太平洋舰队，乃木希典仍然在继续殚精竭虑。
乃木希典知道，要紧急攻下203高地，就要寻找躲起来的太平洋舰队，既然站在海鼠山上视线被203高地部分遮挡，那么就可以让观测兵在海鼠山山顶上升天。
在航空器出现之前，所谓让观测兵升空，并不是开玩笑，乃木希典使用了一种军事上的氢气球——系留气球。它包括氢气制造车、系留车、马拉辅助车等等，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使用时先往气球里充满氢气以便升空，而气球下边还有一个装着观测兵的吊篮，气球升空时，像放风筝那样用绳子固定在系留车上，而马拉辅助车的作用就是帮助系留车不断移动位置，以便令气球能尽量实现定向观测。当时掌握这项技术比较成熟的是德军，在乃木希典临时气球部队中担任队长的正是刚刚从德国学习归来的河野长敏。
河野长敏虽然学有所成，但具体运用到旅顺上空，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首先，气球当然要尽量远离俄军防线，不然飞到他们头顶上后，他们照着气球一枪就能打下来，而一旦被俄军发现，他们还会炮击系留车，所以地面上的系留车的位置也要隐蔽。这就决定了放气球的绝佳位置应该是与俄军防线隔着几道山梁的背面，正如大阪宝贝的位置一样，但如此一来，又会失去追踪太平洋舰队的观测点，让观测兵观测的范围十分有限。
然后，旅顺的上空海风很大，气球如果系留不稳，又会影响观测，如此一来，势必要增加系留车，用多部系留车从不同方向系留——但这又增加了暴露的危险。
说了这么多，使用系留气球让观测兵在海鼠山的山顶升空绝对不是一个最佳位置，但通过试验发现在别的升空点都无法有效追踪太平洋舰队之后，乃木希典下令：就在海鼠山山顶放气球，豁出去了！
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海鼠山上升空的士兵倒是看到了太平洋舰队，但并没有实现“有效追踪太平洋舰队”，这项技术本来就不稳定，升空都要半天，而系留绳索只是能拴住气球，无法很好地控制方向。形象地说，它只能起到刹车的作用，而不是起到方向盘的作用，你想让气球飘向这边，一阵海风过来，它偏偏又飘向了那边，坐过山车似的无法很好地观测，更别说精确计算出数据指挥山下的炮兵发炮。对于这个结果，乃木希典自然比较失望，也许在极其失望的时刻，乃木希典曾经幻想过能有一种在半空中既有刹车又有方向盘还能朝下面扔炸弹的武器，他的这个梦想其实在几年后就成真了，它的名字就叫战斗机。
乃木希典放气球失败了，然后通过总攻东北三堡攻占旅顺的战略也失败了。东乡平八郎十分焦急，按照程序，他再一次向伊东佑亨打报告，请求乃木希典在接下来的第四次总攻中，无论如何要主攻203高地并且确保迅速攻下。伊东佑亨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上报给大本营，大本营欢迎乃木希典放气球，但并不想再被乃木希典放鸽子，于是这次也顾不得避嫌了，明确向乃木希典的领导——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发电报，传达大本营会议批准东乡平八郎报告的决议。
而接到电报的这两位满洲军首脑同时火了，大山岩给大本营回了一封电报，语气相当不客气：“第三军已经做了很多有效准备，进攻作业进展顺利，为何要临时改变计划，另外寻找主攻点？我看唯有专心实行原来的计划比较有利！”儿玉源太郎更是绕过大本营，直接给海军军令部部长伊东佑亨发了封电报，质问：“你们海军为什么害怕波罗的海舰队到如此地步，要来干涉我们陆军作战？”
所谓“不能干涉”，那也是有传统的，在几十年前的倒幕运动中，日本有两个藩是倒幕大军的主力，一个是长州藩，一个是萨摩藩，他们组成了萨长联盟支持天皇，但这两个藩在历史上是有过流血冲突的，即使组成联盟后的政见也并不完全相同。后来，出于“区别”，长州藩的人大多投身陆军，而萨摩藩的人大多投身海军，两藩之间的“历史宿怨”也就顺延到了两军之间。陆海两军互相区别并以“高明于对方”为荣，比如在各自的兵工厂，大家制造同一款武器，如果海军发现陆军的螺丝是设计左旋的，那么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设计成右旋——不是“与众不同”，只要“与你不同”，以至于据说到了二战时期还有句名言：日本海军的头号敌人是陆军，剩下的精力才能对付其余敌人。
事实上在“怄气”这一点上，就连大山岩也没能免俗，在东乡平八郎要求乃木希典迅速攻下旅顺之前，大山岩也曾拜访了东乡平八郎，他要求东乡平八郎老兄迅速想办法歼灭旅顺的太平洋舰队——虽然谁都知道东乡平八郎是无法单独完成这个任务的，但知道是知道，陆军的意见总是要表达出来的嘛。
看起来这两伙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原因似乎只是大家故意斗斗气，然而情况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放在世界范围内，军事强国不同军种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不会太好，不是你这个军种要求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强者总是霸道的，大家都强，对待同一问题自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幸好还有不同的声音，那么现在，陆军与海军之间、满洲军与大本营之间僵持的局面已经形成，而焦点只有一个：乃木希典在接下来的第四次总攻中该不该先主攻203高地？
<h4>坚持不打203高地：乃木希典的两难</h4> 
在后来的日本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争锋相对的看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首先是以日本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为代表，在其代表作《坂上之云》中，司马辽太郎先生不仅认为乃木希典应该主攻203，更认为他应该更早地主攻203，因为很简单，203高地工事相对薄弱，更好攻，放着好攻的地方不攻，所以乃木希典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愚将”。
司马辽太郎甚至还指出，其实早在第一次总攻之前，东乡平八郎的作战参谋秋山真之就曾在陆海两军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攻打旅顺可以不必强攻东北三堡，不如先打203高地。看看，这个情况连海军参谋都看出来了，乃木希典作为第三军主将却还没看出来。好吧，没看出来倒还情有可原，毕竟俄军的旅顺防线是一个半环形防线，哪里都是正面，在发起一两次总攻之前，谁也不知道防线有什么弱点。那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总攻分别尝试了东北三堡和203高地之后，第三次总攻竟然又放弃相对好攻的203高地，又回去打了最难攻的东北三堡，这不就是“愚”吗？
应该说，司马辽太郎这观点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多年以来，在日本国内反对司马辽太郎的声音就比较微弱，所以只能从“精神”上去鼓吹乃木希典。这种观点认为，乃木希典放着好攻的203高地不攻，强取东北三堡，恰恰体现了一位“传统的高贵名将”的品质，符合日本优秀的传统战术：斗、战、胜的战术。
在日本，曾经有一本很古老的兵书——《斗战经》，这本源自《孙子兵法》的日本本土的兵书，却对《孙子兵法》讲究的“以正合，以奇胜”嗤之以鼻，认为这会导致士兵上了战场后逃避敌人的强大，处处小心翼翼，缺少“真锐之气”，从而反过来导致战斗最后失败。而《斗战经》讲究的是无论现实条件如何，人首先不能在气势上输给敌人，要敢于正面对抗，敢于以硬碰硬，作战迅猛、坚决、顽强，头脑中不能存在任何以多打少、避强击弱的想法，当集中所有力量于一点攻击敌军最强处之时，反而能够起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所以乃木希典的战术其实就是“斗、战、胜”的战术，他作为一个传统的高贵名将的境界，那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很显然，这种反对的观点是没有考虑到战场实际情况的，也并不具备说服力。那么，司马辽太郎的抨击有道理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评价问题，因为乃木希典所有的战术创新正是建立在始终主攻东北三堡这个基础上的，如果基础错了，那么，再多的创新也是没有意义的，看来，乃木希典一定有他不为人知的苦衷和理由。
在翻阅了大量的作战报告、史料图表并去古战场实地走访之后，我决心来揭开这个谜团，因为只有真正揭开了这个谜团，才能更好地还原这场战争。所谓只有真正了解了曾经的对手，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可能的对手，我并不认为我比那些日本历史作家更具优势，我只是认为我比他们来到曾经的旅顺古战场要更加便利。
最开始，其实我们可以从后勤保障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东北三堡附近，有一条方便后勤运输的铁路线，它就是东清铁路南满支线，正好从东北三堡附近穿过，乃木希典率领第三军抵达战场后，第三军已经是一个超过5万多人的大兵团，平均每人每天就算是吃一两菜，那也是5000斤菜；每人每天就算吃一斤米面，那也是5万斤米面；总攻时每人每天消耗100发子弹，就是500万发子弹，粮食、弹药的消耗惊人，其他还有前线兵力的及时补充、伤员的及时救护、大阪宝贝等重型武器的运输等等问题，对一条快速的交通线的依赖性可想而知。
康得拉钦科当然不会把这条铁路留给乃木希典，于是早在战前，俄军就把铁路线给破坏了，乃木希典就命令第三军在严密伪装下对这条铁路线进行了修复。此后，第三军的兵员、补给物资通过海运先从本土运到青泥洼上岸，然后再通过铁路运往旅顺前线，而第三军的重炮维修基地、弹药库、粮食库等等重要的设施都分布在以这条铁路为中心的沿线，比如伤兵包扎站就设置在沿线的双台沟（今大连市甘井子区双台沟）。前线突击负伤的士兵在这里紧急包扎后用火车直送青泥洼医院，严重的还可以通过海运转运回日本，甚至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司令部也设在铁路线旁的柳树房（今旅顺口区柳树房），从这里出门走几步就是铁路。
而铁路线是并没有完全修复的，无论如何伪装，它不可能修到东北三堡的炮火范围内等着被轰，于是铁路线两旁还有大量的“移动补给仓库”。这是由第三军征用的大清国骡马车队组成，通过这些毛细血管式的移动补给仓库，铁路线上的兵力和补给物资才可以快速地往来于突击前线和后方基地。每次总攻的突击都会造成大量伤亡，短时间内人员和枪炮武器消耗极大，说得恶毒一点，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后勤保障的“最后一米”，如果没有如此精细完备的补给线，伤亡数字一定会下降——短时间内，死这么多人都死不上。
正是出于对这条铁路线的依赖，旅顺攻击战一开始，乃木希典就选择主攻东北三堡并一直留在这里，这里的兵力和火力配置最为迅速，能集中全部战斗力，立即迫近康得拉钦科的主防御线，并且在攻破主防御线后，马上就能进入旅顺要塞内部，达到一举置要塞于死地的目的。这说明，乃木希典的主攻方向并不是偶然选定的，而是由后勤保障以及敌我状况决定的，这种选择无可厚非。
但是，相信大家也发现了，这只是乃木希典主攻东北三堡的原因，却并不是他坚持不主攻203高地的原因，至少不是这个单一的原因，如果主攻203高地只存在后勤保障这单一困难，那么也就说明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战争本身就是用极端手段来解决困难嘛。单一的困难一般好克服（比如大不了再新修一条铁路支线到203高地），但多方面的困难就比较难克服了，主攻203高地正是存在这“多方面的困难”，而这一切的秘密又是只有亲自徒步于古战场才能很好地发现的。
首先，从地势来说，从东北三堡到203高地的外围区域有大片的空旷区，这正是俄军炮兵的最佳靶位，如果要新修铁路，就必须绕过这片空旷区域，费时费力。更何况在乃木希典确定了正攻法之后，第三军一直都在挖坑，哪还有时间修铁路？所以新修一条铁路支线到203高地来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是并不现实的。
其次，从相对位置来说，东北三堡比203高地更靠北，而乃木希典从整体上来说是从北往南进攻，如果主攻203高地，东北三堡的俄军足以在侧翼和后路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也就是说，如果不事先夺取东北三堡，或者至少压制东北三堡的火力，牵制住这里大批量的俄军，还是根本攻打不了203高地。而乃木希典任务的首要层次是不让一个俄军走出旅顺，让旅顺成为一座“孤城”，在全部合围旅顺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攻占旅顺的下一步任务，这就是无论在哪一次总攻中，乃木希典都无法将全部的兵力派往一个方向，总要“全线出击”的原因。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战斗时不仅要考虑己方在兵力和火力上的配置和补给线，更要考虑对方的配置和补给线，乃木希典同志在第一次总攻时就已经发现，康得拉钦科在这方面也是一个绝对的专家。在他的部署下，整个旅顺陆路防线是一个十分严密和完整的体系，事实上旅顺防线内部的补给线和支援线四通八达，从东北三堡到203高地之间更是有快道相连，康得拉钦科在作战时首先判断的是乃木希典主攻哪里，一旦形成判断，就会立即从另外的地方调配预备队快速增援。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个可怕的对手面前，乃木希典无论主攻哪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203高地的“好攻”只是表现出来的而已，这种表面上的“好攻”构不成不顾其他因素去冒险的动力。
而康得拉钦科又是一个有着强大军事嗅觉的人，受山头分布的影响，一开始的时候，203高地以及整个西线在工事上确实相对薄弱，而在乃木希典第二次总攻主攻到这里后，这一攻，就引起了康得拉钦科特别的注意，特别是后来乃木希典又是在203高地旁边的海鼠山上建立炮兵观测所，又是放气球，康得拉钦科也明白了守住203高地对于太平洋舰队的意义。于是乎，等到第二次总攻一结束，就在乃木希典挖坑的同时，康得拉钦科立即出动大军加固西线，特别是对203高地的工事进行了重重修整，新的工事从山脚修到了山顶，同时调遣更多俄军驻守在山顶上。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的这个杰作。这就是说，在乃木希典发动第三次总攻和第四次总攻时，203高地连表面上的“好攻”也都不存在了，不知当年的司马辽太郎先生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细节。
当然，满洲军陆军三将——大山岩、儿玉源太郎和乃木希典自然也有陆军的想法，出于陆战的考虑，旅顺之战不是击溃战，不是游击战，而是攻坚战加歼灭战，攻占旅顺，必定要全歼或者歼灭加俘虏全部俄军，必须将5万俄军的战斗力终结于此，由此才谈得上第三军在攻占旅顺后能够迅速撤走，增援大山岩在奉天的主战场。而旅顺俄军的背面就是大海，已经退无可退，正是因为东北三堡是防线精锐所在，康得拉钦科必定会死守，也就是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避强击弱”的问题，攻占旅顺，是一定需要拔掉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这颗“大钉子”的，至于203高地，则不一定需要。
对于攻下东北三堡，乃木希典已经摸索出了方法，这就是已经在第三次总攻中实施过的经过完善的正攻法——“立体作战”。
这个战术虽然失败过一次，但这更加坚定了乃木希典把它继续坚持下去的决心，这又不是因为乃木希典的“愚”，也并不只是积累了一次经验，更是由于一个显然的战场事实：坑道已经挖到了东北三堡之前，康得拉钦科从此要想在地下完全防住日军比在地面难多了，他可以防住一次，防不住两次三次。而让康得拉钦科的防御重心被迫转入地下，这不正是日军所需要的吗？它意味着那些铁丝网、护垒壕以及堡垒里的强火力，都通通失去了效用，乃木希典需要的只是时间，需要的只是在第四次总攻中再次尝试，所以，大山岩这才怒气冲冲地质问大本营：“第三军已经做了很多有效准备，进攻作业进展顺利，为何要临时改变计划，另外寻找主攻点？”
更加令人郁闷的是，他们这陆军三将也并不是不想顾及日本本土，因为危及日本本土安全的并不只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还有奉天一带的陆战主力战场。日军陆军总共才4个军，乃木希典已经分出了一个军在攻打旅顺，俄军却是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不断向奉天增兵的，因此奉天战场也越来越迫切需要乃木希典尽快攻占整个旅顺后增援，而不只是攻占203高地，否则如果奉天一带的陆军主力战场溃败，俄军同样会乘胜打到日本本土！对于乃木希典来说，东乡平八郎在等着他攻占203高地以全歼太平洋舰队，而大山岩也在日夜盼望着他迅速攻占整个旅顺增援！
这就是乃木希典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了：旅顺之战死，日本必死，旅顺之战活，日本有可能活。随着战争的发展，他已经是将陆海两战场最重的压力系于一身了，已经继之前的战术生死局后，陷入了战略生死局，一个关乎到整个日本的生死局。无论有多少理由和原因，乃木希典需要破局，日本无论生或死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他要顶住压力，在接下来的第四次总攻中一点点地打出来！
好吧，那么现在，乃木希典就需要来做一道很简单的预判题了：到底是先主攻203高地有可能全歼太平洋舰队，然后再攻打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最后攻占旅顺？还是在已经对用正攻法拔掉东北三堡有信心的基础上，继续朝这个目标努力，一鼓作气先攻下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最后攻下旅顺，接着去歼灭太平洋舰队？
很明显，陆军三将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预判，大本营也做出了他们的预判，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只是预判上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必须解决，因为战场上的预判矛盾是指挥系统中最危险的矛盾，所有的一切都等待着他们的领导——睦仁的最后裁决。
<h4>睦仁再一次支持乃木希典</h4> 
在满洲军和大本营吵得不可开交时，睦仁在继续做着他的事情——全力支持乃木希典。经过第三次总攻，乃木希典又缺兵了，睦仁就想办法再次给予兵力上的支援，这次派出的是留在本土的常备军中最后一个师团——第七师团（旭川师团）。
战争爆发之后，即使近卫师团都已经上了满洲前线，第七师团都还一直留在本土没有动，这是由于它驻防的地方很特殊——北海道。这里隔着宗谷海峡，就是俄国的萨哈林岛（即从我国霸占的库页岛），也是俄国本土与日本最接近的地方，第七师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睦仁决定：将第七师团满编1.5万人全部派给乃木希典，一个不留！同时，军政部门刚刚训练成3个工兵连，也全部派给乃木希典，这是给乃木希典继续实施正攻法使用的。
睦仁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支持了，如果俄军真的突发奇想派兵渡过宗谷海峡来进攻日本本土，那他就只有等着被活捉的命运，从此之后，日本本土再也没有一个常备兵了，全国能入伍的青壮年也基本都上了战场，剩下的只是幼儿寡母、老弱病残。从此之后，就算睦仁再想支持乃木希典，他也已经无兵无炮了。大本营其实也提出过反对意见，上次您已经把大阪宝贝运走了，这次兵力能否留下一半？而事实证明，睦仁也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他的态度依然简单粗暴：如果乃木希典不能成功，留着兵力守卫本土又有什么用？现在日本已经陷入这场战争之中，需要的不只是本土的安全，更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要派就全部派走！
接下来，就是大本营和满洲军之间的意见分歧，大本营参谋次长正式上奏：可否将乃木希典“召回”？当然，所谓的召回就是体面地撤职，当年山县有朋就享受过这种待遇。
“这是对乃木的羞辱，如果这样的话，他会活不下去的，他会当场切腹的！”
睦仁首先大声拒绝了撤换乃木希典的要求，然后为了表明他的坚定，他还特意下了一道手书。不知怎么的，当听到要求撤换乃木希典之后，睦仁感觉很愤怒，虽然在涉及人事安排这样的大事上，他很少独断专行，但这位仁兄又一次使用了简单粗暴的态度：在不能撤换乃木希典这个问题上，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谁也不要再提。
然后，针对是否要先主攻203高地的问题，睦仁召开御前会议做出裁决：第三军必须迅速攻克旅顺，在万不得已的场合（即一举攻克旅顺无望），首先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攻破敌舰队，或者予之极大的损害，令其不能恢复战斗力。
这就是在告诉乃木希典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能力支持你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有把握按照原计划从主攻东北三堡入手一举拿下旅顺，你就拿下；如果没有把握，就必须先攻占203高地。怎么攻，你自己去想办法，而且不是攻下203高地就可以了，最终还是要拿下旅顺。知道你没有多少把握，但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睦仁知道让乃木希典改变主攻方向他并不甘心，但这个裁决其实也是希望乃木希典能够去攻打203高地的，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很显然，在东北三堡的正攻法还需要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去捕获机会，而日本已经耗不起这个机会，所以反推过来只能去主攻203高地——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哪怕是乃木希典本人和第三军做出自我牺牲。
乃木希典真是个比较顽固的人，在接到最高裁决之后，他仍然认为继续主攻东北三堡然后攻下旅顺比较有利，与此同时，乃木希典内心最后一个苦楚是无处吐露的：对于后方人们对他的谩骂，他也不得不在乎。
在第一次总攻的冒失之后，也正是为了尽量减少第三军伤亡，他不惜冒着改变日军经典战法的风险坚定使用正攻法，实际上是以较长的攻击时间来换取更低的伤亡，而他还是在国内拥有了“残杀士兵”的骂名，后方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从军事上来说，残杀士兵的不是他乃木希典，而是敌我武器之间的“代差”。正如跟长枪对应的是盔甲，跟火炮对应的是装甲一样，能够与康得拉钦科手中这种完美的防御工事相对应的，就是那种可能让乃木希典神往过无数次的“未来型”武器——战斗机。
而现在在203高地这里，康得拉钦科已经把工事从山脚修到了200多米高的山顶，如果要攻占203高地，那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以付出几个月的心血、伤亡数万士兵所换来和坚持下来的正攻法，又回到了第一次总攻时的地面强攻，这必定会给第三军不可想象的伤亡。如此一来，即使乃木希典并不“残杀士兵”，也不得不走上这一条路了，自古战场后路必须求稳，让5万骁勇善战并且拥有用6年时间修筑的坚固堡垒的俄军留在自己主力的后路，这大概只有这支日军才敢挑战。而自古攻城必有3倍兵力，以相同的一个军的兵力去围困、去仰攻和全歼这些俄军，这个军的司令长官，大概只有乃木希典才敢挑战。但是，在已经背负骂名、连自己在后方的老婆都无法安生的情况下，残杀自己的战士，乃木希典却不能挑战！
乃木希典把他的作战计划上报给大山岩，内容是继续主攻东北三堡。大山岩同意了这个报告，他在报告上签字后转奏给睦仁，大本营自然还是不同意。现在，睦仁又要面临第二次裁决。
睦仁对乃木希典的这份计划赐下敕语：
 
“旅顺要塞乃敌对天险加工，地处金汤，其攻克之不易，固不足怪，朕深察汝等之劳苦，日夜轸念。然而，现在陆海两军情况为：攻克旅顺之日期不容许延缓。正当此时，闻第三军总攻击之举，得其时机，甚慰，殷切希望成功，夫汝等将卒宜自爱努力！”
 
就到底该攻哪里而言，睦仁做出的重要批示什么都没说，但其实他也什么都说了，那就是：他传递一种态度，一种信任的态度。
乃木希典被触动了，他完全没有想象过这份并没有按照御前会议裁决做出来的作战报告，会得到睦仁这样的敕语，会得到他这个最高首脑最高限度的放权和信任。如果睦仁以天皇的名义明令乃木希典改变作战计划，重新确定主攻203高地，乃木希典只能照做，但睦仁并没有这么做，这反而让乃木希典谨慎起来，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他其实并没有选择，接下来最重要的，不是不甘心先放弃攻占东北三堡的机会，而是先最大可能地保障歼灭太平洋舰队的机会！
东乡平八郎也行动了，在走完了那些陆海两军部门间的正式程序之后，他以私人的名义给乃木希典写了一封信，恳请乃木希典老兄能够在万难的基础上，深深体谅联合舰队目前的危局，做出更大的奉献与牺牲，去攻打203高地。
乃木希典又一次被触动了，因为这是来自东乡平八郎的信件，乃木希典一直是把东乡平八郎视作偶像的，如果说乃木希典的内心只敬服两个人的话，一个自然是睦仁，另外一个就是东乡平八郎。开战以来，他和东乡平八郎之间也一直是紧密配合的，乃木希典很清楚，东乡平八郎的原则一向是先做好自己，先从自己这里想办法，不是百般无奈，万无办法，东乡平八郎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现在他写这样的信件，就已经说明了为了歼灭太平洋舰队，他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做出了所有的努力，只有相请于第三军这条唯一的途径。
在内心的极为痛苦和挣扎中，乃木希典不得不确定了第四次总攻无论如何也要攻下203高地的信念，然而，即使是将主攻方向临时调整为主攻203高地，也不得不首先压制住东北三堡的火力，截断这里的俄军增援203高地的通道，这块整体防线上的最强阵地是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还是要首先去攻击它们。好吧，对于乃木希典的内心来说，他就把这当作能否一举攻破东北三堡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要这里的战场形势一有利，他就会抓住战机，这是他在极度不甘心中的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

第五章 人肉挡机枪！乃木希典惨烈攻下203高地和旅顺
<h4>第一次拼刺刀：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h4> 
旅顺战场上的时间已经进入了11月底，天空中偶尔飘下雪片，第三军士兵身穿土黄色作战服，为总攻做着最后的准备。土黄色并不是日本陆军作战服原来的颜色，虽然当时日军对军装的要求还不是特别严格，也有不统一的时候，但陆军常规作战服在冬天为黑色，在夏天为白色，夏天白色的作战服干净是干净，就是太晃眼。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一边往前冲，一边还要防备溅一身泥，正由于乃木希典使用了正攻法，临时将夏季作战服由白色改为土黄色，由于它的实用性，很快推广到整个满洲军，并且各军都强烈要求不用再改回去了，春夏秋冬一直都土黄下去挺好。从此，日军的军服也由明治早期追求的“军容”正式让位于实战，这也算是乃木希典的正攻法对日军的一个意外贡献。
用帐篷搭建的军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野外宿营地，夏季时的帐篷就直接搭建在地上，随着冬天的到来，工兵在地上挖出几米深的坑，帐篷移到了坑内，避风保暖。每个帐篷里，最大的物件是睡觉用的粗糙垫子，相当于本土的榻榻米，此外就是摆放着士兵用于放生活用品的木头箱子，无论帐篷内外，都必须时刻保持干净和整洁，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专门的人过来检查。
军营里的卫生纪律严格到了一种苛刻的程度，每一位士兵在来到战场之前，在本土接受的除了军事训练之外，还必须接受卫生方面的训练，就连洗澡和洗衣服都有具体的条例规定，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只能按照分解的动作完成。这看上去虽然十分刻板，而实际上唯有如此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在野战军中爆发传染病。
为了避免被俄军投毒，水源每天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吃的方面，士兵们原本以精白米为主食，为了保证营养。后来发现军中脚气病大规模流行，为了解决脚气病，后方的卫生部门经过多次试验，开始为士兵供应大麦饭、硬饼干等粗粮、杂粮，脚气病蔓延的趋势终于得到了控制。
在严格的野外驻军纪律之外，乃木希典统领全军在进行着日复一复的刻苦训练。所有的训练都是根据《步兵操典》来进行的，什么情况下应该集中发起突击，什么情况下应该保持散兵队形，什么情况下应该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这些都得到了规范和说明，甚至就连对于伤兵也有要求，那就是受伤倒地之后，尽量不要翻滚哀号，以免影响全军士气，一边喷血还要一边保持姿势，这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而对于前线干部的要求则更加严格和细致，当以小队为单位发起突击时，全队不吹军号，不高喊，全凭前线干部的手势，以最大限度地让俄军不知往哪儿打才好，另外也有助于士兵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指挥官身上，做到统一进退，令行禁止。
随着作战计划的最终确定，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笼罩着第三军，几天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再有紧张，因为到那时他们全部已经阵亡了。
11月26日，乃木希典下令：全军发起第四次总攻！
以全部的18门大阪宝贝打头，几百门重型火炮向着东北三堡一齐开火，在实施连续3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乃木希典命令第三军以师团为单位，对着东北三堡同时发起突击！他又创造了日军中一个纪录：以师团为单位的突击，这意味着一万多人同时冲锋，而能够实现这一点正是来自战前严酷的分解训练。
战至傍晚，各师团几乎同时传来消息：突击受阻，无法前进！
看来又没有出现奇迹，乃木希典内心从东北三堡打开突破口的微弱希望并没有变为现实，那么接下来要迅速改变作战目标，强夺203！
首先要做的是准备工作，也就是分割整条防线，截断康得拉钦科从东北三堡增援203高地的快速通道，很显然，这只能以奇袭战速战速决，乃木希典决定：冒险！在203高地与东北三堡之间，自北向南生生插进去一支队伍，如果俄军的整条防线是一横，那么就在这一横上再画上一竖，像一把利刃一样直插整条防线，生生截断俄军！
在地势上，有一条天然的“一竖”，这是一条从旅顺北部向南流入大海的河流：龙河。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廷在龙河上设置旅顺水师营，从此龙河边也就有了一个名叫“水师营”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往南的松树山堡垒就是旅顺防线东北线和西线的结合部，同时也是俄军封锁龙河河谷的主要火力点。在乃木希典看来，只要让敢死队沿着龙河河谷长途行进，出其不意地专门攻破松树山堡垒，就可以分割防线，形成据点，阻截东北三堡增援203高地的俄军，到时候甚至还可以视情况形成对东北线或者203高地的后路包抄，在东北三堡进攻已经受阻的情况下，康得拉钦科一定想不到日军还会在这个地方发动奇袭。风险很大，利益更大。
但就是在行进到松树山堡垒的途中，沿龙河两岸还分布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堡垒和火力，前进的敢死队必须先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火力点，趁着夜色偷偷摸摸地前进，在安静中迅速穿插至松树山堡垒。总之，这是一支闪电战式的孤军深入的队伍，也基本是一支有去无回的队伍，必须以看得见的牺牲去搏那万分之一可能的胜利。
在乃木希典的命令下，3000多人的敢死队迅速组建，为了表达不惜一死之决心，更为了在摸黑行军中便于互相辨认，以防止有人掉队之后找不到队伍，大家必须在土黄色的军服上增加点比较明显的标志。于是，每个敢死队队员的胸前都交叉斜挂两条白布条，由于日本人劳动时会用两条带子绑住和服宽大的袖子，在胸前形成一个斜十字，称为“襷（jǔ）”，全队就叫“白襷队”。
乃木希典来到了出发阵地，他亲自检阅了白襷队，他的要求只有一个：走得静，穿插快，不恋战，经常派通信兵与军部和友邻队伍保持联系，以便突击成功在望时后方能够及时增援，直至成功建立据点。
然后敢死队队长面向全队发令：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许开枪，如有临阵脱逃或者无故躺下者，均格杀勿论，不求生还，只求胜利！
最后，所有人转向天皇的方向，持举枪礼！这是要告诉睦仁，我们就是为你去卖命的。
白襷队出发了，在朦胧的夜色中，全队鸦雀无声地行进，如同鬼魅一般，再加上那一条条闪着冷光的白襷，有如带来的是地狱般阴森恐怖的气息。他们果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行军途中的火力点，到达了松树山补备堡垒之前。这里已经接近主堡垒，不被俄军发现都不可能了，攻占堡垒的突击发起！
正如乃木希典预料的那样，堡垒的俄军万万没想到日军会出现在这里，每个人的胸前还挎着两条奇形怪状的白布条，活像是前来索命的白无常。俄军打开探照灯，各种大炮小炮一齐射击，然而仍然猝不及防，接连丢失据点。白襷队冲上松树山补备堡垒，眼看就要偷袭成功，打开缺口！
康得拉钦科出现了，他听说日军在偷袭松树山，立即派出5个连的预备队，堡垒间的快速通道发挥了作用，增援的俄军迅速抵达，但他们进入工事歼敌已经来不及了，正好与刚刚冲上来还立足未稳的白襷队正面相遇，根据俄军战斗条例的规定，当步兵进击到距敌100米以内时，要立即放弃开枪，以刺刀打击敌人！
增援的俄军依据条例，全部上刺刀，一对一，杀气腾腾地扑向了白襷队！
自从陆战以来，日军期待已久的与俄军大规模近距离肉搏战终于发生了，也就是说，打了半年，日军终于第一次“赢得”了与俄军拼刺刀的机会，这是他们第一次与俄军大规模刺刀见红，而结果很快就会揭晓。
松树山补备堡垒之前，静静地躺下了780具白襷队的尸体，血流成河。
以一敌三，你以为我们是说着玩的！
奇袭已经完全无望了，剩余的白襷队员只好相互搀扶，又冒着俄军枪炮回撤。11月27日天明之前，他们终于回到出发阵地，1500多人伤亡，安全回来的仅为半数。
对于乃木希典来说，这个消息是严重的，这不仅意味着他心中攻占东北三堡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更是连分割防线这个最基本的目标都没有实现。康得拉钦科手中的防线仍然是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东北三堡的俄军仍然可以快速增援203高地，形成对203高地源源不断的预备队，这将给强夺203高地带来致命的困难！
主攻203高地之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失败，意味着主攻203高地的条件还不成熟，但留给乃木希典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根据前几次总攻的经验，第三军能够维持连续一周以上的总攻时间已经是极限。现在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不当机立断立即发起对203高地的主攻，第三军又将在东北三堡这里陷入泥潭，再也无力主攻203高地！
11月27日凌晨，在接到白襷队奇袭失败通知的同时，乃木希典下令：从即刻起，除了留下牵制部队之外，全军停止主攻东北三堡，转向203高地！
<h4>日军以“肉弹”突击！</h4> 
203高地，令人恐怖的203高地，你终于到来了。
这并不是一座奇山险岭，更谈不上是名山大川，它高206米，山顶长不足250米，宽仅30多米，左右两座山峰夹着一个中部的凹陷之地，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馒头。驻守在这里的俄军也只有2000多人（人太多了挤不下），由于地表和地形的特点，什么火攻、水淹、烟攻等等都统统不行，要攻下它，只能爬上去。
但要爬上去，无疑是以身犯险。经过康得拉钦科修整和改造之后的203高地，已经是一座集中了技术与智慧的完美杰作。
山脚就是环绕四周的整体工事，包括日军已经熟悉的鹿砦、地雷陷阱、铁丝网、护垒壕、炮台堡垒等等，而这一套整体工事竟然也被搬到了山顶，围着左右两峰修建，两峰之间还有交通壕相连。
在山脚到山顶的正面斜坡上，康得拉钦科命人爆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战壕，从而又将山脚和山顶的工事连接起来，即使在背坡上，也修建有为预备队使用的掩体。也就是说，乃木希典如果要强夺203高地，首先要突破山脚的那一整套工事，然后要一边突破山坡上的工事，一边低头步步冲上山顶，即使在到达山顶之后，又面临和山脚同样的工事，把在山脚用过的方法再重新来一遍，而康得拉钦科还有预备队支持，完全占领203高地还意味着要把康得拉钦科准备的预备队消耗完毕，可以说战斗会打得没完没了。
由于这些工事是最新改造和赶修的，所以康得拉钦科也充分总结了之前工事的优缺点，为了对付大阪宝贝，每道工事不仅特别加固，更具备隐蔽性和易于快速修复的特点，比如所有的壕沟都盖上了木板，上面铺着厚厚的泥土，炮弹落下来只是会把它们给炸飞，对壕沟的影响并不大。如果堡垒的胸墙被炸毁，旁边还备着补漏的麻袋，就连炮台里的大炮都有替补产品，如果被炸飞一门，就替换一门，反正保证有的是大炮去轰乃木希典的第三军。
但是，俄军毕竟是驻守在山顶上，补给如何保证呢？不急，这个问题康得拉钦科早就想到了，除了军事设施，203高地上的生活设施也是完善的。和日军暴露在寒冷的野外不同，堡垒里十分暖和，暗堡里储藏着可以吃到第二年春天的粮食，山顶的俄军已经准备在这里过圣诞节了（每年1月7日为俄国人信奉的东正教圣诞节），喝水也不愁，山上建有抽水站，靠地下水管把水送上去。俄军喝的可是矿泉水，他们不生产水，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对于遇上康得拉钦科，乃木希典真可以仰天长叹！
那么，干活吧！11月27日7时，乃木希典下令把18门大阪宝贝以及其他各种口径的大炮全部对准203高地，连续实施12小时的炮火准备！203高地又是地动山摇，火光冲天，山顶好像火山突然爆发，炮台被炸裂，大炮被炸飞，山顶的巨石被炸成沉粉末。炮火中，俄军东躲西藏，但康得拉钦科严令俄军一边躲避炮火，一边要趁着炮火空当快速修复工事，准备对日军的反击。
炮火轰炸完毕之后，19时，第三军步兵突击开始！这次也不用组建敢死队，所有的突击队都是敢死队，乃木希典下令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203高地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发动突击，企图使康得拉钦科顾此失彼。然而，俄军强大火力配合坚固工事，简直是不可逾越的天堑，28日凌晨，所有突击队又被打了回来，俄军特意打开了探照灯，强光照着日军的尸体像苍蝇一样撒满了整个山坡。
乃木希典下令：再次恢复炮火准备！
所有的大炮又对着203高地开炮，那阵势简直要把203高地炸翻过来。轰炸过后，乃木希典下令全军又兵分两路，按照上一次的做法，重复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强行突击！
日军又开始不要命地往山顶冲了，对于他们来说，每前进一米、半米都是胜利，在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轮番突击之后，28日深夜，一小队日军终于攻占了203高地东侧的老虎沟山（日军称赤坂山）。此处有交通壕和203高地相连，可以从外围向着203高地挺进，可以说拿下了一个很好的前进据点，而另一队突击的日军也曾经抵达了203高地西南山顶的一角！之所以说是曾经，是因为他们冲上去后还没站稳脚跟，就几乎被俄军全歼，侥幸活下来的几个生生滚下山去。
第二次大规模强行突击，失败。
乃木希典无论如何不能退却，只能硬着头皮上！他命令：打破师团建制，以精锐的第一师团为主力并承担前线指挥，再从其余师团抽调最精锐的指挥官和士兵，组成第三军全军精锐部队，乃木希典把它命名为“混合精锐师团”，命令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强行突击！
29日凌晨，精锐师团临出发前，乃木希典亲自检阅了他们，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精华，以生命报效天皇，即使死了，阴灵也要守卫帝国！出发吧！”
乃木希典并不知道，他的这些精锐，将几乎没人能活着回来，因为康得拉钦科即将发动反击，大规模屠杀即将开始！
自战斗打响以来，康得拉钦科并没有急着令俄军全力投入战斗，也没有调遣预备队，而是一直让他们按兵不动，经过前面三次总攻，俄军的损耗也极大，双方都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刻。此时康得拉钦科最重要的就是对乃木希典主攻方向的判断，不容许出现失误，不能中乃木希典调虎离山和声东击西之计，而两次强行突击过后，康得拉钦科已经完全可以断定乃木希典必定死攻203高地，因此康得拉钦科命令：东北三堡等重要堡垒可以只留最基本兵力和必要的马克沁重机枪，其余兵力和枪炮迅速增援203高地，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反击，变守为攻！这是四次总攻中康得拉钦科第一次明确下达反击命令，这个命令是极为可怕的。
自乃木希典总攻旅顺以来，由于乃木希典在总兵力上并不占优，他打开突破口的关键除了不断摸索战术外，更要尽可能人为制造局部优势，而前提就是让康得拉钦科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意图，分兵拒守，才有可能制造局部优势，这也就是战场指挥的艺术——在每一次考虑到自己的意图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敌军的意图。在前三次总攻中，乃木希典无疑很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每一次总攻除了在东北线和西线全线出击，即使是在东北线或者西线的同一个主攻方向，乃木希典也没有死攻其中的一个堡垒，不是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去一个堡垒一个堡垒攻下（当然，堡垒之间的交叉火力实际上也不存在只进攻单个点的客观条件），否则那就等于是明白地告诉康得拉钦科：你可以在这个点上利用你强大的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歼灭战，来消灭我！
而现在，乃木希典死攻203高地的进攻意图，正是把这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康得拉钦科，他的这条自取灭亡之路完全逃不过可怕的康得拉钦科的眼睛。康得拉钦科及时下达了反击的命令，变之前的防守战为歼灭战，也就是几乎整条陆路防线上的俄军，都可以放心地向203高地源源不断地派出增援兵力和武器，以203高地这个已知的歼灭点，以打死每一个日军为首要，全歼第三军！
不知不觉中，战斗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挡在第三军精锐师团面前的，是刚刚增援过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马克沁重机枪。它的射速为每分钟五百至六百发，也就是说，即使是在10%的命中率之下，每分钟也能够造成日军五六十名突击队员中弹！而203高地里的俄军是可以实现这个命中率的，他们躲在堡垒里居高临下地射击，有足够的掩体，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中弹，闭着眼睛摇晃枪管扫射就是。
在恐怖的弹幕中，精锐师团无法前进，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举着铁制盾牌前进。
不过，这个办法很快被证明了不行，即使盾牌不被子弹射穿，当激射的子弹打到盾牌上之时，持有盾牌的手腕也会因为受不住强大的贯穿力而脱臼。看来，要想战胜马克沁重机枪弹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用肉体堵机枪。大家彼此成为掩体，你为我挡子弹，我也为你挡子弹，用肉体“降低”俄军的整体命中率，人为地制造出火力空当，当前一批人中弹倒下时，后一批人就可以趁着这个空当往前冲几步，当火力扫射到右边之时，左边的人也有机会往前冲，如此“肉弹”突击，用肉体压倒武器，总有人会冲到俄军之前！
精锐师团的每一名士兵高都喊着“班载！”（日语“万岁”），在弹幕中冲锋向前，很快又无声无息地倒地，变成模糊的血肉，俄军始终维持着暴风骤雨般的扫射，就像使用割草机割草一样将突击的士兵全部打倒，203高地上一时尸横遍野！尸体一层一层地堆高，后面的日军只能拨开那些尸体才能前进，而在密集之处，尸体堆积的高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人高！
担任精锐师团主力的是第一师团（东京师团），一般来说，来自首都大城市的士兵是比较娇贵的，而第一师团恰恰相反，从第二军时代开始，他们一直是战场上绝对的主力，一直会出现在最危险的地带，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在俄军的扫射之下，第一师团伤亡人数直线上升，但他们仍然不停地派出一队队的突击队伍。
第一队，全灭；
第二队，全灭；
第三队，全灭……
第一师团兵力已经无法维持建制，东京的子弟兵已经被打残，可是他们的强突仍然在继续！
伤亡过半，所部仍能作战，可谓铁军！
乃木希典派出了生力军，这也是睦仁给他的家底——第七师团。他们常年驻防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在冷风中更能冲锋打仗，乃木希典命令：已被打残的第一师团并入第七师团，由第七师团转为精锐师团主力并担任前线指挥，最后一次，向前冲！
此时日军的士气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士兵开始崩溃，他们毕竟还是人，即使是铁军也还是军，不是铁，短时间内有如此密集的伤亡，就算只是在一旁看着也是极大的心理折磨。为了不去前线，他们纷纷开始自残，有的切掉了自己的手指，这样就会因为开不了步枪而下战场；有的到处找香烟，把大把烟叶溶在水里喝下，然后口吐着白沫被抬下去；还有人什么都不做，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他已经发疯了；还有一些人开始想办法溜走，明治日军几乎是首次出现了临战退缩和逃脱的情况。
乃木希典下令：组建机关枪督战队！
在第三军中，其实也装备了少量的重机枪，这并不是英式的马克沁重机枪，而是法国产的哈奇开斯重机枪，这两种重机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它们有一个早期重机枪共有的特点——重。因为自重很大，所有对突击的帮助并不大，大家是要冲上山顶的，总不能由几个人抬着它们去冲锋，地面上又没有掩体，也形成不了对俄军的对射火力，所以这种重机枪在崇尚快速进攻的日军中装备比较少，在乃木希典之前的作战中也基本没派上什么用场。
现在，乃木希典组建了机关枪督战队，他的重机枪没有用来突击，却用来督战了，乃木希典下令就把哈奇开斯重机枪架在突击队的后面，严令突击队无论前面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半步，否则集体射杀！
“请给我留下最后一个联队，在你们突击的最后，我将亲率此队，投入战场！”乃木希典最后说。
突击循环往复，层层推进，整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然而，无论日军的意志如何坚强，士兵如何不要命，肉弹战胜子弹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精锐师团最好的成绩仍然只是小队士兵曾经抵达东北和西南山顶，然后就在精疲力竭和孤立无援中最终被歼灭！
12月1日，总攻已经过去6天，第三次大规模强行突击，失败。后来，人们把日军这种突击称为“万岁冲锋”。而在日军中其实是另外一种叫法——猪突猛进。日本人严格地区分了“猪”和“豚”，“猪”是指勇猛刚强的野猪，受他们的尊敬，只有“豚”才是懒惰好吃的家猪，人是需要有野猪那样的作风的。
乃木希典一病不起，他已经无计可施了，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再想办法，因为第三次突击虽然失败了，但也获得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成果，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在第二次突击中，第三军曾经短暂地冲到了203高地山顶一角，但被俄军连夜歼灭和赶下山去，而在第三次突击中，攻上西南山顶的那一小队日军坚持到了天明以后，这就是对于乃木希典来说的重大胜利。
一直以来，能否在203高地上全部看见藏起来的太平洋舰队，就是乃木希典首先要确定的最关键的事情，在第三次突击中，他命令通信兵拖着电话线跟在步兵后面往山顶冲（必须拖电话线，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够活着把消息送回来），而乃木希典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前方的消息。当冲上西南山顶的士兵苦苦支撑到了天明之后时，电话里传来他们激动万分的嘶喊声：看得见（太平洋舰队）啊！全部看得见啊！
乃木希典热泪盈眶，但也就是这令人激动万分的消息令乃木希典急火攻心，这确实是好消息，但与其说是好消息，不如说是坏消息。因为它意味着第三军还要去送死，把对203高地的强突进行到底，如果电话里传来的不是这个结果，乃木希典会立即下令第三军撤出203高地，用正攻法转攻东北三堡，他不会让第三军将士白白去送死！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夺下203高地呢。乃木希典已经连床都起不了，这时一位“救火队员”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他就是儿玉源太郎。
<h4>儿玉源太郎下令同时炮轰俄军和日军</h4> 
在203高地激战的同时，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一直在通过电报及时关注着战况，作为日军中为数不多的观摩过普法战争的将领，大山岩是对炮火的配置十分敏感的一个人，儿玉源太郎也是如此。
这两位老兄对乃木希典的指挥已经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乃木希典其实并没有想尽所有的办法和用尽所有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改进，那就是——把炮火准备，改为炮火覆盖。
乃木希典之前一直实施的炮火准备，是先用大炮对着俄军轰，当自己的步兵开始突击之后，炮兵阵地上的炮兵停止炮击，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免误伤到自己人。然而，不管先期的轰炸有多猛烈，只要炮火一停，康得拉钦科就可以命令俄军快速修复工事和快速调配预备队，所以，炮火准备的效果很有限。
所谓炮火覆盖，就是以猛烈和密集的炮火对着俄军一直炮轰到底，无论本军的突击有没有发起，也无论炮弹击中的是自己人还是俄国人，通通都要去轰，以不间断的炮击迫使康得拉钦科无法快速修复工事和调配预备队，以此来增强效果——甚至，本来就需要日军在前方突击的士兵冲上去与俄军纠缠在一起，用双手抱住俄军，后面的炮兵发炮，一炮轰掉所有人。
这就是能让突击队冲上203高地的最后可能的手段，乃木希典万万没有想到，他真就要走到他亲手去残杀士兵的这一步，他要下令去轰自己的士兵了！这是乃木希典万死不能从的，督战还是自古以来战场上很常见的现象，但用自己的大炮去轰自己人，谁也无法办到，否则如果将来第三军士兵的家属拉着他的手问他们的孩子是怎么死的，乃木希典该如何作答？
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恼火的正是如此，他们认为乃木希典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步，却一直没有下这道命令，其实不管他是没有想到还是不忍心，这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用上这个最后可能的手段，所以大山岩派出了儿玉源太郎亲自前来落实炮火覆盖。
在儿玉源太郎出发时，大山岩给乃木希典写了一道严厉的训令，这道训令并没有真正指出乃木希典哪里指挥不得当，因为实际上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大山岩更没有对强夺203高地给出什么好办法，因为除了炮火覆盖也再无别的什么好办法，大山岩只是将乃木希典的“态度”批得一无是处，什么“第三军高级指挥官离前线太远”“没有亲自观察地形与战机”等等，也就是说，包括乃木希典在内的第三军高级指挥官还不够勇猛，你们对这场战斗的付出还不够，还不够拼命！
这简直是拿一把小刀直接割乃木希典的心头肉，割得血流如注，给乃木希典最沉重的打击。对于一个武士，你可以说他反应比较慢，甚至可以说他指挥不行，但不能说他不够英勇献身，宁肯要他的命，也不能说他不拼命。
但是，大山岩必须这么做，当他派出儿玉源太郎时，就必须保证炮火覆盖的命令在第三军得到坚决的贯彻——首先不能在乃木希典这里遭到抵制，所以即使他不知道该怎么骂，也必须骂乃木希典一通，必须摧毁乃木希典的个人意志和信念，使他没有进行抵制的自信和勇气！
你觉得委屈吗？觉得委屈又怎么样，觉得委屈当初就不要接受第三军司令长官的任命！这个世界上付出了巨大心血最终付之东流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我们还是要去做啊，正是因为强夺203高地会出现万难，所以在之前与大本营的交涉中，我也曾极力反对，也曾极力维护过你的意见，但此一时彼一时，战斗一旦开始，那就是不做则已，做则决绝。当你已经开始执行这项命令时，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完成，哪怕牺牲我们自己以及整个第三军！恐怕就连天皇派出本土的最后一个兵时，他也在皇宫做好了以自裁面对极端不利情况的准备，因为这是日本最后的机会，如果你还有什么迟疑和抵制，那你就必须交出第三军司令长官指挥权！
“见儿玉如见我！”在写下训令的同时，大山岩又给儿玉源太郎写了一道手令，根据这道手令，如果乃木希典有任何抵制，儿玉源太郎将直接剥夺他的指挥权！
12月1日，在乃木希典病重的同时，儿玉源太郎抵达旅顺前线，他首先就去找到乃木希典会谈。这次会谈只有他们两个人参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到底谈了什么，是如何谈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情景应该是这样的：
乃木希典：“你来了。”
儿玉源太郎：“我来了。”
沉默。
在沉默良久之后，儿玉源太郎终于开口：“你不是病了吗？那你就继续病吧，接下来的那件事情，我会替你去做的。”
乃木希典沉默。
儿玉源太郎拍拍屁股走了，从这个时候起，他暂时成为了第三军司令长官，首先来到了指挥部，这里已经集合了第三军高级军官和参谋，儿玉源太郎没有任何客气，首先下令：所有从后方新运到的炮弹以及后备部队的全部炮弹，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搬到203高地前线各炮位，从明天起，所有大炮对准203高地，不要计算任何损耗，以高密度连续轰炸3天！
有参谋表示要完成这项命令很有难度。他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后方基地到203高地这里没有铁路，如此多的炮弹，只能靠马驮人扛，确实很难在儿玉源太郎规定的时间集中到炮位。
儿玉源太郎冲到说这个话的参谋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厉声喝道：“你说什么？”
堂堂一个总参谋长，对比自己级别小好几级的参谋，竟然一上来就是扯衣领，吓得那位参谋不敢出声了，所有人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四周都安静了，儿玉源太郎看着这些人，冷冷地说道：完成此命令，你们不是应该，而是必须！
大家又一片沉默，即使有人心里想反对，他也不敢跟总参谋长打一架啊。
儿玉源太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必须首先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先镇住他们，否则，接下来的炮火覆盖命令只怕要泡汤了，儿玉源太郎不能对自己的命令表现出任何迟疑和可商量的余地！
然后，儿玉源太郎终于说出了那个命令：炮兵轰完之后，继续轰，不要因为前方的步兵发起了突击而减弱炮火，也不要调整方向，以持续不断的炮火覆盖203高地，直至确定高地落入我军手里为止。
军官和参谋们彻底惊呆了，他们纷纷以为自己听错了，让第三军的炮兵去轰第三军的步兵，这让人感觉很愤怒，但看着儿玉源太郎比俄军堡垒还要恐怖的那张脸，他们只好向儿玉源太郎苦苦哀求：即使炮火覆盖，能不能命令炮兵在炮击过程中尽量修正弹着点，避免打到步兵的头上？
这是个看上去很合理的要求，但儿玉源太郎又不得不铁起心拒绝。
大阪宝贝巨大的杀伤范围决定了弹着点很难修正，如果要因为怕误伤自己人而修正，那只有一个结果——修正到203高地范围之外去了，这个命令只会让炮兵茫然无措，最后造成的结果一定是不得不停止炮击，这是在炮火覆盖中不能修正弹着点的首要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在到达战场之后，即便是对出发前和大山岩一起制订的炮火覆盖计划，儿玉源太郎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的原计划是以炮火覆盖来击败俄军，最终占领203高地，而在亲自到达战场后，儿玉源太郎明白了，面对康得拉钦科的指挥和如此强大完备的工事，203高地不是人能够攻上山顶的，准确地说不是一群手持步枪的人能够攻上去的，除非第三军拥有可以完全终结俄军这些压倒性优势的新式武器（战斗机）。而第三军又必须攻上山顶，那就只能如当初奥保巩盘算的那样：在不可能战胜俄军的情况下，迫使俄军主动放弃203高地！
这是一个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想法，但只要在短时间内猛烈消耗俄军守军以及预备队，就并非没有可能。在康得拉钦科的指挥下，俄军确实十分骁勇善战，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输给第三军。但除了康得拉钦科，他们总还有领导，总还有坐镇旅顺城中的大批高级军官以及官僚，预备队的大量消耗，一定会给予这些军官和官僚强烈的精神震撼，让他们担心会危及到他们自己的安全，会逐渐摧毁他们的意志，士兵们顶得住，军官们不一定顶得住，前方坚强，后方不一定坚强，等后方出现恐慌和意志动摇之时，就是儿玉源太郎的机会！
那么消耗俄军就只有在第三军的步兵发起突击的同时，对203高地进行连续不断的高密度炮击，而不能因为怕误伤到自己人而小心翼翼地选择性发炮，小心翼翼地修正弹着点。可以这样说，只有炮击到日军，才有可能炮击到俄军，要消耗俄军，就必然会消耗日军，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两军最终就是拼意志、拼消耗、拼牺牲，就是拼“炮灰”的多少！由于俄军拥有绝对优势而日军绝不放弃，203高地之战的最后，将不再是士兵与士兵之战，而是两军高级干部之战，简单来说，就是日军高级干部告诉俄军高级干部：我们要在这里拼命，你们奉陪不奉陪？如果奉陪，好，那么大家都押上筹码，直到我们自己成为筹码，直到大家都没有筹码；如果不奉陪，那么你们弃守。
对于攻下203高地来说，这才是最后的一招，才是最后可能的手段，但也是最厉害的一招，它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同归于尽。原来战场上最厉害的，不是大阪宝贝，不是马克沁重机枪，不是包抄迂回，不是堡垒战术，不是正攻法，而是同归于尽！是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同归于尽！所谓背水列阵，破釜沉舟，所有能起死回生的战术，都不过是同归于尽的具体运用版本。
儿玉源太郎不仅要拒绝修正弹着点的请求，他更加清楚，首先要成为日军炮灰的，就是第三军的最后一支主力、也曾经是日本家底的第七师团。继第一师团之后，这支来自北海道的子弟兵也将被打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还很年轻，只有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正抱着报效祖国、为祖国献身的信念，可是他们可曾想到，自己竟然会以这种方式为祖国献身？
在他们从日本出发时，睦仁曾经在皇宫特意写下一首和歌（相对于汉诗的日本诗，更方便于吟唱），为他们送行：
 
男儿意志刚，
纷纷踊跃上战场，
国事应共当！
留下庭院寂无声，
可怜孤老耕作忙。
 
现在看起来，这首和歌将成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记忆了。
必须下达命令了，一年多以后，儿玉源太郎死于突发性的脑出血，死相很难看，可是这一刻的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表情，他对着在场军官和参谋吼道：
“炮火覆盖！无差别炮火覆盖！”
<h4>日军惨烈攻下旅顺</h4> 
12月2日，第三军对203高地的炮火轰炸重新开始，在连续3天的狂轰滥炸之后，以无差别炮火覆盖为“掩护”，全军强行突击再次发起！所有还剩最后一口气的人，还能跑得动的人都集结在出发阵地，然后分别从203高地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同时往上冲，头顶是本军和俄军的炮弹，前面是俄军马克沁重机枪，后面还有日军督战的哈奇开斯重机枪，前进是死，后退是死，站着更是等死。他们都红着双眼，埋头向前，踩着层层的尸体继续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他们都已经不再是人，而是机器，只有一个程序：爬上山顶！
对于俄军来说，他们已经承受了近十天连续不断的攻击，几乎每天都要遭受大炮的轰炸，遭受战火的折磨，无休无止，日夜不停，如同身处地狱般的烈焰中。俄军中终于也有人受不了了，终于也有人崩溃，有人扒光了自己的衣服，突然跑出来狂吼乱叫，被激射的子弹击穿；有人点燃了自己，狞笑着冲入炮火中，直至化为灰烬。
山坡上，日军“机器”仍然如蚂蚁般地往上爬，每前进一步都有人中炮中弹倒地，反复突击将近十个小时之后，两路日军终于又来到了他们熟悉的地方：分别冲到了203高地东北山顶一角和西南山顶一角，俄军再次被压缩到了山顶中央的堡垒里。
远处日军的炮火覆盖更加猛烈，俄军也震惊了，他们没有想到日军会用炮火轰自己人。他们冲出了堡垒，与日军肉搏，恐怖的一幕又在上演，当日军中响起高亢的“班载！”之时，俄军中响起了雷鸣般的“乌拉！”（俄语“万岁”），日军刚刚从山脚冲上来，已经精疲力竭，只好使出最后一丝力气，紧紧地抱住俄军，他们的身高比较矮小，只能将俄军拦腰抱住。俄军用枪托猛击日军的头，搬起石头砸，用折断的刺刀、木棒等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血刃仇人，枪托和石块上很快凝固着暗红色的血冰块和灰白色的脑浆，衣服的碎片、肉的碎片、断头和断骨头散落一地。
战斗最后变成了双方用赤手相搏，用手指插入对方的眼睛，用牙齿咬开对方的气管和血管，喝下鲜血，撕咬下对方的耳朵，战场上响起了一声接一声凄厉的哀号，无论是“班载”还是“乌拉”，最后都变成了含混不清的“ma-ma”。扭打在一起的人再难分清楚谁是日军，谁是俄军，直至变成两具分不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热血来不及结成冰，顺着203高地北山坡一直往下流去，染红了地面，浸入了土地，土地呈现暗红色，数月后依然如此，后人称之为“红坡”。
这一定是人类直立行走以来，最惨不忍睹的一幕。
儿玉源太郎站在203高地附近的一座小山丘上，站在俄军的炮火中，亲自督战第三军炮火覆盖的执行，俄军的炮弹不断在他周边爆炸，儿玉源太郎几次被气浪掀翻在地，甚至被直接掀翻滚下山去，但是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督战炮火覆盖执行到底！
大阪宝贝的炮弹源源不断地打向203高地山顶，山头已经被削去了一截，海拔一米一米地下降，山顶的日俄两军都在同时减少，而第三军的后备队冒着炮火源源不断地往上爬，加入山顶的肉搏战中。康得拉钦科调配的俄军预备队也在迅速消耗，军医、勤务兵，甚至轻伤员和太平洋舰队的部分水兵都已经加入了战斗，眼看预备队就要消耗殆尽，康得拉钦科下令：旅顺港中太平洋舰队剩余水兵全体下舰，充入预备队中，没有大炮就把舰炮抬上山，只要顶住了儿玉源太郎这次疯狂的进攻，将是俄军彻底的胜利！
而康得拉钦科没有想到的是，只有他一个人誓死战斗到底是不行的，正如儿玉源太郎所期待的那样，旅顺城中开始有人顶不住了，他们就是以关东军司令斯特塞尔为核心的一大批俄军官僚。自从乃木希典发起总攻以来，俄军的防线虽然一直没有被攻破，但这批人一直处在胆战心惊之中，至于那位阿列克谢耶夫皇叔，他早就找了个机会从海路偷偷潜回了国内，继续看他的歌舞剧去了。斯特塞尔就这样成了最高指挥，自战斗以来，跟康得拉钦科一直在防线奔波不同，斯特塞尔竟然从没有到达过防线，连象征性的视察都没有，只是忙着在旅顺城中四处搬家，免得被日军落到旅顺城中的炮弹炸掉了他那些财产。对于斯特塞尔等这一批官僚来说，战争是为沙皇服务的，只有财产是自己的，康得拉钦科调配太平洋舰队全体水兵的命令反而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他们知道日军这次是准备拼光的，无论如何都要拿下203高地，照这样下去，必须留下点兵力来保护他们自己以及家人财产。
有人更是不怀好意地攻击康得拉钦科：他这是要用士兵的鲜血为他自己“加官晋爵”啊，日本人疯了，难道他也疯了吗？
于是斯特塞尔下令把康得拉钦科从防线上叫回来“开会”，会议的议题不是如康得拉钦科想象的那样讨论如何对付日军，而只是商讨是否可以停止派预备队增援203高地。康得拉钦科情绪激动，提出了坚决反对，他虽然只是个陆防司令，203高地的失守对陆路防线的损失并不致命，但却是太平洋舰队的灭顶之灾。舰队的覆灭说到底也不关他这个陆军将领的事儿，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洋舰队覆灭导致俄军士气下降，而有官员竟然反驳：如果以惨烈的代价守住203高地，那还不如放弃太平洋舰队为好！
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斯特塞尔和稀泥：203高地上的俄军再守一天，如果实在守不住，那就放弃。
康得拉钦科孤独地离开了会场。旅顺攻防战打响以来，他一直在满场飞奔，四处救火，根本顾不得了解旅顺城中那些同僚的动态，这次回到旅顺城中开会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么孤独，一个正常的誓死抵抗到底的命令，竟然在军中大批高级干部中得不到响应，而这些高级干部只是留在旅顺城中盘算自己的后路而已。
12月5日晚，康得拉钦科带着难以言状的悲伤回到了前线指挥部，继续组织反攻，试图把山顶的日军再一次全歼或者赶下山去，康得拉钦科是有这个信心的，他相信只要抵抗到底，即使203高地被日军占领了，他也能想办法再夺回来！
深夜，很快传来了斯特塞尔新的命令，是儿玉源太郎期待已久的命令：不守了，203高地上所有剩余的俄军连夜下山。
6日清晨，在俄军主动弃守的情况下，203高地被第三军占领。为了这座小小的山头，第三军付出了伤亡超过1.1万人的代价，再加上俄军5000人左右的伤亡，小小的203高地，成为了世界战史上单位面积死亡密度最高的山头之一，几乎每走一步，它的泥土下面都埋着一具士兵的遗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尸山！
太平洋舰队最终迎来了它覆灭的命运，当然，儿玉源太郎也不是等到203高地被正式占领才开始炮击，他也学会了拖电话线，12月5日，一批通信兵和观测兵跟在步兵后面发起了突击。于是，山顶的激战中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这边的日军还在与俄军血肉相搏，惨烈互殴，那边的日军就旁若无人地开始建观测所，拿起电话指挥山下的大阪宝贝，炮轰太平洋舰队！
12月5日当天，太平洋舰队一艘战列舰被击沉，旅顺城中大为恐慌，这也是直接瘫痪斯特塞尔那批人意志的关键原因，等到第二天203高地被正式占领后，日军就从从容容地在炮兵观测所里，指挥大阪宝贝一艘一艘炸沉太平洋舰队的军舰。12月9日，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被炸沉，其余想冲出港口去的军舰也被守候在港外的东乡平八郎歼灭，太平洋舰队覆灭。
东乡平八郎终于可以率领联合舰队安心地朝旅顺港外撤离，结束对旅顺港的封堵，回到本土去休整之后，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战波罗的海舰队，日程虽然无比紧张，但在回到本土之前，东乡平八郎认为他必须去做一件事情。
当乃木希典一直没有攻下旅顺，特别是迟迟不主攻203高地之时，联合舰队内部对乃木希典很有意见，口无遮拦的秋山真之等人更是经常发泄对乃木希典的不满，东乡平八郎很理解自己的这些下属，他们都是一心扑在联合舰队的作战之上，并不是对乃木希典有私人恩怨或偏见。东乡平八郎平时寡言少语，脸上表情十分不丰富，有个外号叫“沉默的东乡”，据说私下还有个外号叫“石像”，面对部将们对乃木希典的不满，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上一句：这就是战争，只能这样打。
而现在，东乡平八郎决定带上秋山真之等高级参谋和军官，专程到第三军司令部对乃木希典表示感谢，这是一个武士对另外一个武士的感谢，也是来自日军不同军种间的干部作为精神知己般的理解，更是他们在分工协作、相互配合中共同完成一个艰巨任务的欣慰：只有当太平洋舰队被东乡平八郎封堵在旅顺港口内的时候，203高地才是关键；也只有当乃木希典攻下了203高地，东乡平八郎的封堵才有意义。
然而在东乡平八郎看来，这些都不是他必须要去专程感谢的理由，他必去的理由还来自于他听说的一句话，准确地说是乃木希典在战前为攻下旅顺立下的一个誓言——三典同葬。
几个月前的1904年6月份，乃木希典率第三军司令部开往旅顺途中，他特意去了一趟金州城，作汉诗一首：
 
山川草木转荒凉，
十里风腥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
金州城外立斜阳。
 
乃木希典写下这首诗并不是为了展现儒将风采，而是为了缅怀一个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的长子乃木胜典。在奥保巩率领第二军攻打金州的战斗中，作为步兵的乃木胜典在前线突击，阵亡在金州城外。
当时乃木希典正在东京，在接到长子阵亡的消息时，他也得知自己成为了第三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带上三口棺材去了旅顺，他告诉老婆静子：“家里死了一个人，你不要办丧事，现在死的是你的长子，等将来你的次子和丈夫都死了，再一起办！”
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悲凉的夫妇话别，谁的老婆听了都会晕倒，乃木希典所说的次子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儿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乃木保典，他已经是第一师团的一名士兵，当时的第一师团师团长是皇室成员——伏见宫贞爱亲王（即贞爱亲王，日本皇族同样有名无姓，成年后由天皇赐予一个宫名），跟俄军中的阿列克谢耶夫皇叔躲在旅顺城中并很快逃回国内不同，贞爱亲王一直亲临战场前线。他见到乃木希典的最后一个孩子又上了战场，生怕再出意外，乃木希典就要绝后了，于是希望把乃木保典调回去，至少不要去第一线，可以留在后方什么的，这也符合日本征兵令的规定。
乃木保典听说后，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这个意见的反对，他认为他必须留在前线，乃木希典表示赞同，他对乃木保典说：“我一生感到最幸福的时光，不是如今成为军司令长官，而是当年像你这么年轻时，成为小队长、中队长，只有那时，我才可以不顾及身份，和大家一起突击！”
11月30日，正在担任给前线送信任务的乃木保典被俄军炮弹激起的石头击碎头盖骨，战死于“红坡”，乃木希典是在第二天得到这个消息的。12月1日，在攻打203高地最为艰难的时刻，在乃木希典已经一病不起，即将把指挥权暂时交给儿玉源太郎的时刻，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今早，白井中佐来报告保典昨日战死之事”。
12月5日，当第三军的炮兵炮轰步兵时，乃木希典把自己关在司令部一间小屋子里，躺在床上听着外面连续不断的炮声，攻下203高地的消息传来，他在日记里记下：“早上开始向203炮击，齐藤支队于九点前进，达到了目的”。
三典同葬，战场如命运般莫测，只有牺牲是必然和必须，作为司令长官，他并不只是用别人来挡机枪，并不只是用别人的尸体来填满战场！
东乡平八郎带着一行人乘坐军舰从青泥洼上岸，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柳树房第三军司令部。司令部就在紧挨着铁路线的地方，很偏僻也很简陋，没有车站。得到消息的乃木希典就派人在火车停靠的地方用汽油桶搭了个脚踏子，他带人在铁路旁的雪地里列队欢迎，算是迎宾礼了。
在所有人看来，这场仪式是专门为东乡平八郎感谢乃木希典而准备的，那么接下来东乡平八郎一定会在现场拿出一篇讲话稿，发表一个长篇讲话，表达对乃木希典的诚挚感谢和热情讴歌。
但大家期待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火车停稳时，东乡平八郎第一个下车，他几乎是跳下车来，几步跑到乃木希典面前，紧紧抓住乃木希典的手，很久都没有松开。双方都没有在现场发表任何讲话，甚至根本没有说话，也没有在意旁边的人，只是很长时间地握手，并很可能在握手时说了一个字——“啊”。
<h4>乃木希典攻占旅顺，大山岩即将决战奉天战场</h4> 
203高地已经攻下了，但陆战并没有结束。12月6日，203高地一夺取，乃木希典重新接过指挥权，他命令主力增援东北三堡方向的日军，继续实施正攻法。
挖坑工作又开始了，东北三堡地带尘土飞扬，这是直接向堡垒下方掘进，并且是多条地道同时开挖！
康得拉钦科仍然在组织防御和反击，虽然他严厉督战，但203高地的陷落和太平洋舰队的覆灭已经对俄军的士气产生沉重打击，阵地频频告急。
见到前线吃紧，旅顺城中的斯特塞尔等一干人又着急了，他们又把康得拉钦科叫回来开会，讨论是否可以向乃木希典“议和”。康得拉钦科坚决反对，他的意见是，俄军虽然目前困难很多，但乃木希典同样困难很多，第三军由于伤亡巨大和士兵疲惫到了极点，已是强弩之末，俄军大可以借着城中丰厚的弹药和粮食储备，采取“以拖待变”的策略，不与第三军大规模正面交火，将乃木希典拖入持久战的泥潭，由此可以反败为胜！
大家对这个“持久战”没有什么兴趣，也不愿再过这种备受折磨的日子，但是，康得拉钦科抵抗到底的态度坚决，那些攻击他的人终于服软了，他们几乎是请求康得拉钦科：您和日军也苦战大半年了，在我们看来，您并没有输，但是为士兵们放一条生路，议和吧。
“只有沙皇才有权决定是否议和！”康得拉钦科强硬地丢下这句话。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这才意识到，康得拉钦科说得没错，没有尼古拉二世的同意，擅自投降那是要冒杀头风险的。
斯特塞尔就此决定：暂时不议和，请英勇的康得拉钦科继续率兵坚守。
康得拉钦科又来到了前线，他并不知道，他坚持不投降的态度已经引起了某些俄军高级干部的怨恨，康得拉钦科在这方面是考虑得很少的，他只知道前线俄军离不开他。此时，他和乃木希典的作战重心都转向了地下，乃木希典指挥日军挖地道前进，康得拉钦科就指挥俄军挖反向地道，对前进的日军进行警戒和反攻，破坏和填埋日军的地道，有时候双方挖着挖着就互相挖通了，直接拿锄头朝对方砸去，在地道里的攻防战和肉搏战，日军自然也占不到上风。
在康得拉钦科的指挥下，俄军的士气又开始高涨了，虽然很残酷，但一锄头砸死日军确实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兴奋，他们顶住了日军多次地道进攻，队伍中热烈讨论的氛围又开始形成，为了解决地道里不方便开枪和开炮的问题，大家竟然又有了新的发明——地雷发射器。它类似于古代的抛石机，只不过在地道里抛向日军的不是石头，是会炸的地雷。
只要俄军士气恢复，这仍然是一支可怕的队伍。
然而，康得拉钦科的强大并没有解决后方高级干部斗志全无的问题，他顾及得了前线，顾及不了后方，旅顺城中的警备日渐松懈，没有人去做防备日军间谍的工作了，在战前通过各种渠道一直秘密潜伏在城中的日军间谍趁机纷纷出动，他们掌握了东北三堡最详尽的图纸以及康得拉钦科的行踪。
12月15日，第三军工兵在东鸡冠山北堡垒的地道里烧起了油毡，将毒气灌进俄军地道里，又在地道战里加入了毒气战的方法。此时的康得拉钦科正在旅顺城中开会，接到报告后他于当晚带上参谋立即赶往前线，研究部署反毒气战的方法，然而在康得拉钦科抵达东鸡冠山北堡垒不久，东鸡冠山北堡垒突然遭受猛烈炮击，其中一发大阪宝贝炮弹准确击中地下掩蔽部，康得拉钦科被炸身亡！
所有俄军士兵都不敢相信这个噩耗，这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康得拉钦科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
康得拉钦科的死亡并不像是一场偶然事件，而更有可能是日军在掌握了他的行踪之后，一场针对他的蓄意谋杀。作为俄军防线上最高前线指挥官，也一直是坚决反对投降的人物，康得拉钦科的绝密行踪到底是如何被暴露的，这在历史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
一代悍将阵亡了，它对俄军的打击是致命的，危害性甚至远远超过了203高地的陷落和太平洋舰队的覆灭。旅顺防线失去了一个亲临一线的总指挥，再也没有人日夜奔波在第一线强力督战了，也再也没有人成天跟普通士兵在一起，关心他们的疾苦，重视他们的建议，聆听他们的意见了。士兵们军心涣散，明知道第三军仍然在脚底下日夜不停地挖地道，也没有人组织大家去想办法阻止，甚至没有人去管，所有的人都不过是在等待末日到来的那一天。
18日，在康得拉钦科阵亡仅仅3天后，东鸡冠山北堡垒被日军埋在堡垒下方的2.3吨炸药炸毁，第三军终于拔掉了东鸡冠山北堡垒，接下来被如法炮制轰掉的还有二龙山堡垒、松树山堡垒。
1905年1月1日，孤立无援的望台炮台被攻占，至此，东北线门户大开。这不仅是第三军的胜利，也是乃木希典正攻法的胜利，正攻法曾经被很多人不看好，遭受很多的质疑和反对，但乃木希典一直在相信，也一直坚持，直到谁也没有想到，最终攻陷强大的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的，不是大阪宝贝，也不是强行突击，正是这个不起眼的正攻法！
斯特塞尔等人惊慌了，东北线门户大开意味着旅顺城中的一道外围屏障已经失去，乃木希典可以在这里架起大炮，居高临下地炮轰旅顺城区，很多官员和家人可能丧命，这么多年在远东搜刮的巨额财富也会不保。原来，旅顺防线只是他们眼中的“利益线”——保护自己利益的防线，想到生命财产可能不保，斯特塞尔意志彻底瘫痪，也顾不得请示尼古拉二世了，他决定：开城投降！
第二天，斯特塞尔的代表就与乃木希典谈好了投降的条件：俄军陆海将校军官和行政官员都可以佩剑和携带生活必需品离开旅顺，经宣誓再不参战后，可以返回俄国；士兵们则缴枪不杀，到指定地点统一集合成为战俘。
斯特塞尔就这样出卖了他自己与旅顺，也出卖了康得拉钦科生前的英勇与顽强，从各方面看，虽然东北线失守，但旅顺绝没有走到要投降的这一步。康得拉钦科用数月的心血留给了旅顺一个丰厚的家底：城中还有4.1万多名官兵，除去1.5万多名伤员和病员，可战斗人员还有2.6万多人，再加上近5000名持枪民兵，可战斗兵力超过第三军，在弹药和保障方面，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500多门，炮弹20多万发，各类枪支3.6万多支，子弹多达500多万发，主粮还有800吨，军官们享用的牛肉罐头还有26吨，就连食盐都还储藏有260吨！
有兵有枪有粮，司令选择了投降，爆炸性的消息很快在俄军士兵中传开了，他们感到无比愤怒与绝望。当天晚上，许许多多的士兵以及基层军官，带着不能把俄军的物资留给日军的信念，疯狂地破坏了港口的起重机、船坞、水雷库，把还没完全沉没的太平洋舰队军舰炸沉到海中，他们不管什么缴枪不杀了，砸坏了手中的步枪，一边喝酒一边在路边痛哭失声。从战时严重等级分化的待遇到司令部的私自投降和官兵不一致的投降条件，令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和皇族、贵族和高级军官官僚都是俄国人，但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同一类人，“虔诚的灰色牲口”终于开始丢弃他们“虔诚”的优良传统，逐渐明白了劳苦大众的革命领袖列宁宣扬的“阶级”的概念。在12年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中，这些从旅顺战场归来的士兵不少人对沙皇“反水”，他们甚至还枪毙了当年参与投降的高级军官之一、海军少将威廉。
斯特塞尔见到城中一片大乱，他唯恐士兵有哗变的危险，竟然连夜派人请求乃木希典立即入城！
第二天，1月3日，旅顺开城，乃木希典率领第三军入城！
历时大半年的旅顺总攻结束了，包括后勤部队在内，第三军在战场上前后投入兵力约13万，其中伤亡近一半约6万人，阵亡1.5万人，伤亡不可谓不惨重，乃木希典最后实际上也是差不多以“三倍之兵”才迫使旅顺投降。但是，不放一个俄军走出旅顺去胁日军主力的后路，攻破一条世界级的坚固防线，将5万俄军的战斗力全部终结于此地，乃木希典做到了，就攻坚战来说，这个交换率并不差，他对得起第三军司令长官这个称号。
而俄军的那两位最高将领，阿列克谢耶夫和斯特塞尔，他们真乃怯懦、卑鄙、无能之辈，毫无将帅之器也！
战后，乃木希典来到了东鸡冠山北堡垒康得拉钦科阵亡处，特意安排人在此立石碑一块，上书“露国康得拉钦科少将战死之所”，后来俄国将他的遗骸运回国内，以陆军最高葬礼，与柴可夫斯基、契诃夫等俄罗斯名人安葬于同一墓地，享受俄罗斯人们的世代怀念。至于阿列克谢耶夫自然不会被追究，而斯特塞尔由于私自决定投降，在回国后被判处死刑，却又被特赦释放，在“俄罗斯罪人和叛徒”的骂名中直至离世。
乃木希典亲自将“203高地”改名为“尔灵山”，并写下汉诗一首：
 
尔灵山险岂难攀，
男子功名期克难；
铁血覆山山形改，
万人齐仰尔灵山。
 
此后数年间，明治政府以及之后的数届日本政府开始在旅顺大力“保存战斗遗迹”，203高地之上，用从地上捡起的炮弹和子弹碎片熔化后，铸成一座子弹形的纪念塔，上书“尔灵山”三个大字，同时在旅顺城中的白玉山上修建“表忠塔”（现名白玉山塔）和“纳骨祠”（现已被毁），用以安放阵亡的日军的骨灰。这些“战斗遗迹”一度被日本当成所谓的“海外靖国神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从国内前来瞻仰、参观和学习，直到如今，它们仍然存迹于旅顺，成为了著名景区。
1月下旬，在开进旅顺不到一个月后，乃木希典率领几乎毫无休整的第三军日夜兼程北上，增援大山岩主力战场。后来被称为“海之东乡，陆之大山”的大山岩在这里面对了一个十分难缠的对手，他就是俄军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也就是那位曾经说过“一个俄国兵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的人物。然而在这句话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第六章 大山岩的智勇：与俄军总司令的大兵团对决
<h4>睦仁选用大山岩的秘密</h4> 
明治早年，日本女子山川舍松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她有着骄傲的资本：是日本历史上首批女子留学生之一，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在留学美国期间，她总是能力压同班同学、来自大清的留美幼童詹天佑而获得考试的第一名。山川舍松做事干脆利落，很有职业女性的风范，被誉为日本“新女性”的代表，面对成堆的追求者，而她最后选择的结婚对象却令人大跌眼镜：是一个又矮又胖，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二婚男人。
每当别人问起原因，山川舍松都这样回答：他的身上总是能够保持一股奇异的镇定，能够让我安静。
这个人就是大山岩，由于他的性子慢，总是一副不紧不慢的笑眯眯的模样，人们送他一个外号“迟钝的大山”，看上去最适合的是参谋之类的工作。
金州之战后，睦仁和大本营决定成立满洲军，对于总司令的人选，有一个人再请战，他就是资历和声望都要盖过大山岩的“明治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和大山岩不同，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对人要求严格，勇猛刚强，是一个公认的主帅人选。
而睦仁的选择也让人大跌眼镜：他让看上去最适合做参谋的大山岩成为满洲军总司令，却把公认的主帅人选山县有朋留在后方，出任大本营总参谋长。对于这个任命，就连大山岩本人也很疑惑，他特意觐见了睦仁，表达了他的疑惑。
“山县为人苛细，诸将往往敬而远之。”睦仁说。
“难道陛下是看中了我的迟钝？”大山岩反问。
睦仁对此笑而不答，后来的大山岩用他的亲身经历找到了答案，他对别人说：“作为一个主帅，不需要天天都想着如何打仗，要注意到很多的困难和细节，但不能纠缠在那些困难和细节里出不来，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年轻人担忧，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也必须装作不知道。”
大山岩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把困难化作“镇定”的人，而他即将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一个人——俄军主帅库罗帕特金。
开战的一年以前，库罗帕特金在对日军参观访问后发表了“一个俄国兵完全能够对付三个日本兵”的著名言论，而实际上，库罗帕特金在私底下不仅极力反对开战，更是认为一旦开战，俄军恐怕很难有胜算！
因为在对日军参访期间，库罗帕特金看到的是一支与俄军完全不一样的军队。
在外人的眼里，日军士兵个子矮小，力气也小，看上去就是一副欠揍的模样，在单兵作战中，高大威猛的俄军能够以一敌三，这是没有疑义的，库罗帕特金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夸张。
但是——这只限于单兵作战。
日军的作战精髓源于德军，极为讲究整体的快速推进，并且把它发扬光大，于是当这些日本兵组成一支队伍时，他们就完全变样了。每个人不再是那副欠揍的模样，而是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狠劲，这股狠劲来自于他们由强大的凝聚力而演化成的战斗力，他们精神饱满，众人为一，令行禁止。事实上日本士兵对命令的执行简直到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甲午战争中，他们首次登陆朝鲜作战时，曾经发生士兵冲进池塘被淹死的事件，而原因就是他们只听到了直线前进的命令，并没有听说还可以拐弯，这种在其他军队看来很可笑而又做不到的事情，却被日军非常自然地做完了。
在深入了解和研究后，库罗帕特金发现日军强大的凝聚力来自于他们对一群人的特别重视，这就是日军所说的“干部”。日军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视干部培训和对干部要求最严的一支队伍。在他们看来，当战场其他条件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战斗力要首先从干部抓起，干部必须做到先对战术和条例吃得很透，然后才能训练和指挥士兵，正是通过这样苛刻训练出来的干部，只要他手中有一个联队（日军步兵基本作战单位），无论在多么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基本都能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战术。
这就是库罗帕特金在私下里感觉很不妙的地方，如果按照日军的标准，俄军恐怕基本没有“好干部”，有的只是大批标准的军官官僚，单个的俄军虽然可以横扫日军，但战场上的作战，并不是单兵技能的比拼，不是身体条件的单个比较，最终是整体作战力的对比。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一个俄国兵可以以一敌三，但是，这并不是说1万名俄国兵可以对付3万名日本兵，恰恰相反，如果是在主力大兵团的决战中，以日军严明的军纪、细致的作风以及对战略战术坚决彻底的执行，他们只要有1万兵力，绝对可以拖住和阻截由意志消沉的俄方干部指挥的3万俄军！
库罗帕特金并没有轻敌，而是已经把日军当作了当年拿破仑那样的对手。多年以来，俄国陆军之所以很难战胜，除了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战略的歹毒。历史上无论谁出任俄国陆军统帅，面对强军时，在战略上他们几乎都遵守着一个不传之秘：诱敌深入是俄国陆军主帅首先要考虑的战略。俄国国土辽阔，只要敌军肯进来，就必然消耗他们的战斗力和后勤补给，而俄军自己的补给线却能够大大缩短，等敌军被消耗得差不多时，就是俄军一举反击，彻底将对手打残的好时机。
正是因为有这个厉害的战略，俄军从来不担心城池被攻破，土地被占领，也从来不怕退守，即使退到了圣彼得堡，退到莫斯科，退到了莫斯科郊外，俄国陆军最后都能神奇地起死回生。这一点，当年的拿破仑同志已经体验过了。
在成为俄军主帅后，库罗帕特金制定的对付日军的战略正是诱敌深入，也就是在集结优势兵力之前，俄军的主力要想方设法避免过早决战，想方设法争取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兵的时间。具体来说，俄军主力只能战，而不能决战，每战都必须避免决战，根据3倍于日军才有把握决战的前提，以“有计划和有秩序的逐步退守”为基本目标，一直到退守到靠近俄国补给线的哈尔滨，并且在日军不可能维持其补给线之时一举反攻，进行决战，歼灭日军！
那么，为什么库罗帕特金的战略中一定认为要歼灭日军而不是守住城池击退日军呢？这就是这个战略最歹毒之处了：日本总兵力远远少于俄国，只要能吸引日本将大部甚至全部兵力步步派往满洲，然后俄军一举反击，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终结日本全国战斗力，使日本本土再无反抗能力，俄军随后登陆日本本土，踏进皇宫，活捉睦仁，灭亡日本。到那一天，不仅满洲会落入俄手，朝鲜和日本同样收入囊中，尼古拉二世的“黄俄罗斯梦想”就会真正变为现实！
这就是库罗帕特金，一个强大的俄军主帅，一个深藏不露的老狐狸，他表面上口出狂言，实际上是在准备给日军下套，看上去满嘴跑火车，私底下却在磨刀子，他的诱敌深入战略直击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死穴，本来就是速战速决战略的天然克星，只要一切顺利，等待大山岩的将是灭顶之灾！
<h4>大山岩占据辽阳，却伤亡更多的兵力</h4> 
1904年7月，大山岩命令日军第一军、第二军和第四军向奉天的南大门辽阳集结，将在这里与库罗帕特金展开第一次大兵团对决！
大山岩到来之前，库罗帕特金已经下令在辽阳城外修建起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周长75公里，修到了辽阳城30公里以外，然后依次是向辽阳城下收缩的第二道、第三道防线，三道防线像一面由近至远发射的巨大的扇形，把俄军需要防御的辽阳的正面以及侧翼——南、东、西三个方向围得密不透风，只有头顶上的鸟才能飞过，而库罗帕特金不仅已经把俄军位于山地的旅顺防线，搬到了位于平原的辽阳城外，还进行了因地制宜的创新。
防线的最前面就是地雷阵，一望无垠的平原大地上到处埋着地雷，上面也没有插个草标，将来真是会害苦大山岩。然后是强电流铁丝网，铁丝网后是护垒壕，护垒壕后面是步炮兵联合阵地。简单来说就是在半圆形的防线上，每隔1千米左右，就修建有一个碉堡，里面架设的是重炮，形成连绵不断的碉堡群，这里是炮兵阵地，而步兵阵地就在这些碉堡与碉堡之间，那里修建的四面单人掩体，前后左右都用1米多高的沙袋垒成，俄军就伏在那里面360度无死角射击，万一不小心让日军冲过去了，掩体里的俄军还可以立即往后转朝日军的屁股上开上一枪。
但大山岩也不差，他新修了铁路。
趁着3个军向辽阳集结的同时，大山岩命令从两个地方修建至辽阳方向的铁路：一条是从海运的后勤中转基地青泥洼北上，这里原本就有东清铁路南满支线，只要把之前被俄军破坏的地方修复就可以了，工程量不算太大；而另一条是从鸭绿江边的安东（今丹东）为起点，向辽阳修建长达200多公里的军用窄轨轻便铁路。如此一来，来自朝鲜方向的后勤补给也能迅速抵达前线。
此时的库罗帕特金已经集结了7个军，总兵力增加到22万多人，而大山岩手中只有3个军，总兵力13万多人，与俄军还有10万大军的差距。所以大山岩就迫切需要乃木希典的第三军迅速攻陷旅顺后加入主力战场，好歹减少一下兵力差距。8月19日，乃木希典开始了对旅顺的第一次总攻，结果只让大山岩明白了一个事实：指望乃木希典来增援，那得很久。
此时大山岩身边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与俄军兵力相差悬殊，建议推迟决战时间，继续等着第三军。而大山岩认为绝不能等，不说第三军最后能够保存下来的兵力还有多少，就算能够等来他们，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库罗帕特金也会通过火车不断运兵，推迟决战对辽阳之战本身十分不利，同时也违背日本陆军速战速决的战略。
和库罗帕特金一样，大山岩的身份也是主帅，除了具体战斗，必须考虑到国家战略，而日本要想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除了需要战役、战斗的胜利外，更需要战略意义上的胜利，而战略意义上的胜利就是要给予俄国切肤之痛和毁灭性打击，要么攻入俄国本土，要么大规模全歼俄军，唯有如此，才能威震俄国国内，迫使俄国主动求和。
库罗帕特金自然会想办法集结优势兵力，而大山岩就要想办法尽量多地歼灭其有生力量，与库罗帕特金避免过早决战的“抢时间”战略恰恰相反，大山岩的战略是“抢决战”。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下，他都必须永远进攻，永远没有“防守”两字，每战都必须追求决战加歼灭战！也就是说，大山岩其实并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无论多么冒险，只要基本条件成熟，就必须出击！
8月24日，就在乃木希典结束第一次总攻的同一天，大山岩决定立即打响辽阳会战！大山岩制定的是包抄战术，这真是一个极端冒险的计划，他竟然用比俄军少10万的兵力去包抄.而正是为了防备日军的包抄，库罗帕特金特意把防线修得无比之长，第一道防线就长达75公里，这就相当于日军需要从北京跑到天津去包抄，如此宽大的防御面会给两翼包抄带来极大的困难，反过来很容易因为兵力分散而陷入被俄军各个击破的境地。
但这正是大山岩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大山岩很清楚，开战本来就是冒险，不如冒险到底，仍然去打日军最拿手的包抄战术。事实上日军从来不惧怕以弱势兵力对阵优势兵力，他们家底薄，兵力少，这样的战斗他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此时统帅表现出一点点的谨慎和犹豫，处处留后路，反而会损坏全军的士气。日军可以输在客观条件上，但绝不能输在士气和意志上！
根据包抄战术，第四军首先从正面发起猛攻，当然，这是佯攻，为的是吸引库罗帕特金的注意，随后，第一军和第二军分别从俄军左右两翼迂回进攻，这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要斜插至俄军侧面！
无论在正面还是侧翼，当日军冲到工事之前时，掩体里的俄军开足强大的火力，一时间，大大小小的炮弹、机枪子弹、步枪子弹实现集火（集中火力），日军冲到前面的突击队全部倒下！战场上又出现了熟悉的一幕：
第一突击队，全灭；
第二突击队，全灭；
第三突击队，你们继续跟上……
轮番战至深夜，库罗帕特金的阵地仍然牢不可破，而日军在反复突击后，因伤亡过重和弹药不足渐渐地丧失了进攻的势头，士兵疲惫不堪，气焰减弱，此时在部分地段，已经出现了俄军跃出掩体转入反攻的有利时机，但是前线的各路俄军指挥官都没有抓住这一时机，组织起有效反攻。
在战前，库罗帕特金下达的命令是“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段转入反攻”，对于库罗帕特金来说，他下达这个命令是极为正常的，他的基本战略是诱敌深入，自然要避免冒险，小心谨慎点为好，以免因前线各部分的贸然反击而将战斗拖入决战。
而库罗帕特金不知道的是，当他下达这道命令时，俄军前线指挥官发起主动反攻的一幕几乎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这一群俄军的状态与旅顺俄军是完全不同的。
旅顺俄军没有退路，一旦防线被攻破，他们如果不愿意当战俘，就只能去跳海，在康得拉钦科的强力督战下，那些平时意志消沉的俄军前线干部多少还有些主动和自觉，基本还能做出合理的临场判断和指挥。而辽阳这里就不同了，这里是平原战场，即使库罗帕特金同样满场飞奔，他也奔不到75公里，而这里的俄军前线干部都知道，他们在满洲还有广阔的后方，即使辽阳城被攻破，还可以退到奉天，奉天被攻破，还可以退到哈尔滨，总之不担心没地方去。这种状态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死守防线，更不会主动去捕捉战机英勇反击，大家打得差不多也就行了，没必要拼命，反正统帅的战略是诱敌深入，大家就主动“配合”他一下。
就这样，库罗帕特金原本战略中的“有计划和有秩序的逐步退守”，变成了前线干部比较主动和自觉的退守，他们恨不得只要在前线指挥了打两枪，响两炮就退回去。虽然这个结果和诱敌深入看上去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却有着本质区别，如果他们能够真正做到“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段转入反攻”，捕捉有利战机，歼灭一部分日军，就相当于为运兵变相争取了时间，这才是对库罗帕特金战略战术真正的吃透和执行！
好吧，日军进攻受阻，俄军也不反攻，战斗就此进入了胶着状态，大山岩不断接到报告：前线伤亡惨重，建议暂停进攻。这种建议立即被大山岩否决了，大山岩仍然记得他的任务，他很清楚，双方战略意图的差别决定了俄军可以不拼命，但日军不得不拼命，甚至还需要想方设法迫使和激怒俄军拼命，如此才能尽早进入真正的决战，破坏库罗帕特金的战略，让战局朝着对日军有利的速战速决方向转化。
所以在战斗打响之后，大山岩也基本没有干别的事，一直在重复一个命令：进攻！进攻！此时就更加不会动摇，为了补充战斗力，大山岩命令所有的炊事兵、马夫、卫生兵等等都加入战斗序列，连他的司令部都只要留下几个守卫，其余所有人全部拿起枪向前冲，即使前进不了，也绝不后退半步，就在那里端着枪与俄军日夜对峙！
在大山岩强令之下，日军全军的气焰又为之一振，大家又发动了突击车轮战，他们似乎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睡觉，一直端着枪往前冲，像机器人一样高速运转，自从8月24日开战以来，这种现象每天都在重复，日军似乎已经忘了战场上还有“停止进攻”这个词。
8月25日，总攻过去一天了，在往前冲。
8月27日，总攻过去三天了，在往前冲。
9月1日，总攻过去一个星期了，还在往前冲！
俄军终于要发疯了，他们也曾在欧洲各地打过大大小小的战役，战场上的情况也算是见得多了，不过像这种机器人似的军队还是很少见的。不论伤亡，不顾兵力，只顾埋着头往前攻，攻不下还红着眼看着你，还不让你吃饭和睡觉，太恐怖了，再这样下去简直会被他们折磨疯啊。
就在俄军意志动摇之际，在左翼的第一军已经冲到了辽阳城外的太子河边，他们的总兵力是1.8万人，而河对面的俄军是6万人，但日军冲得太猛，已经冲过河去了，实际上陷入了很快要被俄军包饺子的境地。不过现在他们也不能再撤回到河那边去，一旦回撤，就会暴露是孤军过河、后无援军的秘密。于是，根据大山岩之前的作战指导，第一军司令长官黑木为桢下了疯狂的命令：即使无法前进，也绝不后退半步！第一军就这样既不轻易进攻，也绝不撤退，大家就站在那里，端着枪在俄军面前保持着进攻的态势，别人是背水一战，他们是背水一“站”。
见到日军不轻易进攻，这6万俄军竟然也不敢轻易进攻了，他们很是怀疑日军在设下什么圈套等着他们去“上当”，然后，在第一军的袭扰下，占据绝对优势兵力的俄军前线干部意志彻底动摇，他们向库罗帕特金报告遭遇日军包围，要求大量补充兵力和弹药，否则他们只有撤退！
接到不断传回的前线“紧急战报”，为了避免俄军被歼灭，库罗帕特金下令：全军撤退，撤向奉天！
在并没有落入下风的情况下，“俄军撤退得太熟练了”，这一点令大山岩也大感意外，他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有诈，于是他下令日军暂时不要开进辽阳，先派人去打探打探，把情况摸清楚再说。直到侦察兵反复报告：俄军确实是主动撤退的，他们真的已经撤了，大山岩这才下令进驻已成空城的辽阳。9月3日，辽阳之战结束，大山岩很快得到了战报和情报：此战日军共伤亡2.3多万人，俄军共伤亡2万人左右。
虽然成功占据辽阳，但损失了更多的兵力，大山岩知道：此战，他实际上已经输了。
跟大山岩有同样想法的是库罗帕特金，大兵团的主力作战，首先要保障战略意图的实现，不要那么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在库罗帕特金看来，俄军对他的战略意图虽然执行得不够完美，但基本还是实现了，辽阳会战对他而言收获了两个成果，一是战前关于“日军整体作战能力较强，俄军无法以相同的兵力歼灭日军”这一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此战俄军多出了整整10万兵力，再加上花费几个月时间修建的牢固的工事，却仍然占不到多少上风，日军整体作战力之强可见一斑，这就更加证明了“诱敌深入、争取时间以三倍兵力全歼日军”战略的正确.他现在已经更加坚定地相信，俄国要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唯有坚持这一战略。
而第二个成果就是，他以较少伤亡的代价，消耗了大山岩手中更多的日军，又没有使战斗陷入双方死拼的大决战，从而拉大了与日军兵力差距的相对优势，这等于是从另外一种形式上为运兵争取了时间，此战俄军已经取胜。
带着这样的认识，库罗帕特金并不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撤向奉天的，他正雄心勃勃地计划到奉天再与大山岩打一次同样的会战，只要这样的会战再打上几次，他手中总兵力的相对优势就会逐步拉大，战略意图还有可能提前实现！而库罗帕特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人不仅绝不同意他的战略，还有可能使他的战略意图彻底化为泡影。
这个人就是尼古拉二世。
<h4>库罗帕特金被迫放弃战略</h4> 
在战前，库罗帕特金公开发表了俄军士兵可以以一敌三的观点，对于内心并不这么认为的库罗帕特金来说，他为何要夸下这样的海口呢？
因为他的领导尼古拉二世需要如此。
对于尼古拉二世来说，他就是那个相信俄国还是世界强国的人，还沉浸在俄军可以所向披靡的美梦里，却拒绝承认在没有跟上工业化和立宪改革的世界潮流之后，沙俄其实已经沦为一个非主流国家，它归根结底只是“恶”，而非“强”。不过，既然沙皇还睡在这种美梦里，大家也不好让他惊醒，只能继续给他惊喜，事实上库罗帕特金的“以一敌三”还不是夸下海口。俄国外交部人员说得雄壮：“俄国只需要一面旗帜和一个哨兵，它的声威就足以慑服日本人！”尼古拉二世不同意这个战略的原因很简单：诱敌深入太像败退了，他不容许军队失败，即使是看上去像失败也不行。
事实上，除了拒绝认识外面的世界以及盲目自大以外，尼古拉二世的“不容许军队失败”还有更多的难言之隐。此时的他比较焦头烂额，因为俄国国内已经出现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自古以来，外战都是转移内乱的良好办法，尼古拉二世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完成“力量的展示”，以此来证明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已经虚弱到承受不起一点点的失败，否则不足以继续管制人们。所以尼古拉二世需要的不仅是胜利，还要胜得漂亮，胜得完美，还没有和一群亚洲“黄皮猴子”真正决战你就要退啊，这难道不是给革命者以口实吗？你叫我在后方如何灭火？
当初把这么多军队交到非皇族和贵族的库罗帕特金手里，让他带着去遥远的远东，尼古拉二世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完全放心过，他任命了库罗帕特金为俄军远东陆军总司令，但在满洲战场上还有一个能够“节制”库罗帕特金的人，他就是那位阿列克谢耶夫皇叔。至于斯特塞尔，他原本应该听从库罗帕特金的领导，库罗帕特金早就已经下令解除斯特塞尔的职务，不过斯特塞尔在旅顺靠上了皇叔这棵大树，竟然没有理睬库罗帕特金的命令，继续做他的关东军总司令。于是乎，与睦仁把四个军统一交给前线的大山岩指挥不同，库罗帕特金无法指挥旅顺俄军，其实即便是对于皇叔，尼古拉二世也没有彻底放心过，对于旅顺方面他也是事无巨细地操心，大到战略小到千来人的小军队部署，他都要求前线报告。
好吧，作为君主专制制度最高领导的尼古拉二世，由于他的种种“不得已”，他首先变成了一个“分权者”，要去分前线指挥官的权，使他们相互制衡，互不体谅；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土财主”，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守住俄国已经占据的满洲大城市，以便使面子上好看；最后他又成功地变成了一个“战术家”，处处插手和过问前线的具体指挥，而库罗帕特金的战略原本应该是得到俄国举国支持，看来只好又要屈服于尼古拉二世的“战术”之下。
果然，库罗帕特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盯住的是战略意图的推进和具体的伤亡数字，而尼古拉二世盯住的是占地地图，在乎的是俄军到底是进了还是退了，是守住了城还是丢了城，伤亡数字还可以作作假再对外公布，战场上的进退却骗不了别人。接到“败退奉天”的消息后，尼古拉二世十分恼火，他立即给库罗帕特金发电报：不得再退，必须发动反扑，收复辽阳，重振我大俄罗斯帝国的声誉和威风！
接到电令的库罗帕特金反复考虑，他决定还是冒险争取一下，专门给尼古拉二世打了一个报告，解释即使要与日军决战，也应该按照原定的战略计划先撤回奉天比较好，在奉天能够以逸待劳，等着日军上门，等日军成为疲惫之师时再全面反攻，一举歼敌大部，到时候同样也可以收复辽阳。
报告传回到尼古拉二世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驳回了这个计划，并派了一个人来给库罗帕特金“协助指挥”，严令反扑不得拖延：“帝国的荣誉不允许你再拖延下去，国内外的舆论更不允许你拖延下去！”
库罗帕特金十分痛苦，如果屈服于领导的意思放弃战略，大山岩和日军的实力在那儿，俄军绝没有取胜的可能；如果不放弃，坚持下去——坚持不了，沙皇陛下连“督军”都已经派来了，还如何坚持啊，下一步还不得撤职？
没办法，已经快走到奉天的库罗帕特金只好又掉头南下，向辽阳开进，在辽阳城里的大山岩听说这位仁兄又杀回来了，十分纳闷，虽然他并不知道库罗帕特金为什么这么做，但大山岩随即十分兴奋，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日军需要速战速决，需要创造和把握一切战机，现在，库罗帕特金竟然把这个战机送上门来了，如何能不战！
此时的大山岩有两个选择：一是坚守于辽阳城内，依靠辽阳城高大坚固的城墙与工事作战；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放弃辽阳城，主动出城，正面迎战库罗帕特金！
大山岩的选择是后者，因为他是一个能够在任何复杂多变的情况之下，始终记得他的战略目的的人，大山岩的战略同样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尽一切可能打决战加歼灭战。现在，既然库罗帕特金送上门来，大山岩就绝对不会固守城池，而是将率领日军主动出城，在城外和库罗帕特金打一次真正的决战，这次战斗不论结果如何，都标志着库罗帕特金已经进入了大山岩一直梦寐以求的速战速决的轨道——从战略上来说，他都已经胜了！
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大山岩率领日军离开辽阳，迎着俄军北上。10月5日，两军在辽阳与奉天之间的沙河正面相遇，战斗打响！
这是俄军主力第一次主动进攻，也是两军第一次在没有工事的战场上作战，大山岩放弃了工事，而库罗帕特金来不及修工事，战斗已经是真正的运动战，而不再是阵地战，而这也将决定这场战斗的特别。
双方很快近距离正面相迎，大山岩还是无法彻底摸清库罗帕特金的意图，自开战以来，俄军一直都是依靠工事防御，大山岩很担心库罗帕特金只是来虚晃一枪，又要撤回到奉天去修工事的。为了尽快咬住俄军，大山岩这次放弃了日军最常用的包抄战术，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加迅猛也更加冒险的战术，这种战术在大兵团作战中并不常见，为了更好地说明它，现在我们需要以两个人互相拍板砖打架来做一次场景再现。
在两人打架中，当其中一人手持板砖朝另一人的右肩拍来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个人先躲过这一砖，然后再寻找对方空隙拍上一砖，这比的是谁更灵活。
而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并不躲避，盯着来人那一砖，手持他自己的板砖正面相迎，板砖碰板砖，比的是谁力气更大。
而在这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大哥级”的打法，那就是眼见来人手持板砖拍向自己的右肩，既不躲闪，也不以板砖挡板砖，而是在右肩承受着对方这一砖的同时，也手持板砖全力拍向来人的右肩！
这比的是拼命。
大山岩用的正是这第三种打法，只不过不再是两人拍板砖，而是总共几十万人的大战，当时俄军进攻日军右翼，日军右翼全线告急，大山岩却命令日军主力不必去管自己的右翼，十几万日军拧成一个箭头，同样全力扎向俄军的右翼！
如此一来，双方宛如进入了一个“转门”，就这样你打我，我打你，互相咬合，首尾相接，大山岩命令日军一旦咬住俄军就要不放松，缠打不休，把战斗拖进决战，要让俄军这次是想跑也跑不了！
虽然手中的总兵力仍然要比库罗帕特金少10万人左右，但大山岩相信日军的整体作战能力一定会强于俄军，他就是要以日军较大的伤亡，来换取俄军更大的伤亡！
10月18日，在被日军整整缠住13个昼夜之后，俄军终于从战场摆脱出来了，沙河会战就此结束，而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日军以整整少于俄军10万的兵力，造成了俄军4万多人的伤亡，而日军伤亡仅仅2万多人，这是两国爆发战争以来，俄军的伤亡首次两倍于日军！
尼古拉二世终于可以死心了，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库罗帕特金对日军实力的判断和由此制定的战略无可置疑。但是，即使是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尼古拉二世还是不怎么愿意相信的，也无法相信，他仍然在不断地催促库罗帕特金尽早发动反扑，夺取一场“大胜”。苦不堪言的库罗帕特金只好以满洲已经进入严冬，不便冬季作战等各种理由推脱，库罗帕特金在想尽一切办法加快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兵。
自开战以来，库罗帕特金手中的兵力一直增长得比较缓慢，并没有压倒性的增长，这自然是一个原因：运兵慢。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单线，在贝加尔湖一带还没有最后铺通，火车在这里需要转运，但这些并不是运兵慢的全部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人。一支军队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缩影，连俄军中都官僚遍地，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铁路线的后方和沿途各车站管理极为混乱，当库罗帕特金需要武器时，后方却运来了一车神像，已经到了要穿棉大衣的冬季，士兵们的夏装才运来。这种人为造成的低下效率别说是用火车，用火箭都无法弥补，而这些都是库罗帕特金没有办法解决的，他只好再想想其他办法，比如他规定在铁路线上跑的火车一律只由欧洲向亚洲方向行驶，抵达目的地后，空车厢都烧掉不再返回了。后来，等到贝加尔湖结起厚冰时，工程人员竟然在冰上架起了铁轨，火车就在冰上跑，“冰上跑火车”，这是人类交通史上的第一次。
大山岩也在争分夺秒，他倒是也有铁路，不过无兵可运，只好仍然寄希望于乃木希典的第三军。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12月1日，在乃木希典攻打203高地最为艰难的时刻，大山岩派出儿玉源太郎到达前线，这既是在帮乃木希典，也是在帮他自己，因为他与库罗帕特金至少还有10万兵力的差距.1905年1月2日，乃木希典终于攻下了旅顺，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睡几个好觉，就率领第三军星夜北上加入主力战场！
而此时，尼古拉二世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点变化，这个变化正是来自于旅顺陷落，革命者终于有口实了，列宁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旅顺口的陷落》，这是一篇著名的讨伐檄文。简单来说，就是对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黑暗君主专制制度这种产品，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预言这种产品的保质期应该不会长久了，比如宣扬“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同时教育大家“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许多士兵原本是要从铁路线上开赴前线的，受到教育之后纷纷扔下枪回家了。此外，革命者在各地的抗议、游行和罢工一拨接一拨，这真是令尼古拉二世情何以堪，在内外交困之下，他再次严令库罗帕特金：要克服万难，尽快打出一次漂亮的翻身仗，这已不容商量。
面对这个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库罗帕特金真是十分苦恼，这几个月以来，连急于追求速战速决的大山岩都没有出动了，因为时间已经进入了冬季，在滴水成冰、天寒地冻的满洲，合适的冬季运动项目只有溜冰，并不是打炮，因为即使是人受得了，炮也不一定会响。但对于库罗帕特金来说，政治任务必须完成的，怎么办呢？
库罗帕特金想起了一支奇特的军队，一支在俄军中已经被冷落得有些久的军队，他们是一支奇兵，名字也叫骑兵，库罗帕特金的计划是：先以骑兵为先锋对日军发动闪电偷袭，打开缺口，再令一部分步炮兵跟进，伺机扩大战果，既避免在严寒的不利条件下全军出动，又符合尼古拉二世关于要迅速打胜仗、打漂亮仗的要求。
库罗帕特金即将出动的这支骑兵并不是一支简单的骑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代表着俄国陆军的荣耀，是俄军陆军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几乎是俄军陆军强大战斗力的代名词，它曾经在数百年间纵横欧亚大陆，所向披靡，几乎从无对手！
他们就是世界最强骑兵——哥萨克骑兵！

第七章 大山岩陆战战略失败：日军再次陷入生死局
<h4>秋山好古战胜世界最强骑兵的秘密</h4> 
在俄国的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都是哥萨克骑兵冲出来的。
古往今来，我们常常会用一些词来形容一个特定阶层的人，比如流氓、强盗、杀手、帅哥等等，他们不分民族，不分籍贯，不分受教育程度，却有着共同的特征，享受相似的待遇，能够比较显著地区别于其他人。“哥萨克人”就是俄罗斯人对他们当中一群特殊阶层的人的称呼。
他们原本是沙俄兴国过程中的一群无家可归的人，比如被沙皇政府流放的罪犯、逃跑的农奴以及盗贼等等，为了生存，渐渐聚集到了南俄草原，而这里正是当年铁木真残余蒙古骑兵的聚居地，他们就与蒙古骑兵混居融合，继承和发扬了蒙古骑兵最纯正的武力血统，从此专门以马背上的抢劫为生，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号——哥萨克人。意思是“没有国家而不受约束的人”“勇敢的人”或者“风之子”，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家园，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唯一信仰的就是手中的战刀，为了生存，厮杀，嗜血地厮杀，“哥萨克人没有懦夫，他们生来就是战士！”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显示了哥萨克人真正的勇敢。
后来，这批原本受沙皇政府驱逐的人士，反过来又被组建起了哥萨克骑兵队，当铁木真蒙古骑兵消亡之后，哥萨克骑兵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孤独的战士。每当交战时，他们飞身上马，头一低，冲入敌阵，左一刀，右一刀，旋风而去，留下身后尸横遍野！在历史上，他们曾战胜法国的胸甲骑兵和波兰的翼骑兵，至于德军就不用说，他们被打得在祈祷时一度以“哥萨克”代替了“魔鬼”，哥萨克骑兵被认为是继铁木真蒙古骑兵之后整个欧洲的噩梦，正是由于他们与蒙古骑兵的渊源，人们才会说：“每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即蒙古人）！”
值得介绍的是被哥萨克骑兵视为生命的刀——勇士之刀。
刀柄是鹰头形状的，极其短，并且没有护手，外面包铜，里面灌铅，十分沉重，只有经过长期训练的人在砍杀中才能握住。
而刀柄的短小正是为了让刀身接近它的最大长度——将近一米。刀身是用精钢打制的，总的来说，它有三个明显区别于其他战刀的最显著的特点：刀身弯曲、刀刃极宽和橡树叶状刀尖。
刀身弯曲和刀刃极宽增加了砍杀面，而这种特点是和刀柄一起配套的，由于刀柄没有护手，哥萨克骑兵必须时时紧握战刀挥舞，于是就养成了他们惊人的臂力。当敌我骑兵对冲对砍时，哥萨克骑兵强大的臂力给敌人带来的不是骑兵中最常见的“抹脖子”，而是几乎将敌人的整个头颅都砍下来斩首！
刀尖是为当敌骑兵进入刀身无法伸展的中近距离时准备的，橡树叶状刀尖能使哥萨克骑兵迅速准确扎进敌人的胸腔，然后利用弯曲的刀身以及强大臂力，娴熟地转刀——将敌人的心脏血淋淋地挑出来！残忍，实在是太残忍。
而当敌人已经靠近到甚至连刀尖都无法使用时，刀柄又派上了用场，哥萨克骑兵会迅速竖举战刀，反手用鹰头状刀柄猛击敌人脑袋，直至敌人头颅开裂，脑浆横流。
哥萨克骑兵的残暴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蒙古骑兵，他们的格杀对象是不分对象，会把眼前出现的所有人都杀掉和赶跑，甚至会吃人肉喝人血，他们会把小孩子摔死，会把女人抓到马背上强奸。哥萨克骑兵也绝不欢迎俘虏，大概是因为他们自己从没有做过俘虏，所以也不怎么知道如何对待俘虏，如果敌人跪在地上向他们求饶投降，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累赘。号叫着冲过去，在飞奔的过程中跳下马来——竟然直接用脚将人踩死再飞身上马，绝尘而去！
他们的残暴实际上是一批人有意放纵造成的，这就是历代沙皇。
对于沙皇政府来说，只有哥萨克骑兵如此残暴，才能在入侵土地之后，把原有的居民清除，实现那项永久得到这块土地的政策：清人占地。
日俄开战以来，哥萨克骑兵却很郁闷，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出战的机会，首先旅顺那种山地是不适合于骑兵出战的，所以他们干脆没有去，好不容易来到了主力作战的平原战场，辽阳作战又依赖了工事，沙河会战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冲，就被大山岩以“转门战术”死死咬住，最后打成了混战。因而两国间的战争都快打了一年了，哥萨克骑兵一直都是靠边站的，某些俄军指挥官见他们无事可干，就下令让大名鼎鼎的哥萨克骑兵骑着马整齐排在阵地之前，用人墙来遮断后方的俄军阵地，对日军进行反侦察，美其名曰“骑兵幕”。原来把我们当幕布使啊，干吗不把我们当抹布使啊，这是哥萨克奇兵从未遭受过的莫大的侮辱！
现在，主帅终于想起了他们，将所有的郁闷和不满向日军发泄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905年1月26日，库罗帕特金命令俄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炮击大山岩阵地正面，不过这是做做样子的，只不过是吸引大山岩的注意和牵制日军。库罗帕特金的真正意图是以两个哥萨克骑兵师闪电偷袭日军的最左翼，后面跟着10万步炮兵，一旦打开缺口，就扩大战果。
哥萨克骑兵出发了，他们速度极快，很快冲破了日军的前哨阵地，风驰电掣般地扑向日军最左翼。这里位于奉天西南，名叫沈旦堡，驻防在这里的是日军第二军骑兵第一旅团，由秋山好古率领，也称秋山支队。
秋山好古曾经留学法国学习骑兵技术，受到拿破仑时代胸甲骑兵战术的影响，回国后一直在日军骑兵部队中任职，参与创建了日军陆军骑兵科，成为明治陆军中最早一批的骑兵将领，后来有明治陆军“骑兵之父”之称。作为一名十分优秀的骑兵将领，秋山好古对骑兵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经常要求日军骑兵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手里的战刀，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战马，当运输船运送骑兵部队到前线时，秋山好古要求每匹马都住单间，人员却挤在甲板上，足见他对骑兵有着深厚的感情！
而现在，哥萨克骑兵似乎是特意选择了秋山好古作为开刀对象，这是他们的荣耀之战，以骑兵对骑兵！相信明天全世界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个头版消息：哥萨克骑兵斩首日军大部分骑兵！沙皇陛下看到这个消息也一定会很爽的。
哥萨克骑兵行进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秋山好古接到通报的时候已经比较迟了，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但秋山好古明白，此时除了迎战别无选择。世界各国的骑兵都遵循着一条基本的准则：骑兵只能向前杀敌，不能未战而退。另外，他的驻防地已经是日军的最左翼，周围没有友邻部队，如果他的骑兵队不迎战，哥萨克骑兵就会绕到后路对日军主力进行偷袭，这将给日军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迎战强大的哥萨克骑兵，责无旁贷！“上马！握刀！”秋山好古发出了他的命令。
严寒之中，日军骑着高头大马集结在战场，他们一字排开，正面拦住哥萨克骑兵队的去路，每一个日本骑兵都手举战刀，整齐划一，散发出逼人的冷光。远处的哥萨克骑兵队也停下来，在自己的阵地上列阵，做冲杀前的最后准备。根据俄军战斗条例规定，士兵在战场上要遵守一定的分解动作，那么对于哥萨克骑兵是怎么规定的呢？答案是：没规定，只要让他们冲就行！所以哥萨克骑兵其实没什么准备工作可做的，他们不过是在屠宰美餐前看一下自己的猎物而已，战场上凝固着令人窒息的宁静，哥萨克骑兵的大规模屠杀即将发起！
“杀！”
密集的马蹄声传来，哥萨克骑兵几乎同时跃出，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战刀，口中发出“嗷嗷”的号叫声，风驰电掣般地压向秋山支队。他们不愧为“风之子”，速度极快，眨眼之间就要与日军骑兵短兵相接！
而秋山支队这边却是出奇地安静，既没有人后退，也没有人前进，他们还是在原地，在马背上注视着从远处冲过来的哥萨克骑兵。
这些“黄皮猴子”已经被吓傻了吧！哥萨克骑兵只能想到这个答案。
而很快，哥萨克骑兵看到了令他们毛骨悚然的一幕：面对他们的冲锋，秋山支队骑兵全体下马，推出身后的一件重型武器——哈奇开斯重机枪。
“突突突……”重机枪第一次向哥萨克骑兵扫射。
“突突突……”第二次扫射。
“突突突……”第三次扫射……
大哥，您不按套路出牌啊。
战场安静了，哥萨克骑兵在马背上英武的“嗷嗷”的狼嚎，变成了翻滚在马下“哎哟、哎哟”的连绵不绝的哀号，秋山好古成功地击退了闪电偷袭的哥萨克骑兵，暂时守住了阵地。不过，库罗帕特金派出骑兵偷袭只是打头阵的，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俄军10万步炮军，现在，这批大军已经前进到了沈旦堡附近的黑沟台一带，准备将秋山支队围歼！
秋山好古的总兵力是8000，对阵10万人，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满洲军总司令部里，大山岩接到了紧急战报，他决定派出一支军队前去救援，他们就是发生过“八甲田山事件”的第八师团，极为擅长在严冬作战，现在，正是需要他们的时候了。但俄军有10万大军，只派出一个师团去救援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大山岩决定打破建制，以第八师团为核心，另外再从其他几个军中抽调休整得较好、还能战斗的师团协同出战，总兵力将近5万。这已经超出一个军的规模，把这支庞大的混合部队交给谁去指挥呢？
第八师团师团长立见尚文是比较合适的，但他只是一个师团长，并没有过指挥一个军的经验，如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再派出一个现有的军司令长官去统一指挥这支队伍。
而大山岩在深入考虑之后，决定把立见尚文临时升级为“军长”，把这5万人全部交给立见尚文统一指挥，就叫作“立见军”，组成为救援秋山支队的快速反应部队。一旦任务完成，“立见军”自动解散。对于大山岩来说，让一个新手担此重任，冒着很大的风险，但他相信他的选择，他看中的不仅是立见尚文和第八师团在严寒中坚强作战的能力，更是一个人和一支军队在被信任下爆发出来的强大作战力！
立见尚文率领第八师团为先头部队，迅速冲向了黑沟台，正面拦截在行进的俄步炮兵，首先为孤立无援的秋山支队及时堵住了缺口，但陷入险境的又变为了第八师团，他们只有1万多人兵力，俄军有10万人，再加上此时已经是一月末的严冬，战场上冰雪覆盖，就连能适应高寒作战的俄军也不断发生士兵冻死冻伤的事件，立见尚文面临从军以来最严酷的考验，但他始终斗志昂扬！
从1月26日夜至29日清晨，立见尚文率领第八师团连续激战三昼夜，竟然以一个师团的兵力，顶住了俄军十倍之兵一次次的猛攻，俄军的行进被压制。此时，第八师团也已经到了弹药告急的境地，立见尚文下令：迅速冲入俄军阵中，然后全体上刺刀，以拼刺刀突围！
以师团为单位的拼刺刀是日军中从未有过的先例，它意味着一万多人全部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冲杀，之前乃木希典已经在旅顺创造了以师团为单位的突击，现在，立见尚文又在这里用一万多人去拼刺刀，见到这一幕，俄军的心里凉了半截。他们是步炮兵，不是哥萨克骑兵，是要用枪炮的。日军真是一支神出鬼没的队伍，刚刚面对哥萨克骑兵的时候他们不用刀，现在步炮兵作战，他们反而冲上来拼刺刀了。虽然他们并不惧怕拼刺刀，但在这么冷的天去拼刺刀，天上飘着雪，地上结着冰，站都站不稳，伤口流点血就会立即冻住，万一倒在雪地里没被同伴发现就只能被冻死。日军，你们拼什么刺刀啊？大家还是都离远一点互相打打炮打打枪比较好。
可是，立见尚文是不会顾及俄军的想法的，在他的命令下，第八师团坚决冲入俄军前沿阵地，迅速缠住了俄军，俄军大炮失去了作用，开枪也不太方便，只好也用刺刀勉强抵抗了一阵，然后开始弃阵而走。前方一乱，后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始主动后撤，与此同时，赶到的“立见军”其他几个师团也发动了对俄军的猛攻，俄军队伍不断被冲散，他们原本是想围歼秋山支队的，现在却反过来陷入了被分割包围的险境，见到前线俄军情况不妙，为了避免被日军围歼，库罗帕特金下令停止作战，撤回阵地。
令俄军没有想到的是，立见尚文已经完全打疯了，他命令只有5万兵力、刚刚组建的“立见军”，竟然一路尾随“护送”俄军10万大军回撤，直至确认俄军是真的撤退后才停止尾随。黑沟台会战结束，日军以5万兵力参战，总共伤亡9000多人，俄军以10万兵力参战，共伤亡1.1万多人，远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二世只好郁闷不已了：这是日军的好消息！
哥萨克骑兵并不知道，当他们发动闪电偷袭时，秋山好古不需要临时做准备，因为他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在战前，在讲究亡命打法的同时，日军也是一支极其讲究实用的军队。在旅顺战场上，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吃尽了马克沁重机枪的苦头，日本国内对这种武器也重视起来，前线一边作战，他们就加紧从法国购买了多批哈奇开斯重机枪配备给大山岩，秋山支队名义上是骑兵队，实际上是以骑兵为主，夹杂步炮兵和工兵的混编队伍。要让骑兵使用大炮，这对传统的骑兵将领是一项心理上的挑战，他们需要过自己这一关，但秋山好古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人，也并不是一个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虽然他很爱惜战马，但如果要用这些马匹来为前线运送重机枪和炮弹，他是愿意的。他的骑兵在战前都进行了使用重机枪的训练，于是乎在哥萨克骑兵偷袭时，他的骑兵全部下马，一秒变步兵——准确地说是变成了可怕的重机枪手。就这样，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日军也算是为下令人肉挡机枪的乃木希典报了一箭之仇。
而哥萨克骑兵并非不知道枪炮的厉害，也并非没有接受过使用步枪的训练，但他们仍然沉浸在“子弹是废物，用战刀才是好汉”的传统观念里，他们的骑兵出战时只有一部分人会背着步枪上战场，大部分人还是更喜欢和习惯使用战刀。
终于用重机枪击退了哥萨克骑兵，此战也使秋山好古明白了一件事情：日军的骑兵要想战胜哥萨克骑兵，方法就是用机枪，这个事实对秋山好古来说不知是喜还是忧。秋山好古在后来的岁月里几乎从不提起这次战斗的经过，退役之后他把骑兵服一直珍藏于家中，从不拿给外人看，甚至在担任家乡学校的校长时，面对一群请他讲述过去“英勇经历”的孩子，秋山好古也总是尴尬地拒绝，他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哥萨克骑兵，他们以英勇开场，以笑话结尾，但他们也是此战中的传奇。
而对于明治政府来说，武器的国产化是陆军的绝对方针（海军中建造大型军舰的技术要求太高，一时无法国产），从法国购买哈奇开斯重机枪只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举。这种机枪后来经过日军多次国产化仿造和升级，变得更加耐摔打和轻巧，甚至连步兵突击时都能够两手举起来使用，终于解决了当年乃木希典无法解决的难题，这就是后来我们能够在抗日战场上见到的著名的“歪把子机枪”。
与此同时，日军发现俄军步兵使用的步枪枪刺很长，并且枪身前段有一段自然的收窄，使用起来手感良好，非常有利于刺杀，而此时日军使用的步枪还是“明治三十年式”（1897年），枪身和刺刀比俄军的要短，再加上日军原本手就比较短，就刺不到对方，这也是日军在单兵拼刺刀时不敌俄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这个反馈，前线一边打仗，日本国内的兵工厂就开始对原有的步枪进行改良，改良后的新型步枪干净利落，使用顺手，更重要的是长度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步枪，非常有利于射击和刺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明治三十八年式”（1905年）步枪，简称“三八式步枪”。
<h4>日本再一次被逼入绝境</h4> 
黑沟台会战胜利结束了，但大山岩的好消息并未结束，除了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已经入列，他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军的兵力，这是“鸭绿江军”，是大本营从第三军中抽调部分主力，采用“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的扩编原则，与日本原计划殖民朝鲜的朝鲜驻屯军混编而成。请注意这支军队虽然交给了大山岩统一指挥，但在编制上是不属于满洲军的，在编制上不受大山岩领导，只是来“友情协助”大山岩完成任务，鸭绿江军代表的是日本要吞并和管理朝鲜的能力，而满洲军代表的是日本要吞并和管理满洲的能力，这两者在日本国内有着严格的区别，而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根据明治宪法，“天皇统率陆海军”，也就是说，只有睦仁才能统率陆海军，日本全部的兵力不可能交到睦仁以外的任何人手里，否则就是违宪。为了遵守当年制定的这个宪法，大山岩虽然已经在实际上指挥着日本全部的5个军，总兵力接近25万，但在名义上他仍然只能是“满洲军”的首脑。
而库罗帕特金的总兵力已经接近31万，也就是说，两军的总兵力已经接近60万，但他们之间的兵力差距已经由最初的10万缩小到6万。好吧，俄军国内有百万大军，一直在通过铁路运兵，库罗帕特金也采用“诱敌深入、争取运兵时间”争取了半年，却反而被大山岩一举缩小了兵力差距。面对这个结果，库罗帕特金简直是哭笑不得。唉，谁叫咱们摊上的是不同的领导呢？一边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在后方加紧挖掘征兵的潜力，一边是不仅干涉具体指挥，强令决战，还在国内点燃了革命之火，使得大批受到教育有了觉悟的士兵拒绝开赴前线，众多的运转部门也因革命暴动而陷入混乱和瘫痪。
1905年，奉天一带的暖风比往年都来得早一些，2月中下旬起就已经开始逐步解冻了，已经基本具备全军出战的条件。大山岩就不等春暖花开、种子发芽了，决定打响奉天会战，日本全部的兵力都已经押在他的手上，大山岩决定孤注一掷，把奉天会战当作最后的决战，这也将是自日俄开战以来，两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陆战！
满洲军总司令部里，大山岩下达了他的作战计划，很简单：第一、第二和第四军从正面发起进攻，鸭绿江军进攻俄军左翼，第三军进攻俄军右翼。
很显然，“一面两点”的布局还是为了实现日军那个雷打不动的战术——包抄。所以正面进攻的三个军看上去人多，是大山岩的主力，其实还是次要战场，库罗帕特金那边人也多，不多出动一点人就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
而鸭绿江军和第三军都是新加入战场的生力军，俄军并不熟悉，大山岩就是依靠他们作为奇兵打开侧翼的缺口，但包括鸭绿江军在内，各军其实都是为掩护第三军服务的，大山岩真正的作战计划是在库罗帕特金的主力被吸引到正面和左翼之后，由第三军从右翼迅速插进俄军防线，绕到俄军后方，切断奉天以北的铁路线！
大山岩的作战意图显现了：在以前，库罗帕特金总是一边作战，一边通过背后的铁路补充兵力和物资，也通过铁路线打着打着就主动撤退，实施诱敌深入，所以如果截断了铁路，就截断了库罗帕特金战略的核心。大山岩就是要首先彻底破坏库罗帕特金的战略，使得库罗帕特金以后连主动撤退都不可能了，然后再以25万兵力包抄31万俄军，完成围歼！
这就是大山岩的“最后一战”，不是口头上的最后一战，是用制定的战略战术来保障的最后一战！
其实大山岩并不需要如此费心费脑，因为库罗帕特金也没有办法“诱敌深入”了，奉天是大城市，丢掉它在尼古拉二世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此战，也将是库罗帕特金的决战！
2月23日，奉天会战打响，在大山岩的命令下，日军正面的三个军以十几万的兵力压向俄军阵地，当然，由于他们的战略目的是吸引库罗帕特金和俄军主力的注意，最重要的不是突击，是火力要狠要猛，这倒难不倒他们，因为乃木希典入列时已经顺便把大阪宝贝给拉了过来，火力绝对够猛，轰！
然而，宝贝们到了这里似乎就不太灵了，射出去后，有的炸响了，有的没炸响，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俄军某些阵地的外壁还结着厚厚的冰层，当炮弹落到冰壁上之时，就会出现因引信强度不够而无法引爆，看来下雪的时候真是诸事不宜，连打炮都不宜啊。
日军正在想着解决办法，然而没过多久，令人大惊失色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惊恐地发现那些打到俄军阵地上没有炸的大阪宝贝炮弹，竟然又飞了回来了，而且，它们竟然——炸了！
不是说，下雪天不宜打炮吗？这又是怎么回事？
因为俄军也有这种大炮。
大阪宝贝并不是日本的原产，它最初是从意大利引进，然后由大阪炮兵工厂进行国产化改造，而当年的德国克虏伯公司也照意大利式仿制了一款，把它们卖给了俄军。它们与大阪宝贝的区别只是一个炮口内的膛线是右旋，另外一个是左旋，这种差别并不影响使用对方的炮弹，这里的俄军装备了几门这样的大炮，但一直缺少炮弹，当他们发现大阪宝贝炮弹时，觉得比较眼熟，捡回来放到自己的大炮里一试，正好，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武器发明专家”们解决炮弹遇到冰面不炸的速度要比日军快得多，他们把原来的引信拆掉，重新安上强度更高的小口径速射炮引信。于是乎，在俄军的化腐朽为神奇之下，宝贝们不仅又飞回来了，而且下雪天也适宜打炮了！在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俄军也终于报了旅顺俄军被大阪宝贝轰炸的一箭之仇。
就在正面战场炸得不可开交的同时，负责进攻俄军左翼的鸭绿江军冒着暴风雪向前行进了，在原属第三军的主力带领下，这支生力军勇猛向前，锐不可当，以不断地强行突击一路深入到俄军阵地，这种进攻状态造成的后果就是——俄军纷纷忍不住惊呼：“看啦，那个魔鬼的第三军来了！”于是他们纷纷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库罗帕特金。
乃木希典的第三军之前虽然一直还没有参战，但攻陷旅顺早已经让他们声名远播，一直存在于奉天这一带俄军的恐惧之中，库罗帕特金也因此判断：如果第三军出现在哪里，大山岩的主攻方向一定就在哪里。库罗帕特金的这个判断本身并没有错，手中有一支刚从地狱战场捶打出来的铁军，大山岩的主攻方向自然就是对这支铁军的使用。但库罗帕特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线的情报竟然是如此不靠谱，连对方是哪支军队都没有搞清楚，接到“左翼发现第三军”的报告，库罗帕特金立即命令大量调遣俄军预备队开向左翼，千万不能让强大的“第三军”突入核心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时候，大山岩的意图已经初步实现了：正面进入激烈的炮战，成功地拖住了俄军主力，鸭绿江强突俄军左翼，成功地吸引住了大批预备队，这个时候主动权已经掌握到了日军手里，无论库罗帕特金做出什么样的变化，大山岩能够发现空当并迅速抓住。当然，最有利的还是按照原计划，命令真正的第三军最后出发，迅速前插俄军防备相对薄弱的右翼！
乃木希典和第三军已经跃跃欲试了，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铁丝网、护垒壕和机关枪阵，不需要仰攻，那简直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果然，一接到攻击的命令，他们如脱缰的野马，冲锋向前，拦都拦不住，不久的工夫，就已经冲到了奉天城外，距离铁路线已经不远。
但是此时，库罗帕特金也反应过来了，根据战场情况，他迅速判断：这才是第三军！库罗帕特金立即命令正面的主力向右翼倾斜，预备队也向右翼增援，企图层层包围第三军，以多打少进行全歼，严重挫灭日军全军锐气！
发现库罗帕特金已经做出改变，大山岩立即做出改变，他命令第三军以外的其余各军随俄军行动，必须急速行进到增援俄军之前，正面阻截俄军，为乃木希典和第三军争取最后的时间！
现在，对于日军来说，最关键就是增援各军能不能跑得快，和能不能拦住俄军。这对日军来说，其实并不是难事，因为整体的快速推进原本就是他们所擅长的，但俄军毕竟总兵力占优，各路日军都必须以少打多，节节抵抗！
在奉天西北的于洪屯一带，隶属第三师团的第五旅团在阻截俄军一个军，面对数倍于己的俄军，4000多名日军毫无惧色，在旅团长的带领下，他们并没有转入防守，而是以进攻对进攻！以日军灵活机动的特长，来回冲击俄军阵地，当旅团长最后一次下达冲锋命令时，清点人数，只剩下了最后的400多人，兵力损失已高达十分之九，再也无法组织起一次像样的冲锋了。
为了这决定前途的最后一战，为了全日本的胜利，坚持！
哪怕剩下最后一人，也要以进攻对进攻，同归于尽！
得到各军强力支持的乃木希典终于赢得了可贵的时间，第三军终于抵达铁路线旁，这里防卫空虚，第三军迅速变为铁路游击队，开始野蛮扒铁路，铁路很快被毁，俄军的后路已经被切断。
根据大山岩之前的作战计划，接下来才是两军战斗最激烈和最困难的阶段，因为还要对俄军进行围歼。但就连大山岩也没想到的是，第三军扒铁路的行动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引发俄军大面积恐慌。
在大山岩看来，这条铁路是库罗帕特金战略的核心，是必须要切断的，但在俄军眼里就不同了，这是他们的退路，也就是他们的“救命通道”，万一打不过日军，情况不妙时还是要坐上火车跑的。由于库罗帕特金有诱敌深入的战略，很多前线干部在每次会战打响后就是按照“惯例”计算开始后撤的时间，这就是两军前线干部在心态上的显著区别：日军这边从来没有考虑过退路，而俄军那边永远在考虑个人的退路。
现在，退路被断了，俄军各个方向前线干部都开始不由自主地领军收缩，他们干脆不等库罗帕特金下令，就开始主动后撤，正在密切关注两军动态的大山岩敏锐地感觉到：俄军即将发生崩溃性的大溃退，一直在苦苦等待和期待的战机到来了！
但大山岩马上意识到，这也并非完全都是好事，俄军溃退，就会不顾一切地逃命，这也会破坏他大山岩这边的战略，与他的战略目的不符。此时的大山岩最关键和最困难的，就是要做到不惜一切代价不让俄军成功溃退，要继续完成围歼！把决战打成歼灭战！
大山岩立即命令全军：最艰苦和最彻底的战斗到来了，全军不要保留预备队，指挥部不要保留警卫，在必要的时候，将轻伤员和病员全部投入战场，各支部队都不要顾及本方的侧翼和后路，以最大的兵力，朝俄军发起最猛烈的正面攻击，每一名前线干部都必须亲自带头反复冲锋，不给俄军任何喘息的时间，将俄军强力往后压。与此同时，位于俄军后路的乃木希典第三军以同样的打法，从后路把俄军死死往前挤，前后两路缩小包围圈，全歼俄军！
接到命令的每一个日军都疯狂了，奉天城外，到处是轮番冲锋的日军，干部冲在最前面，后面跟随杀气腾腾的士兵，他们见到俄军就喊，喊了就杀，以不顾一切的亡命徒打法压向俄军。面对这群突然变得饿狼一般的日军，俄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现背腹两面又都是日军，他们终于惊慌失措了，情况正如大山岩所预料的，他们已经成为了无头苍蝇，乱成一团！
俄军总指挥部里，库罗帕特金十分痛苦，他知道大山岩接下来的打法就是对阵脚大乱的俄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俄军的灭顶之灾。3月9日深夜，库罗帕特金下达了全军总撤退命令，这是自与大山岩交手以来，他第一次在计划之外下达撤退命令！
俄军各路前线干部终于接到了“救命”的命令，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全力逃跑，带头开溜。俄军全军雪崩式的溃退终于发生，他们丢枪弃炮，像受伤的小鹿一样不断冲撞着日军正在合围的包围圈，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出去！很快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没有铁路，就冲向公路，几十万人乱哄哄从奉天城外的公路撤到铁岭，然后又继续撤到四平和四平以北，日军占领奉天和铁岭，奉天会战结束，俄军共伤亡9万人，日军伤亡7万人，损失兵力又一次超过日军。
此时的库罗帕特金终于意识到“诱敌深入”的战略很可能错了，自从辽阳会战以来，他一直在惨淡经营这个战略，现在已经明白，不是这个战略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战略放在这样一支俄军上可能错了。
要实施诱敌深入的战略，需要的恰恰是一支铁军，它必须始终有坚定的信念、高昂的士气和严明的军纪，全军上下一心，令行禁止，知道是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只有这样，将士们才能明白撤退不是为了保命，只是为了更好地歼灭敌人，因而才能做到说前进就前进，说后退就后退，说待命就待命，撤退井然有序，作战不留破绽，令敌军抓不到空当。
而库罗帕特金手里的俄军已经不再是这样一支军队了，尽管这批“虔诚的灰色牲口”曾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与百十年前相比，俄军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一批不再合格和称职的干部，他们已经官僚化，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末路，长期压在他们肩上的要为君主和国家负责的压力松懈了，同时又不需要向人民负责，于是便在军中贪图安逸、丧失斗志、腐化颓废、奢靡堕落。而当他们的头脑中只是装着后方还有百万大军、数亿人口和几千公里的战略纵深时，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誓死战斗到底，而是如何走门路调到军需部、宪兵队或者各种行政机关去继续当“神仙干部”，总之只要不上前线去哪里都行。而没有门路被迫留在前线的干部们自然内心不平衡，对战事冷漠，却在坚持那些可笑的“原则”。比如有部队从欧洲千里迢迢调到前线，却被他们吹毛求疵衣着不符合标准，令他们折返到数百里之遥的后方去换装，战斗打响后，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向总司令部报告“险情”，不断要求增援，为早日撤退“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
干部们如此没有斗志，却要求士兵服从空洞的“爱国主义”高调，最后造成的后果自然就是将士越来越离心、士气越来越低迷，在战场上的“失踪”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其实就是逃兵。奉天会战伤亡的9万人中，其实有3万人是被俘和“失踪”，战场上甚至还出现过九个士兵抬着一个伤兵往回跑的奇景。
这就是说，诱敌深入的战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只是这支俄军，这支曾经的铁军，曾经的王牌部队，竟然连他们最传统的诱敌深入都打不出来了！库罗帕特金不是被大山岩打败的，是被他的领导和战友打败的，俄国不是被日本打败的，是被俄国打败的。从事实上说，他们曾经制定过直击日军死穴的战略，原本有机会一举置日本陆军于死地，甚至有机会一举灭亡日本，替尼古拉二世去实现那“黄俄罗斯梦想”，然而就是他们自己亲手丧失了这种机会。
自此之后，俄国纵使有百万之兵，有上亿人口，有千里战略纵深，又有何用！
尼古拉二世在他的皇宫里下达了免去库罗帕特金职务的命令，库罗帕特金即将彻底告别日俄战场，在离去之前，库罗帕特金觉得他有必要指出军中干部严重官僚化的问题。能不能改是一回事，有没有勇气指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在告别书中，库罗帕特金写道：“很遗憾，凡性格坚强、富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在俄国不仅没有擢升的机会，反而遭到排挤，反之那些没有坚强性格、缺乏信念但为人随和、对上司唯命是从的人却是得到了提拔。有三种途径可以爬上高级指挥官的位置：第一是在近卫团供职，要得到这种职位，本人必须拥有巨额财产并在京都拥有大靠山；第二是在京都参谋本部办公厅供职；第三是在宫廷供职。换言之，豪华饭店、圣彼得堡办公厅和宫廷侍从室就是大多数俄军长官发迹之地，不论他们干过什么事，何等玩忽职守、刚愎自用和不学无术，不论他们对军队提出过何等荒谬的要求，他们仍能官居要职。”
在库罗帕特金黯然离开的同时，大山岩也远远无法兴奋起来，他在奉天会战中用上了日本全部的陆军，竭尽全力，但是还是让俄军冲破包围圈而逃走，还是没能打成决战加歼灭战，这很令大山岩意外。自辽阳会战以来，他虽然取得了每次会战的胜利，一直在攻城略地和步步向前推进，但一直都只是对俄军打成了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大规模全歼俄军的战略胜利并没有实现，更别说攻入俄国本土了。正是由于一直都没有办法取得具有战略意义的压倒性胜利，在取得一场场会战胜利的同时，也标志着日本陆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已经彻底失败了，日本不得不接受无法通过陆战就迫使俄国签订条约主动求和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自开战以来所有的陆战，包括以人肉挡机枪的旅顺之战，都失败了。
这个失败是彻底的失败，因为奉天会战投入了全日本25万兵力，伤亡就有7万，伤亡率接近三分之一，短时间内无法再发动大规模作战。即使知道俄军就在四平，也无力再北上，更加可怕的是，日本陆军还没有斩断俄军反扑的愿望。他们虽然也一时无力南下，但还可以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不断增加兵力和补给，等到有了实力再来反攻，日本国内已无陆军，只要这种情况出现，日本将陷入巨大的灾难！
正是因为如此，睦仁和大本营都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当中，就连狂人山县有朋都在提出是否可以考虑由日本主动与俄国议和的问题。当然，山县有朋也只是提提而已，根据俄国人的风格，此时议和，他们会让日本什么都得不到。
此时的日本需要一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一场彻底摧毁俄国某部分作战力量的歼灭战。
陆军用尽全部兵力和办法，都打不破“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够从陆上彻底击败俄军”的怪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人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呢？
有一个人已经出现在视野里了，由于他在海战取得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成绩，他成为了日军海军史上首位在生前就获得“元帅”称号的人。许多欧洲人从佩服摩西、凯撒、拿破仑到佩服这个黄色皮肤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他当作黄种人中的英雄，在北欧小国芬兰，据说还曾经专门出产过一种纪念他的酒，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经誉满天下的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仍然谦逊地称自己是他的“深切崇敬者与门徒”。
而他的成绩，恰恰是率领日本联合舰队全歼俄国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完全打破了近代欧洲人在世界范围内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白色人种优于其他有色人种”的错误观念。他让人知道，吹嘘种族优越性的民族终究是“纸老虎”，并极大地鼓舞了那些曾经受到奴役和压迫的国家勇敢地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为此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谁也没有想到，最终为日本打成歼灭战的人，竟然在宽广无垠的大海上。
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

第八章 东乡平八郎第一战：海上格杀俄军司令！
<h4>东乡平八郎出征</h4> 
1904年2月5日，在睦仁御前会议上决定对俄开战之后，东乡平八郎接到绝密命令：可以确认俄国已对我国表露敌意，故命令帝国联合舰队应设法全歼俄在旅顺的太平洋舰队，控制黄海海域和朝鲜海域，保障海上运输安全。与此同时，睦仁还特意向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赐下敕语，勉励打好首战！
日本就要不宣而战了，以偷袭旅顺的方式打响第一枪，这是他们爱玩的老把戏。正是受日本这次不宣而战的刺激，1907年，多国正式召开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确定了宣战制度，而在这之前，不宣而战只违背道德，并不违反国际公约，日本人就是要钻这个空子。
东乡平八郎立即命令联合舰队军舰出动，秘密扣押日本公海上所有的俄国籍商船和渔船，以免走漏风声。同时，以海军军演为名，日本国内轮船全部禁航，在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2月6日上午，联合舰队已经秘密做好了大队起航前的一切准备。
任何一支舰队对于军舰本身的依赖性都极大，可以说军舰的性能和数量基本上就决定了一支舰队的战斗力，因此了解舰队首先必须了解军舰。自从军舰问世以来，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包括攻击能力和防护能力）与航速始终是一对矛盾，为了加强综合作战能力，舰炮越来越多，口径越来越大，军舰的装甲也越来越厚，于是，它的排水量就变得更大了，航速也就降低了。反之，为了让它跑得更快，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重炮的数量和装甲厚度。于是，围绕这对矛盾和实战不同的需要，在当时依次产生了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它们都存在于联合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中，我们来依次了解一下。
战列舰又称主力舰、战舰，它是从甲午战争时期主宰海战的铁甲舰进一步发展而来，重炮更多，防护装甲更厚，最大排水量超过1.5万吨，是当年的巨无霸“定远”“镇远”的两倍，是最新的海上巨无霸和杀手，此时的舰队都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
大和重也并不是什么都好，至少燃料耗费巨大，出动一次很不容易，因此战列舰一般都待在军港，一出来那就意味着是要打架的，而不是来巡逻的。那么用于海面巡逻的是什么军舰呢？顾名思义，它就是巡洋舰，与战列舰相比，巡洋舰没有那么多重炮，一般安装小口径舰炮，也没有那么厚的装甲，因此排水量减小了，航速提高了，燃料消耗也变少了，可以深入远洋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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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建造战列舰和巡洋舰是两个思路，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来建造战列舰，但又很眼红战列舰对敌舰队的威慑和打击作用，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巡洋舰的基础上又加装一些厚重装甲，弄得既不是巡洋舰，又不是真正的战列舰，但能拿它当战列舰使，至少可以去吓唬别人，这就是准战列舰——也称“装甲巡洋舰”。大家知道了，弄出这项创造发明的一定是“武器发明专家”。没错，世界上第一艘装甲巡洋舰就出现在俄军中，然后又引起其他国家的眼红，被纷纷效仿。
接下来，再按照巡洋舰的思路，在实战中还需要另外一种军舰——更加轻便快速、灵活机动，可以执行清理航道、偷袭、赶跑敌舰等任务，它的排水量只有可怜的几百吨，一般不安装舰炮，而是使用轻巧的水下打击武器——鱼雷，这就是驱逐舰，也称“大号鱼雷艇”。
好吧，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就像是猎人，巡洋舰就像是熊，驱逐舰就像是猎狗，猎狗和熊都跑得比猎人快，但它们能被猎人杀死。猎狗也可以追上熊，但要杀死熊，又必须靠猎人，可以说，“猎人”是战斗力的核心和指挥中枢，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的数量，就基本代表了一支舰队的战斗力，在不考虑人为因素的情况下，舰队的强弱就是由它们的数量决定的。
联合舰队有6艘战列舰，也有6艘装甲巡洋舰，因此又称为“六六舰队”，此外它还有15艘巡洋舰，其余驱逐舰、鱼雷艇等有代号的小军舰接近100艘，总之它集结了日本所有能够出动的军舰，总排水量23万多吨。
俄军太平洋舰队有7艘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其余各种军舰几十艘，大部分都驻扎在令世界各国海军都头疼的旅顺天险，同时也在海参崴和朝鲜仁川港派驻了几艘军舰，总排水量达到19万多吨。虽然比联合舰队略低，但战列舰还要多出一艘，也就是说，俄国海军这其中一支舰队的实力，基本就相当于日本全国的实力，东乡平八郎需要一战而全歼太平洋舰队，难度很大！
2月6日上午，在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后，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起航。海上波涛翻滚，浓烟成柱，出发之前，东乡平八郎给在皇宫大本营里的睦仁发去回电：
“臣平八郎谨奏：承蒙赐下优渥诏敕，臣心不胜感激。本日臣率部众，由佐世保军港出发，当奉旨以尽犬马之劳，报圣恩于万一。出师临期，臣平八郎诚惶诚恐，谨奉答以闻。”
<h4>驱逐舰夜袭旅顺</h4> 
2月7日，经过一夜的航行，联合舰队已经抵达朝鲜海域。由于仁川港还停泊着太平洋舰队的两艘军舰，东乡平八郎下令分出5艘巡洋舰携带8艘鱼雷艇去歼灭它们，日俄之间的第一枪首先在朝鲜仁川打响了。两艘俄军军舰孤立无援，只有等着被歼灭，联合舰队已经轻松掌控朝鲜海域，仁川将从此作为联合舰队在海战中的前进基地。
2月8日傍晚，东乡平八郎已经率舰队秘密抵达圆岛，这是位于旅顺东南茫茫大海中的一个无人小岛，距离旅顺港只有约82公里（即44海里，1海里=1.852公里，为了更加直观，本文在表示海上距离时使用换算后的公里数），这又是进攻旅顺军港时一个理想的临时锚地，秘密抵达临时锚地还没有被俄军发现，意味着偷袭旅顺已经成功了一半！
夜幕降临了，黑漆漆的大海上，东乡平八郎向各舰传达了命令：联合舰队本队按照既定航速向旅顺港航行，由驱逐舰组成先锋小队脱离本队，全速进港偷袭！
担任偷袭的10艘驱逐舰立即确定，组成了三支小队，在它们出发前，东乡平八郎命令三笠号上打出他的座右铭：天佑至诚！
三小队出发了，在黑夜中，它们如离弦之箭一样向旅顺港驶去，为了保障速度，每舰使用的都是专门从英国进口的高档无烟煤，同时也避免烟囱因煤燃烧在夜空中产生火星。舰上更是实施严格的灯火管制，军舰上熄灭了所有灯光，唯一被允许点亮的是船尾发出微弱红光的艉灯，这是为了避免被后舰追尾，而所有的艉灯又加装了指向后部的桶形防光灯罩，只有紧跟在后面的驱逐舰才会觉察出那一点隐蔽的红色。
10艘驱逐舰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中保持着全速，很快就看到了耸立在海边、正以强光扫射海面的老铁山灯塔，这是海上确认旅顺港的标志，灯塔上的强光探海灯可以照射近50公里远的海面，不停地来回扫射，监控着来自海面上的可疑船只。驱逐舰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开灯塔上扫射来的灯光，一边又借助灯光摸向前，很快又发现了太平洋舰队在外海的两艘巡逻舰，借助巡逻舰上的灯光又绕过了它们。但绕是都绕过去了，由于在绕的过程中连艉灯都关闭了，三小队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失去了，它们分别单独摸黑向前，悄悄杀向灯火辉煌的旅顺港！
此时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军舰像往常一样停泊在外港的锚地，但军官们都不在舰上，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岸为他们的领导——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斯达尔克的老婆庆贺一个重要的节日：命名日。
如果兄弟你跟一个俄罗斯姑娘谈恋爱，某天她跟你来一句：“我生辰你不送花也就罢了，连名辰你都不送花！”听到这句话，兄弟你是要知道利害的，根据俄国人信仰的东正教的传统，一个人出生后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当然是生日（生辰），而比生日更重要的就是命名日（名辰），这才是他们认为获得生命的象征。东正教的信仰者又习惯与东正教某位神圣同名，教会把一年中的每一天都与某位或者几位神圣对应起来，于是，信仰东正教的人们只要知道了你的名字，就会知道你的命名日是哪一天。
2月8日，正是“玛利亚”的命名日，也就是东正教教徒中所有叫“玛利亚”的人共同的节日，碰巧，这也包括斯达尔克大人的老婆。司令为老婆在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高官云集，除了旅顺城中的中上层海军军官到齐了，连周边青泥洼、芝罘（今烟台）甚至海参崴等地都有贵宾到场敬贺。为了方便贵客们的轮船进出，斯达尔克命令将旅顺港口防鱼雷网敷设的时间推迟，同时命令夜间巡逻船：“如发现不明舰艇，先核实对方身份后通报，不得擅自开炮！”也就是不要一炮把贵客的船给轰了。
时间接近午夜，海军俱乐部里的气氛突然如腾空的火苗般“噌”地热烈起来，大家期盼已久的阿列克谢耶夫皇叔亲自到场了。皇叔边鼓掌边走进舞厅，所有人像是同时接到了无声命令一般，一边鼓掌，一边不约而同地让出了舞场的中央地带，站在一旁列队欢迎，然后带着兴奋的表情探出头望着皇叔，希望他能和女主人“玛利亚”共舞一曲。皇叔微笑着环视四周，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之后，风度翩翩地用双手手势压下掌声，有些勉为其难地表示：好，好，好，大家很热情，那我就来一段？
人群中顿时响起更大的欢腾，大家又自动围成一圈，将皇叔和“玛利亚”围在中央，每个人的脖子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提着向前，目不转睛地盯住舞场中央，不时发出阵阵赞叹声，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好像能够出现在这里看领导跳舞就是他们莫大的荣耀。
此时，三小队已经摸近了外港的太平洋舰队锚地，16艘大型军舰排成4列，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们都亮满着舷灯（纪念司令官老婆的命名日），却见不到任何值勤和警戒人员，四周一片寂静。很显然，这是没有任何防备的，三先锋队也不需要仔细辨认哪些是战列舰了，哪艘舰的烟囱最多，它就是战列舰，在调整好方位后——发射鱼雷！
岸上，舞会已经达到了高潮，皇叔正引导着“玛利亚”不停地转圈，在大家的叫好声中，窗外突然火光闪现，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连续巨响，连窗户玻璃都震动了，气喘吁吁的皇叔望了旁边的斯达尔克一眼：兄弟啊，我不过是来搂着你老婆跳舞，你也没必要放舞会礼炮来庆祝吧！
斯达尔克心中暗叫不好，他马上想到了联合舰队，日俄之间虽然还没有宣战，但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一直风声鹤唳，虽然所有人都不会相信日本人胆敢主动挑战俄国人，但还是去弄清楚一下的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偷袭那就连司令官的位子都不保了。于是斯达尔克赶忙叫来副官去查证，副官又赶忙从舞场悄悄溜出去打了个电话，而值班室竟没有值班军官回话。这不奇怪，领导们都在跳舞，值班人员自然也就借着节庆开小差去了，要知道海军俱乐部中除了舞场，还是有酒吧的，那里有大批的伏特加。
斯达尔克副官最后带回了一个仅仅被他自我证实的消息：很可能是我们的一艘战列舰在进行夜间射击训练！
那就没事了，舞会仍然继续进行，而窗外的爆炸声仍然在此起彼伏，火光冲天，现在，就算是傻瓜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太平洋舰队的舰长等高级干部立即一窝蜂地归舰，等他们手忙脚乱地指挥开炮还击时，日军偷袭的军舰已经向外海逃出了大炮的射程，于是等舰长们打了一阵炮，才发现炸的都是水花，日军军舰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来日军的偷袭已经结束了，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清点损失，等着看明天全世界报纸的爆炸新闻吧，舰长们下令停止射击，同时顺便将军舰上的探海灯光指向空中，这是表示射击停止的灯光信号。
不过，就在各舰将探海灯灯光指向空中后不久，海面上突然又传来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又有军舰被偷袭的鱼雷击中！
原来，这是三小队中最后到达目的地的两艘驱逐舰，在之前躲避俄军巡逻舰的过程中，它们各自从自己的队伍里掉队了，成了茫茫大海里的孤舰。没有其他军舰的彼此照应，单独偷袭十分危险，但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前进，即使被歼灭，也要完成任务！当其他驱逐舰的偷袭战已经结束后，它们这才又分别孤零零地摸了上来，原本以为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却正好碰到俄军军舰探海灯光指向半空，于是乎，它们又各自扔下鱼雷就跑。直至此时，三小队的偷袭战才正式结束！
这真是一个传奇的夜晚啊，也注定是一个俄军军官们休息不好的夜晚，军港内的斯达尔克很郁闷，被东乡平八郎偷袭得手，太平洋舰队的损失不可谓不严重：两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被鱼雷炸出大洞，斯达尔克下令把它们拖到浅水处才没有沉没，但必须经过大修后才能恢复战斗力。
和历史上的多次偷袭战一样，似乎但凡一方发起偷袭，另一方总是要碰巧犯各种低级错误。其实对于被偷袭者来说，那些错误并不是“碰巧”的，而是他们的日常状态，只是恰巧碰到了偷袭一方的精心准备，便把一切都彻底暴露出来，斯达尔克便是如此，正是东乡平八郎的处心积虑，把他打回了原形。
天色已经大亮了，东乡平八郎率领的联合舰队本队已经抵达了旅顺港外，他下令：派出一些军舰前去引诱斯达尔克出港决战！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他需要将驱逐舰的偷袭，引向决定性的战果，同时要实时了解一下偷袭的战果，观察太平洋舰队到底损失了哪些军舰。
刚刚被偷袭了一次，斯达尔克警惕性倒是提高了许多，虽然东乡平八郎正在港外趾高气扬地叫战，但他就是不上当，就是不下令太平洋舰队出港，让旅顺港“两把蟹钳”上的海防炮台去轰炸联合舰队。
海防炮台是用水泥工事建在海岸上的，十分坚固，而且还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东乡平八郎如果用军舰去和炮台搏命，那简直就是自取灭亡。但斯达尔克不出战，歼灭太平洋舰队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东乡平八郎只好下令：硬碰硬，尝试强攻旅顺港！
世界海战史上少有的用军舰对炮台的战斗打响了，联合舰队战列舰、装甲巡洋舰和巡洋舰全体出动，逼近旅顺港口！首先挡在前面的是旅顺口东侧的那把“蟹钳”——黄金山。这里也有“土木工程师们”的杰作，最神奇的是有座所谓“百发不中炮台”，它本来是建在海边高耸的悬崖之上，又与后面的黄金山隔着一条低矮的山沟，因此从海上观察时，会产生错觉，误以为它和建在后面黄金山上的炮台就在同一个点上。于是，当东乡平八郎根据测算的距离和角度炮轰时，无论打多少炮，都打不到它身上，甚至直至后来整个战争结束了，它也从未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打近了，炮弹会落到它前面的悬崖下；打远了，又会落到后面的山沟里，真是拿它没办法。
东乡平八郎炸不到海防炮台，而炮台里的俄军就不同了，在确认好距离和角度之后，他们重炮齐鸣，雨点般的炮弹飞向联合舰队，东乡平八郎只坚持了半个小时，联合舰队就有7艘军舰先后中炮，就连旗舰三笠号都未能幸免。东乡平八郎十分狼狈，只好赶忙下令：全速退出战场，一直退向仁川！
东乡平八郎的谨慎是有道理的，联合舰队受损严重，此时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引诱斯达尔克出战，而恰恰是要防备他率领舰队出港追击！于是，在东乡平八郎的命令下，联合舰队掉头全速退向朝鲜海域，一直航行了一天一夜到达了仁川，这才稍微放心。
而东乡平八郎的担心实在是多余了，斯达尔克明知联合舰队受损惨重，但他仍然没有命令太平洋舰队下达出港作战，在斯达尔克看来，舰队只是军港的附庸，既然俄国已经把海防炮台修得这么强大了，舰队的任务就是待在港里就好，没有主动出战的必要。
在仁川的东乡平八郎等了几天，也没见斯达尔克率舰队追来，只好将受损的军舰快速修理好后，又率联合舰队杀回旅顺港。此时的东乡平八郎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又令人哭笑不得的难题：强攻旅顺港攻不进去，斯达尔克又不出来，如何能够做到全歼太平洋舰队？东乡平八郎就只能率领联合舰队一直守候在旅顺港外，防备太平洋舰队袭击日军的海上运输，但这不仅对联合舰队损耗极大，而且很难防备得住。
无论是偷袭，还是试图通过引诱造成决战，东乡平八郎已经连续两次失败了，因为他并没有完成全歼太平洋舰队的目标，而陆军的海上运兵和运输物资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东乡平八郎必须赶紧想出解决的办法。
有一个人已经带着他苦苦思索的办法，来到了三笠号上的司令长官室，他是东乡平八郎最为器重的作战参谋：秋山真之。
<h4>闭塞作战：东乡平八郎连续三次失败</h4> 
秋山真之是秋山好古的亲弟弟，小时候由于家里穷，父亲担心养不起他，准备把他送到寺院里去当和尚，只有秋山好古坚决反对，秋山真之这才没有“被出家”。
秋山真之出生的时候，是明治维新的起始之年（1868年），维新的一项内容就是特别重视发展全民教育，规定全日本6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都必须读完小学，否则要去找父母的麻烦。但日本普通人家实在是太穷了，明治政府就想办法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逐步为日本孩子免去初等教育的学费，而如果想进一步接受免费的中高等教育，还可以选择报考一些免费的军校。看来秋山真之也只有选择这一条路，但是逐渐长大的他并不情愿这么做。
秋山真之想当一个作家，为日本写几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出来，但秋山好古反对他这么做，秋山好古是当时的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的崇拜者，他特别推崇的是福泽谕吉“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观念。他告诉秋山真之：先立其身，再立其国，人在决定做一件事情或者选择一生的职业时，首先要考虑能养家，然后才能为家乡和为国家出力。不要看不起军人，也不要无端鄙夷战争，战争是人类向上生存的手段之一，战争让人们饱受痛苦，于是大家都说和平好。但是，人要活着，就要战斗，即使不在战场上，也要拿出你的本领和本钱去战斗，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本钱，无法抱怨，只能先去接受生活的锤炼。
秋山真之就这样进入免费的海军学校学习，后来去美国留学一年，回国后在日本海军大学校中担任教员，他很快发现当时日本海军在指挥上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出于保密，每次制定的战术只向高级参谋和军官传达，并不是传达到每一个士兵。秋山真之并不赞同这么做，在他看来，保护战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最好地执行，只要这个战术本身是强大的，与其害怕向敌军泄密，不如先在自己这一方讲透，让全军上下都对战术有充分的认知和了解，真正把战术彻底地执行。其实只要能把纸面上的强大转化为实战中的强大，甚至根本不惧怕向敌军泄密，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战术制定得越详尽、能预设越多的战场情况越好。
正是为了制订出详尽而强大的战术计划，秋山真之大力推行当时在西方海军中大为流行的“兵棋推演”，也就是用棋子来模仿敌我军舰对战，这些在别人看来无比烦琐和枯燥的战术研制工作，秋山真之却十分着迷。
这正是秋山真之能够成为参谋的重要原因。海军是一个昂贵的高技术军种，当军舰的性能和数量对比完了之后，人主导的战略、战术和临场指挥就是关键因素。在这其中，首先需要统帅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而参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分解目标，分段治事，不疾而速，参谋每一份殚精竭虑的心思、处心积虑的考虑，在化成具体的战术之后，最终会指向战略的成功，就像一滴滴水珠最后构成了大海。这样的参谋，不仅需要对业务极度清晰，还要有着高昂的探索热情，他的头脑更不能落伍于这个时代，在东乡平八郎眼里的秋山真之正是这样的人。
而东乡平八郎能够让秋山真之担此重任，在另外一个方面实在也是冒了很大的勇气，这就是——个人卫生。东乡平八郎平时不仅沉默寡言，也极为讲究军容和整洁，每时每刻都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在他的旗舰三笠号上，无论哪一位高级军官的房间里都必须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在就寝之前没人敢脱掉军装，哪怕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也要穿着笔挺整洁，保持海军军官的军容，这是日本从英国海军中学习过来的，东乡平八郎对此要求极为严格，无论是谁都不能违反这个规定。
唯一被允许有例外的，就是秋山真之，不过这倒不是东乡平八郎也开后门，而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秋山真之在平时不洗澡——不是不爱洗澡，而是几乎从不洗澡，他周围空气中某种气味的浓度就可想而知了。但秋山真之自己似乎毫不知觉，他时常趿拉着鞋子，有时候穿错了鞋子，有时候衣服扣错了扣子，在三笠号上走来走去，灵感来了想到了什么新战术，就端着啤酒去找东乡平八郎讨论。苍蝇落到了啤酒里，他浑然不觉，“咕咚”一口喝下去，然后“噗”的一声吐在桌子上，若无其事地用手一抹，继续跟东乡平八郎讲他的新战术，啤酒沫儿就着唾沫儿就这样不断喷到东乡平八郎的脸上。平日里要求严格的东乡平八郎既不多说什么，甚至连暗中皱眉都没有，只是带着慈祥的笑意认真听秋山真之讲完，就像一个父亲看着他即将懂事的孩子，只有等秋山真之一转身，才掏出手帕来擦把脸，唉，瞧我这刚擦过，又被他喷得满脸都是。
东乡平八郎知道，秋山真之的脑海里，只有战术。为了思考一个新的战术，秋山真之常常把自己关到作战室里十来天不出来。对于这样的人，东乡平八郎又怎么忍心去要求他注意小节？还是自己多买几块手帕算了吧。
秋山真之带来的这个解决难题的战术叫“闭塞战术”，需要说明的是，秋山真之虽然来找东乡平八郎商量，但并不是说这个战术就一定是他最先想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参谋有马良橘。参谋是一个团队性的工种，任何人有了想法都只有上升到团队平台才有形成命令的价值，而秋山真之之所以觉得这个战术可行，来自于他当年留学美国时曾经亲眼见过。
1898年，为了争夺古巴，美国和西班牙爆发海战，美军在进攻古巴圣地亚哥时，为了封锁港口里的西班牙舰队，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由勇士霍布森等人率领一艘大型运输船自沉于港口，相当于在航道上设置路障，以主动牺牲来换取敌方关键性的困难和牺牲，结果虽然不太理想，但人们仍然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闭塞战术”。后来人们甚至把这个战术引入到桥牌中，就称为“霍布森妙招”，霍布森也因此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当时的秋山真之就在现场观摩，现在他认为，既然太平洋舰队一直躲在旅顺港内，无法引诱出港，干脆把闭塞战术搬过来，把它锁死在港内，同样可以达到首先保障陆军海上运输安全的目的。具体办法是准备一些大型商船，上面满载石块，用水泥浇灌加固，然后开到旅顺口最狭窄的航道上自己炸沉，船上的人员在船下沉之前乘坐舢板返回逃生。
说起来比较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是难度很大，风险也很高，沉船的地方是旅顺海防炮台和港内军舰的火力中心，东乡平八郎不能派出战列舰进行掩护，只能派出灵巧的驱逐舰和鱼雷艇远远地掩护和接应。在这种情况下，商船很容易开不到沉船位置就会被俄军炸沉，达不到堵口的目的，商船没有发炮的能力，船上的人员只能想办法炮口下逃生，十分危险。
综合考虑后，东乡平八郎批准了这个战术，东乡平八郎面对的原本就是绝境，明知希望不大，困难很大，也只有冒险一试，就像之前不得不用舰队强攻海防炮台一样，他并没有其他办法。
5艘大型商船很快从本土征调过来了，接下来就是选择驾驶商船的敢死队员，人数需要几十人，命令发布后，报名的志愿者却超过了两千人！他们士气高涨，争相要求加入，生怕自己落选。没有办法，东乡平八郎只好下令调查这些人中的亲属关系，凡是为家中长子或者兄弟少的一律不准加入敢死队，很多人听说自己落选之后号啕大哭，甚至写了血书给舰长，要求提前为下次报名！
经过多轮筛选，77人的敢死队组建了，他们首先进行的是严格的培训，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份书面作战细则，谁负责开船，谁负责沉船，谁负责组织逃生，等等，遇到什么情况该做什么，一目了然。
一切准备就绪后，2月24日凌晨，趁着夜色，东乡平八郎派出驱逐舰作为前卫，掩护5艘商船出发。所有的舰船都一如既往地实施了严格的灯火管制，再次悄悄地进港，但上次是战前偷袭，而现在是交战中，俄军整晚都打开了所有的探照灯，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像上次那样偷偷摸进去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冲进去。当然，冲也冲得有水准，这就是——用计。
当作为前卫的驱逐舰发现港口外的俄军巡逻舰后，立即向它们开火，然后向外海方急退，准备将俄军巡逻舰和海防炮台的注意力都引至外海。这时，在鱼雷艇的护卫之下，跟在后面的商船全速向着旅顺口航道冲刺，只要冲过去，一切都有可能。
然而，要在亮如白昼的海面上玩声东击西之计，那也是比较难的，俄军的注意力并没有完全被分散，他们很快发现了商船，紧接着便是大炮齐发，5艘商船全部被击中炸沉。而强烈的探照灯光照得敢死队员两眼昏花，他们高喊着“班载！”跳上舢板，俄军又把炮火转向了舢板，好在俄军要想在茫茫大海中击中舢板也不是那么容易，除了1死4伤外，其余人员总算是回到了舰队中，东乡平八郎精心准备的第一次闭塞作战失败。
接下来几个白天，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连续对旅顺港口发动了强攻，港口里斯达尔克的防御重点自然也转向了白天，这正是东乡平八郎所希望的，他要给斯达尔克造成错觉，使他认为联合舰队已经放弃了这种战法。事实上东乡平八郎并没有放弃，他命令联合舰队继续加紧准备，第一次的失败是为第二次积累经验，其实只要斯达尔克不出港，也就是东乡平八郎进行闭塞作战的战机！
又要选拔敢死队了，参加过第一次闭塞作战的海军少佐（少校）广濑武夫主动请战，他曾经担任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还交过一个俄国女朋友，在欧洲人还叫着日本人“黄皮猴子”的时代，日本男人能够找到俄国女子，估计是他知道命名日要送花。但在战争爆发前，广濑武夫坚决和女友分手回到日本，很显然，分手原因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现在，年轻的广濑武夫又将和其他敢死队员一起，率领4艘商船再次向港口内出发，进行第二次闭塞作战！
3月26日晚，在扫雷舰、驱逐舰的开路和护卫之下，敢死队出发！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其他军舰，向这些作战船行站舷礼，东乡平八郎很清楚，虽然俄军的防御重点已经被吸引到了白天，但风险仍然很大，因为此时的斯达尔克已经被撤职了，他的继任者是更加厉害的俄海军名将马卡洛夫，对于他，东乡平八郎不能小视。
事情证实了东乡平八郎的预感。27日凌晨，敢死队摸到了旅顺港口外，而马卡洛夫早有准备，为了对付东乡平八郎有可能发起的第二次闭塞作战，马卡洛夫早就找到了对付闭塞作战的最佳武器——光。港口的强光探照灯不再只是用于发现闭塞作战船，而是直接照得船上的人员睁不开眼睛，于是乎，第一艘闭塞船错把黄金山下的水道当成了港口，自我感觉良好地沉在那里，第二艘商船见状也跟在一旁沉了下去。见到这一幕，港口内的俄军只能窃笑。
现在，4艘商船中已经有两艘错沉下去了，剩下的两艘也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其中包括广濑武夫指挥的“福井丸”，他们也准备跟在一旁沉下去，港口里的俄军懒得把这个精彩的节目再看下去了，他们发射出鱼雷——送日本人上路吧！
“福井丸”船底被鱼雷击中炸裂，船舱进水，在船上的广濑武夫立即命令敢死队员转移到舢板上，点名时却发现有一名队员不见了，焦急的广濑武夫立即从舢板回到正在下沉的“福井丸”上，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四处寻找，如此往复找了三次，均没有发现。而“福井丸”即将下沉倾覆，旁边的舢板如果不赶紧划开，恐怕也有被压翻的危险，没有办法，广濑武夫只好放弃寻找，命令舢板上的敢死队员划桨向外海逃生！
俄军的强光探照灯随着舢板移动，上次用大炮轰水中的舢板，效果就跟用大炮打蚊子差不多，这种错误马卡洛夫自然是不会犯的，他早就命令俄军对付舢板时放弃大炮，改用小口径的速射炮朝舢板猛烈扫射，海面上顿时水柱冲天，激起的水浪将舢板冲得东倒西歪，广濑武夫立在船头，喊着号子指挥敢死队员：一二三，划；一二三，使劲划！
一名队员被弹片击中负伤，“小池中弹！”正使劲划桨的队员哭着喊。
接着是第二名，“青木中弹！”
第三名，“岛田中弹！”
“看着我的脸，听着我的号子，我们一定要逃出去！”广濑武夫已经被溅得满脸是血，他仍然指挥队员，和密集射来的炮弹抢时间。
又一排速射炮弹飞过来，爆炸声和水雾过后，舢板上一片寂静，正在划桨的敢死队员突然意识到听不到号子声了，也看不到广濑武夫了。正在他们迷惑之际，头顶上突然掉下一小块带着皮的肉，那是广濑武夫的，他已经被炸得粉身碎骨，全身只剩下这块皮肉。
“少佐中弹！”
第二次闭塞作战又失败了，还损失了一个英勇的广濑武夫，令东乡平八郎大感意外的是，当他把作战报告传回大本营后，日本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对广濑武夫的“造神运动”，睦仁竟然亲自领导和参与，广濑武夫被封为“军神”。他的皮肉被专程运回国内高规格下葬，他的事迹被改编成歌曲在日本各地传唱，广濑武夫的家乡专门为他修建起了神社，接受参拜，东京街头矗立起了广濑武夫的铜像，每当有公共电车经过时，驾驶员和售票员都需要脱帽致敬。
就连东乡平八郎也感到意外，这种宣传实在是太过火了，尽管广濑武夫确实很英勇，也“爱兵如子”，同时在联合舰队作战面临困难的时候，也确实需要一位“英雄”来鼓舞前后方士气。但说实话，除了死得惨了一点，广濑武夫还够不上“军神”的级别，一年以后，东乡平八郎将明白这个秘密。
第二次闭塞作战又失败了，一些陆军将领的脸色很难看，在私下暴跳如雷，大骂海军无能。陆军必须速战速决，首先要安全地运兵到前线，朝鲜海域已经得到控制，第一军可以集结在朝鲜，渡过鸭绿江作战，但奥保巩的第二军需要在旅顺附近的金州登陆，他向东乡平八郎请求：再堵一次，无论成不成功，第二军都将登陆！
奥保巩发出“最后通牒”了，东乡平八郎肩上的压力骤增，然而，上天并没有青睐东乡平八郎。5月2日，东乡平八郎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闭塞作战，足足出动了12艘大型商船，但基本都没有逃过俄军岗哨的炮火，再加上这晚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舢板被冲得七零八落，给敢死队的逃生带来很大困难，在最终参战的158名队员中，有95人战死、被俘和失踪，兵力损失超过一半！
接到这个战报，东乡平八郎震惊了，这个事件促使他决定彻底放弃闭塞作战战术，也宣告了继首战的两次失败后，他连续三次闭塞作战失败。但是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他并不是没有取得成绩，就在第三次闭塞作战之前，他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海上格杀了那位俄国海军的传奇人物马卡洛夫。
<h4>茫茫大海中格杀马卡洛夫</h4> 
2月8日，就在东乡平八郎夜袭旅顺之前的几个小时，当时身在俄国国内的马卡洛夫紧急致函海军部，敦请立即将停泊旅顺外港的太平洋舰队军舰开进内港，否则，日军一旦偷袭，后果就不堪设想——果然，一切都被他言中了。他也令尼古拉二世刮目相看，旅顺被袭后，尼古拉二世命令马卡洛夫取代斯达尔克，成为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
多年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海军力量之一，俄海军中却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缺乏名将。而马卡洛夫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就连俄国人都认为他是天生为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将领而生的，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海上哥萨克。
除了已经表现出来的敏锐的海战嗅觉，马卡洛夫还有三个方面杰出的能力。
首先，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特别是他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水雷战和鱼雷战专家，在20多年前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大海战中，马卡洛夫用水雷战重创土耳其海军，还在人类海战史上首次用鱼雷击沉了一艘军舰，震惊世界，并由此开创了鱼雷在海战中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
其次，他不仅实战出色，理论一样出色，他写的《海战论》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海战方面的权威理论著作，传入多个国家。能作战，还能写畅销书，这样的将领不简单。
最后，马卡洛夫还喜欢搞搞创造发明，他设计了世界上第一艘远洋破冰船。
马卡洛夫也正是东乡平八郎在海战方面的偶像，战争爆发之前，出于以俄国为假想敌的考虑，东乡平八郎四处搜罗各国特别是俄国在海战方面的著作，其中就包括马卡洛夫的《海战论》。在读完这本书后，东乡平八郎彻底地被折服了，从此就一直贴身携带这本书，马卡洛夫正是东乡平八郎恐惧的对手！
3月8日，马卡洛夫抵达旅顺前线。一上任，他就开始了对太平洋舰队的整顿，严明军纪，革除斯达尔克留下的各种弊病，俄军的士气果然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一扫被偷袭以来的颓废之风。
然后马卡洛夫发布了各种改革措施，在以前，太平洋舰队的出港都是由拖轮完成的，拖完这艘再拖那艘，出个港往往都要几个小时，效率极低。而马洛卡夫命令今后只有战列舰出港使用拖轮，在战列舰出港的同时，其他巡洋舰等轻型军舰在港口内升火使蒸汽升压，依靠自身的动力出港，这不仅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也使得整支舰队的出航更加紧凑有序。从实战中混出来的领导就是不一样啊。
作为世界水雷战的权威，马卡洛夫自然没有忘记他这个最擅长之处，他把旅顺和大连湾统一考虑，绘制了一张统一的水雷分布图，按照这张图，布雷船不仅要在旅顺周边布雷，还要去包括金州海域的大连湾布雷，将布雷范围扩展到整个辽东半岛海域！很显然，马卡洛夫已经意识到东乡平八郎拼死作战的意图就是保障陆军登陆，更意识到了一旦陆军登陆，太平洋舰队就要面临被从陆地上炮轰的危险，所以马卡洛夫在这些海域布下了层层水雷，同时，有了这些水雷网，太平洋舰队也可以摆脱对海防炮台绝对的依赖，以水雷网为依托，深入外海作战，这对联合舰队也是一种威胁！
果然，在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马卡洛夫率领太平洋舰队驶出港口，主动向东乡平八郎发起进攻！这是太平洋舰队第一次改变之前龟缩不出的消极防守战略，开始主动出击。而马卡洛夫对敌我两军的优劣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主动出击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是有两个目的的：要么就将东乡平八郎引诱到海防炮台最佳射程之内，要么将东乡平八郎引诱到水雷区内。总之，这是对一直想把太平洋舰队引诱到深海决战的东乡平八郎的反引诱！
厉害，确实厉害，东乡平八郎已经遇到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了，他和马卡洛夫各怀心思，都想把对方引诱到自己占相对优势的区域里，但双方都很厉害，都不上当，于是就在海面上展开了拉锯战。但这种局面对马卡洛夫是有利的，反正总体来说他可以依靠旅顺港和水雷网，只要舰队存在，就能保持对日军海上运输的威胁，此时奥保巩的第二军为登陆金州做准备工作，马卡洛夫就率领太平洋舰队袭扰运输船，日军大为恐慌，运输船甚至十几天都不敢出航。拉锯战拖得越久对东乡平八郎越不利，他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带着紧迫的心情，东乡平八郎每晚都要召集各舰舰长和参谋到三笠号上开会，作战室里彻夜灯火通明，讨论应对策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联合舰队突然陷入困境，太平洋舰队突然变得难以对付，不是它本身的战斗力比过去增加了，而是因为它的司令长官换了人选，由没能力的斯达尔克变成了有能力的马卡洛夫。也就是说，联合舰队保障海上运输安全的主要矛盾就在于马卡洛夫。
把问题清楚地写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从这一天起，东乡平八郎下令，联合舰队的主要目标不再是引诱太平洋舰队到深海作战，他知道马卡洛夫是不会上这个当的，联合舰队的主要目标改为重点研究马卡洛夫——既然主要矛盾是马卡洛夫，那么解决主要矛盾就是解决掉马卡洛夫！
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件事情：如何解决掉马卡洛夫。对于马卡洛夫本人，大家只能从他的书里去了解。东乡平八郎从他的司令室里找出了《海战论》，命令每一个人都要细细阅读，了解马卡洛夫的思想、信念、性格长短处等特征，最后形成结论的是，马卡洛夫是一员猛将，他作风顽强，热衷于积极作战，热爱军舰和士兵，几乎每次出战都会身先士卒，率领旗舰冲在舰队的最前头，这其实从“海上哥萨克”这个外号就可以看出来的。
接下来，东乡平八郎下令：联合舰队要在白天创造一切实战机会去观察马卡洛夫，印证从书本里得到的结论。
这就又需要把马卡洛夫从港口内逼出来，但旅顺港口边全是海防炮台，贸然进攻得不偿失，为了达到“逼战”的目的，东乡平八郎和他的参谋团队想出了一个创新型的办法——间接炮击。
所谓间接炮击，就是用舰炮以大仰角和超远距离的曲射让炮弹越过山梁，飞入旅顺港口内去轰炸马卡洛夫和太平洋舰队。当然，间接炮击也是无法从旅顺港口的正面（也就是那“两把蟹钳”的正面）来实现的，这里炮台林立，联合舰队就只能在炮台的射程之外发炮，但如此一来也就无法把炮弹越过山梁打入港口里了，能够成功实施间接炮击的是一个地方——老铁山灯塔。
老铁山灯塔位于旅顺港的侧面，这里不仅是从海上确认旅顺港的标志，也是黄海和渤海陆上分界点的标志，就在灯塔的悬崖之下，颜色较黄的渤海海水与颜色略蓝的黄海海水交汇于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股水流，从这里分开了黄渤海。东乡平八郎命令几艘军舰开到老铁山西南的渤海湾内，向着旅顺港方向发炮，炮弹越过老铁山从侧面飞入旅顺港内，也就是说，从渤海打出的炮弹，都打到黄海的旅顺港了，那么击中军舰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实战效果并不大，明显只能是浪费炮弹。不过东乡平八郎并不在乎实战效果，他要的就是逼马卡洛夫出港这个效果，就在老铁山方向间接炮击的同时，东乡平八郎也亲率联合舰队全部主力在港口外示威叫战，一定要让马卡洛夫上当！
果然，马卡洛夫十分刚强，受到挑逗的他暴跳如雷，亲率太平洋舰队出港迎战。当然，马卡洛夫也是不会真正上当的，他虽然会出港，但从不离开海防炮台射程，一旦要超出安全距离，他就不再前进了。马卡洛夫仍然把这当作了之前的拉锯战，仍然认为这是他一次次对东乡平八郎进行反引诱的机会，却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已经落入了东乡平八郎的圈套！
每当马卡洛夫率舰队出港时，东乡平八郎都站在三笠号的舰桥上，亲自观摩整个作战过程，同时命令联合舰队全体舰长和参谋上舰桥，对马卡洛夫乘坐的旗舰以及太平洋舰队的出港、航行路径、发炮方式和数量、返航等进行仔细观察，认真记录，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看能否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于是乎，白天观战，晚上把《海战论》翻烂，经过连续多天的观测和总结，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终于浮出水面了，那就是：马卡洛夫每次率领太平洋舰队出港作战，都是以他的旗舰打头，而如果它们经过黄金山等海防炮台下面的海域时，都是走固定的航线。这很可能是俄军驾驶者的习惯，更有可能是这片海域已经被马卡洛夫布下了水雷。所以他们自己只能走固定航线，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俄军的注意，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没有想过每次走固定路线还会有什么问题，而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这正是他要找的机会——马卡洛夫已经把他的必经之路给暴露了！
得出了这个关于马卡洛夫的规律，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步：格杀。
在茫茫大海中格杀一个无法接近的人，这谈何容易？难度要远远超过陆地上格杀敌方主帅，而东乡平八郎下令了：联合舰队可以完成格杀马克洛夫这个任务，方法就是用马卡洛夫最擅长的水雷战。
是的，只要在那条必经之路上安上水雷，再引诱太平洋舰队到此海域，航行在最前头的马卡洛夫旗舰就有可能触雷爆炸！
东乡平八郎知道，在水雷战权威马卡洛夫面前，他的水雷战只有一次机会，首先要制造出能够一击致命的超常规的水雷，水雷制造专家小田喜代藏接受了任务，他设计制造出一种巨型球状机械水雷，内部可以填装近150公斤下濑火药！足以一举炸沉万吨以上的战列舰。
接下来就是布雷了。4月12日午夜，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海面笼罩着浓重的雾气，俄军的探照灯也无法穿透。一直在关注天气变化的东乡平八郎知道机会来了，小田喜代藏带领十余名布雷手乘坐布雷船，悄悄地开进了经过多次提前踩点的黄金山炮台下航道，按照预定的地点成功地布下了水雷。这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没有被黄金山炮台里的俄军发现，小田喜代藏率领布雷船立即返回，准备和在远处接应的驱逐舰队和鱼雷艇队会合后，回到联合舰队基地。
这个夜晚，港口内的马卡洛夫似乎又有了一种特别的海战嗅觉，他也知道海面上有浓雾时，很可能就是东乡平八郎发动偷袭或者布雷的时候，于是加派几艘驱逐舰出港加大巡逻。但海面上的雾气实在是太重了，4月13日凌晨，一艘掉队的俄军驱逐舰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跟随在日军的驱逐舰队里！当然，这就是那支接应了小田喜代藏后正在返回的联合舰队驱逐舰队，感觉大事不妙的俄军驱逐舰立即猛地往港口方向逃窜，而日军驱逐舰一路追击，终于在港口外将这艘驱逐舰击沉。
马卡洛夫接到了报告，听说自己的驱逐舰在家门口被击沉，而日军的军舰只是艘小小的驱逐舰，马卡洛夫十分愤怒，他立即命令巡洋舰出港打捞落水的士兵，他亲率太平洋舰队主力军舰出港追击日舰。这个夜晚马卡洛夫实在是报仇太心切了，以前他每次出港前都必定出动扫雷艇扫雷，不得到扫雷完毕的报告绝不出港，而这次他没有这么做，在马卡洛夫看来，如果等到扫雷完成，就追不上可恶的日舰了，作为一个水雷战的权威专家，马卡洛夫有很强的自信，他并不相信这一次的例外就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等马卡洛夫率领太平洋舰队出港时，天已经大亮了，雾气退去，双方的军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对于守候在港外的东乡平八郎来说，这正是一步步将马卡洛夫的旗舰引向布雷区的机会！连东乡平八郎也没有想到这个机会会来得如此之快，他立即命令联合舰队摆出“迎战”的架势，等马卡洛夫率领舰队追上来之后，又像往常一样逐步退向深海，马卡洛夫知道，东乡平八郎又要玩那个把他引诱出海防炮台射程的把戏了，于是在追了一阵之后，马卡洛夫下令停止追击，率舰队返回。如果就这样放太平洋舰队正常回港，那么它就不会经过黄金山炮台下已布雷的航道，于是东乡平八郎再次下令：联合舰队掉头向太平洋舰队不断发炮，摆出“追击”的架势，并且朝黄金山海域航行！
正准备正常回港的马卡洛夫突然发现，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又紧跟了上来，并且航向指向了黄金山一带海域。马卡洛夫见状大喜，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终于有机会将东乡平八郎引到黄金山炮台附近了！于是，马卡洛夫也率领舰队向黄金山炮台下方的海域且战且退，在马卡洛夫看来，漫长的海上拉锯战也许就要结束，因为东乡平八郎无疑已经上当了，联合舰队正在一步步接近黄金山炮台的最佳火力区……
上午9时45分左右，马卡洛夫旗舰“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号触动水雷，剧烈爆炸，无烟的下濑火药在爆炸时将海水迅速汽化成水蒸气腾空而起，全舰看上去像是腾起了一阵冲天的白烟，1.1万多吨的战列舰就在这腾起的白烟中迅速沉入海底，全程不到2分钟，舰上的马卡洛夫以及31名军官、600多名士兵全部阵亡。
东乡平八郎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在海上格杀了强大的俄军司令。当马卡洛夫阵亡得到证实的消息传来，联合舰队参谋中有人向东乡平八郎提议，是否要以东乡平八郎个人的名义向俄方发一份唁电，表示对这位曾经的偶像的哀悼，也有利于营造东乡平八郎的“名将之风”。东乡平八郎只回答了一句：没有这个必要。
马卡洛夫的阵亡震动了俄军全军上下，听到消息的士兵们集体失声痛哭，有的哭到昏迷，有的跪在地上不停地流泪祈祷，马卡洛夫的阵亡正如陆军中康得拉钦科的阵亡一样，不仅是对军心致命的打击，甚至对整个俄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后果。俄军没有日军那样严密而完备的高级干部培训体系，陆海两军厉害的将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牺牲一个，就会少一个。果然如此，接替马卡洛夫的，又是一位庸才，名叫维特格夫特，这位仁兄最大的特点又是怯战怕死，还没有上任，他就到处宣扬“我军实力不足以与东乡平八郎一战”，在战术上又回到了斯达尔克的老路，除了驱逐舰和鱼雷艇外，战列舰基本不见出港，太平洋舰队又变成了一支龟缩舰队。
维特格夫特倒是省心了，但是东乡平八郎是不能放心的，随着陆军登陆时间的越来越临近，5月2日，东乡平八郎进行了第三次闭塞作战，失败了，奥保巩开始率领第二军强行登陆。为了保障陆军登陆安全，东乡平八郎只好一边率领联合舰队尽量封锁旅顺港口，一边分出一些军舰加强在旅顺周边海域巡逻和监视，达到为运兵船和运输船动态护航的目的。
这是一道很正常的命令，联合舰队的军舰开始频繁往来旅顺周边海域，而东乡平八郎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他这道看上去正常而普通的命令，却险些给联合舰队带来灭顶之灾，在接下来的“魔鬼一周”里，一场令日军十分恐惧的“马卡洛夫幽灵报复事件”神秘上演：
5月12日，联合舰队一艘扫雷艇在大连湾附近扫雷时，触动水雷沉没。
5月14日，通信舰“宫古”号触雷沉没。
5月15日凌晨，巡洋舰“吉野”号与装甲巡洋舰“春日”号相撞，“吉野”号沉没，包括舰长在内的300多人全部丧生，“春日”号受损严重，必须返回本土大修才能恢复战斗力。
“春日”号与另外的“日进”号是两艘新近从意大利订购的装甲巡洋舰，4月份才开赴战场，本来是想使联合舰队的装甲巡洋舰增加到8艘，由之前的“六六舰队”变成“六八舰队”，现在可好，刚上战场就撞沉了吉野，自己也身负重伤。而吉野曾经是世界上最快的军舰，在甲午黄海海战横冲直撞，令北洋水师咬牙切齿，最终还是在十年以后，连同它所有的人员一起葬身于黄海。
还没完，这天中午时分，东乡平八郎又接到报告：排水量超过1.2万吨的战列舰“八岛”号，竟然触雷爆炸沉没！而仅仅3分钟后，他再次接到报告：联合舰队中排水量最大的军舰之一、1.5万吨的“初濑”号竟然也触雷爆炸沉没！3分钟，只有短短的3分钟，联合舰队的战列舰数量就由6艘又变为了4艘。
两天后，5月17日，厄运又来了，驱逐舰“晓”号触雷沉没，特别勤务舰“大岛”号与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赤城”号相撞后沉没。
好吧，统计一下，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在没有受到俄军任何攻击的情况下，东乡平八郎就损失了8艘舰船，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家底损失惨重，联合舰队的官兵心疼得号啕大哭，就连大本营也被这种情况吓坏了，把5月15日这一天称为“日本海军灾祸日”，相关的事情严禁国内报道，直到一年以后才在国内全部公布。
没错，这正是来自“马卡洛夫幽灵报复”，来自他生前绘制的那张科学而精密的布雷图，并根据这张布雷图布下的水雷，甚至在他阵亡之后，太平洋舰队在维特格夫特的指挥下又回到坚守不出的老路时，只有布雷舰根据马卡洛夫生前绘制的布雷图，坚持出港完成他在生前的部署。“护航”的联合舰队军舰自然要相继触雷沉没，击沉掉联合舰队近10艘军舰，不过是马卡洛夫为生前的部署进行收获的时候，马卡洛夫就是用这种方式，维护了他作为世界水雷战权威的最后的尊严，维护了“海上哥萨克”最后的尊严！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仅仅几个月后，马卡洛夫的“报复”还将达到另一个顶峰！
只有那位怯战的新任司令维特格夫特，当联合舰队的军舰不断下沉的同时，他并没有趁势率领太平洋舰队主动出港袭击，使得东乡平八郎虽然灰头土脸，却也免遭重创，更在同时实现了他最重要的目的：护卫奥保巩的第二军上岸。既然亲自放弃这个去不复回的置敌于死地的良机，维特格夫特即将迎来强大的东乡平八郎对他的格杀！

第九章 东乡平八郎第二战：运用“T”字战术失败
<h4>太平洋舰队出航</h4> 
接下来，在奥保巩攻下金州后，乃木希典的第三军也上岸了，东乡平八郎必须继续完成全歼太平洋舰队的目标，他利用之前的“间接炮击”的经验，向乃木希典支援了海军重炮队，在陆地上对旅顺街道和港口实施盲打。
8月7日，在乃木希典发动第一次总攻之前，盲打正式开始，旅顺城中和港口上突然出现从天而降的炮弹，到处被炸，到处冒火，连油料库都被击中了，几百吨油料瞬间爆燃，火光冲天，一派末日到来的景象。俄军军官记录道，“整个旅顺没有挨到炮击的地方恐怕连手帕大的地方都没有”，这个记录是准确的，因为日军把所有的地方都挨个炸了个遍，这正是东乡平八郎的盲打要追求的效果。维特格夫特率领太平洋舰队从旅顺的外港和内港来回躲了几次之后，住在旅顺城中那些陆军将领和高级官员终于忍受不了他了，他们知道盲打是东乡平八郎发起的，既然维特格夫特已经没有阻止日军第二军和第三军登陆，那么继续留在旅顺港已经失去意义，白白惹来东乡平八郎不断挖空心思进攻，让大家都遭罪！
于是这些人要求维特格夫特率舰队早日离开旅顺，绕地球大半圈开回俄国也好，去往另外一个基地海参崴也好，反正你要走，要赶快走。此时的维特格夫特本人被弹片划伤，正十分恼火，听到这个意见他气不打一处来，在胸前画着十字激动地表示：太平洋舰队和亚瑟港（即旅顺港）神圣不可分离，经过祈祷和严肃考虑，我和舰队已经决心与军港共存亡！
官司不得不打到了阿列克谢耶夫那里，皇叔大人把皮球踢给了尼古拉二世，打电报向他请示，尼古拉二世做出了裁决：“舰队立即出航，去往符拉迪奥斯托克（即海参崴）”，为了安慰维特格夫特，尼古拉二世还告诉他：你不用怕，我已经派出帝国强大的舰队（即波罗的海舰队）去往海参崴增援，只要你能在那里坚持几个月，大舰队就会与你会合。
维特格夫特并没有勇气冲出旅顺港前往海参崴，更别说与港口外的联合舰队决一死战，但是接到了得罪不起的沙皇的命令，又不得不执行，维特格夫特很快由怯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冒进。一接到电令，他命令太平洋舰队立即出发，从8月10日凌晨就向海参崴突围，如此一支庞大的舰队，没有做多少准备，甚至连各舰目前的实际性能都没有摸清的情况下，贸然冲出港去长途航行，实在是大忌，面对各舰长的质疑，维特格夫特回答：皇帝命令我立即去往海参崴，并且将全舰队带往海参崴！
于是乎，司令长官的急切不得不传染到整支舰队上，即将冲出去的太平洋舰队陷入了急哄哄、乱糟糟的状态。一艘战列舰之前被盲打的炮弹击中水线，舱底被灌进去几百吨海水，没有人去处理，甚至大家都忘记了此事，它就要带着海水出航了，而另外一艘战列舰的一门炮被击毁，已经来不及修理，为了充门面，竟然用木头做了一门假炮替代，同时舰上的许多官兵还在陆路防线上支援陆军，来不及回撤，也就不等他们了。有几个人第一次被任命为舰长，有的舰炮找不到炮手，此情此景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支即将远航的大舰队。
除了留下了几艘必要的军舰继续留守旅顺，准备出航的是19艘军舰，其中包括6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以及1艘医院船。医院船上高挂着红十字旗，按照国际惯例，它一般不会受到攻击，所以各舰的舰长等高级军官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放在那上面，陆军将领和高级官员们自然要前来“欢送”，他们一一微笑着和维特格夫特握手说再见。不过他们的意思是再也不见，你们最好不要再回来，维特格夫特也很有自知之明，他似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有气无力地说：“诸位，来世再见了，你们再见我时，恐怕我已经睡在海底了！”
8月10日凌晨，维特格夫特在旗舰“太子”号上高高升起了“皇帝陛下命令我舰队赴海参崴”的信号旗，趁着早潮，庞大的太平洋舰队起航了！对于维特格夫特来说，选择在凌晨出发，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维特格夫特很清楚，东乡平八郎的前进基地在仁川，临时锚地在圆岛，总之现在不管它在哪里，联合舰队的战列舰等重型舰只不可能长时间停泊在海面上，它们离旅顺港口有一定的距离，港口外停泊的只有东乡平八郎派出的负责监视的军舰，维特格夫特就希望军舰上的煤烟被夜幕掩盖，趁着夜色，赶紧溜之大吉。
果然，在太平洋舰队升火准备出港时，东乡平八郎负责监视的军舰并没有发现这一情况，直到天亮之后太平洋舰队已经开出了港口，正在向东南方向航行（去往海参崴的航线是先向东南绕过朝鲜半岛然后再往北），监视舰上的日军才发现这一情况。他们大惊失色，立即向正在圆岛锚地的联合舰队主力舰队报告。东乡平八郎接到这个报告后，意识到事情十分严重！
陆上的盲打还只打了三天，维特格夫特就受不了了，要整舰队出港，这实在出乎东乡平八郎的意料，但不管他出港的目的是什么，联合舰队都必须寻找战机，按照既定战术引诱维特格夫特到深海作战。但东乡平八郎感到严重的地方在于，他很可能要把握不住这个战机了。
军舰是以蒸汽为动力的，从锅炉升火到起航需要一段时间，达到最高航速更需要时间，几百吨几千吨的驱逐舰和巡洋舰还好说，上万吨的战列舰就只能等待了。虽然在圆岛锚地，东乡平八郎命令军舰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满载煤炭、淡水和弹药，做好随时出战的准备，但此时与维特格夫特相距已经有近百公里，东乡平八郎在理论上已经失去了追赶的可能！如果连追都追不上，还谈什么打？
东乡平八郎立即命令驱逐舰和巡洋舰率先出发，同时命令之前分散在老铁山和大连湾监视的各军舰火速出航，先不惜一切代价拼命拦截住太平洋舰队，哪怕是被击沉，也要为战列舰的到达争取时间！
东乡平八郎的预料并没有错，如果按照正常情况，维特格夫特是可以向着海参崴一路畅通而去的，留给东乡平八郎的将只是水花。然而，原本就很混乱的太平洋舰队终于又出了状况，一艘战列舰主机发生机械故障，航速大减，维特格夫特下了一道简单的命令：等着它。等这艘战列舰的主机修好后，舵机又出了毛病，整支舰队竟然又停下来等它抢修，看来，维特格夫特就像是一位土财主，舍不得扔下战列舰这样的重大财产，舍不得令它返航，更担心一旦违背“皇上令我将整支舰队带往海参崴”的命令而受到追究，于是一次世界海战史上大舰队出航中少有的混乱和愚蠢就这样上演了。当然，一艘战列舰的主机和舵机相继发生故障，这也是在训练有素的大舰队中很罕见的，而原因就是维特格夫特一直实行的龟缩战术，战列舰打死也不出港，长期停泊导致故障的缘故。
好吧，总算是修好了，维特格夫特又重新出发了，他的舰队平均航速也降到了13节，与此同时，东乡平八郎的战列舰完成了升火升压，达到了最高航速18节！中午时分，在接到战报6个小时之后，三笠号上的观测兵终于目测到了太平洋舰队，东乡平八郎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进攻旅顺6个多月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能与太平洋舰队有一场真正的大决战，谁也没想到，盼了6个多月，却在这个时候猝不及防地到来了。但这个时候是东乡平八郎最不希望的时候，因为它是联合舰队的低潮期，战列舰数量对比处于下方（4:6），由于战列舰少，305毫米大口径重炮也少（16:24），其他巡洋舰、驱逐舰等由于连续多月对港口的围困，损耗极大，士兵们也十分疲惫，伤痕累累。但东乡平八郎已经没有了选择，只能先抓住这次机会，因为上天是不会根据你的意愿来给予你机会的。
<h4>东乡平八郎尝试“T”字战法失败</h4> 
此时的东乡平八郎一心想打一场决战，他仍然无法完全判断维特格夫特的出港意图，更加不清楚维特格夫特竟然是要率领太平洋舰队去往海参崴。东乡平八郎只能先满足他最基本的目标——要全歼太平洋舰队，首先必须在海上堵住维特格夫特，不能让他在见到自己后溜掉，尤其不能让他再一溜烟地跑回旅顺港！
于是，在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联合舰队在太平洋舰队面前跳起了“秧歌”，一会儿从太平洋舰队的左侧转到右侧，一会儿又从右侧转到左侧，多次变换航向和队形，就是担心维特格夫特在发现联合舰队后掉头返回旅顺。而无论东乡平八郎指挥联合舰队如何扭，维特格夫特就是不理他，指挥太平洋舰队径直朝前开去，东乡平八郎始终在注意着太平洋舰队的航向，此时两大舰队正分别保持着“1”字纵队，几乎是正对着相向航行，随着航行正逐步接近射程，东乡平八郎不等进入射程，下令瞄准维特格夫特旗舰，开炮！
还没有进入射程就开炮，东乡平八郎其实并不是浪费炮弹，他正是要吸引维特格夫特的注意，以两大舰队航向的相对关系，打出那个他在决战中梦寐以求的战法，那个足以全歼太平洋舰队的厉害战法。
多年以来，正是因为全歼一支装甲舰队极其困难，世界各国的舰队司令都曾梦想能在实战中打出一种理论上可以全歼对手的战法——“T”字战法（或者以汉字命名为“丁”字战法），这种战法是让己方舰队成为一“横”，而让敌方的舰队成为一“竖”，以一“横”压制一“竖”。这样做能使本方的舰队取得两个绝对优势：一是由原来的舰首对敌，改为以舷侧对敌，而军舰的舷侧有更多的火炮，实现每艘军舰都能以最多火炮攻击对方的目的；而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相对应的位置关系，横向上的几乎所有的本方军舰都可以同时夹射敌方最前面的军舰，而敌方由于是“1”字纵队，前面的军舰会挡住后面的军舰，使后面的军舰有力使不上，只能看着前面的军舰被夹击，等到后面的军舰赶上来，前面的军舰也就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就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本方舰队能够迅速形成在局部以多打少的优势，以己方最强的火力打击敌方最弱的火力，一艘艘地收拾敌方军舰。也就是说，无论是舷侧的最多火炮攻击，还是以相对位置上最多军舰攻击，“T”字战法都为本方舰队最大化地实现了人为制造局部优势，所以堪称完美。
而太完美的东西也往往只能在理论上实现，一旦要变为现实，就会出现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T”字的一“横”一“竖”需要结合得相当紧密，双方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所以这个战法只能以假设敌方舰队静止不动为前提来设计。而一旦到了战场中，敌方舰队静止不动等着对方去画一“横”的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大家都不是傻子，你运动时，对方也会运动，也会随时调整航向，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任何一方永远无法形成“T”。
所以，多年以来，尽管有很多舰队司令都梦想能打出“T”字战法，但从来没有人在实战中成功尝试，它一直只是在书本上来讨论，一直活在传说之中，一直被认为只在理论上存在。
东乡平八郎并不信这个邪，为了实现全歼的目标，他要第一次尝试“T”字战法，战场上的事情，只有尝试了才知道有没有可能，万一维特格夫特真的会有那么傻，主动“配合”送上一个“T”字战法呢？此时两大舰队是以“1”字纵队相向航行，东乡平八郎就必须率领联合舰队大角度转弯，以便形成压在维特格夫特前面的那一“横”，而这正是东乡平八郎在双方射程之外就开始发炮的原因。
原本以“1”字纵队航行的舰队转弯形成“一”字形横队，就会在海面上留下一个固定的转弯点，不仅转弯的军舰无法向俄军炮击，就算是跟在后面等待转弯的军舰也因为被前面己方的军舰挡住视线而无法炮击。那么对于维特格夫特来说，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了：对着那个固定的转弯点，就像打一个个主动送上门来的固定靶子一样，轰完这艘再轰下一艘，将无法还手的联合舰队从头到尾轰个遍，直至反过来将联合舰队全歼！所以，关于“T”字战法也有一个简单的常识：不要进入射程后转弯，否则那是自取灭亡，各国舰队司令也从来没人干过这样的蠢事。
东乡平八郎也没这么蠢，他明智地率领舰队在射程之外远距离转弯，转是转成功了，也就是说联合舰队已经形成了那一“横”，但接下来的这一幕却是令东乡平八郎哭笑不得的：维特格夫特原本的那一“竖”却不见了，原来他见到联合舰队在远处转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来了个原地大转弯，然后修正航向，竟然从东乡平八郎那一“横”的队尾给溜了出去了，双方的相对距离迅速拉大！
东乡平八郎的尝试失败了，看来维特格夫特也并没有那么蠢，寄希望于对手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确实概率很小，“T”字战法也确实只能在理论上存在。由于维特格夫特利用联合舰队转弯的时间差，已经跑出去很远，差不多又要成功溜掉，东乡平八郎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好率领联合舰队又追得好苦，老老实实等双方距离再度拉近，进入了射程，他下令各舰仍然瞄敌旗舰太子号，集中开炮！
这个时候，炮战才算是正式打响！太子号多处中炮，此时的维特格夫特彻底被激怒了，他只想去海参崴，东乡平八郎却一会儿在他面前扭秧歌，一会儿摆什么“T”字造型，这又不是跳广场舞。看来又溜不掉了，开打吧！
维特格夫特也命令所有的军舰朝东乡平八郎的旗舰猛烈开火，真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一发大口径重炮炮弹击中三笠后桅杆，当场炸死8个，还没有等大家缓过神来，又一发炮弹落到了舰桥旁的手旗信号台，多人被炸飞。此时东乡平八郎正在舰桥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朝东乡平八郎站立的方向望去，只见人还站在那里，但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正顺着两颊往下流。还好，还好，看来司令长官人还活着，只是要擦把脸而已，反正他有的是手帕。而大家又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只见爱整洁的东乡平八郎连脸上的血也没有去擦，四周炮火纷飞，他就像一座石像一般矗立在舰桥上，用望远镜观察前方，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根本不知道已经溅了一脸的血！
炮战开始后，东乡平八郎的注意力并没有在炮战本身，而是继续紧紧盯住维特格夫特的航向，直到双方已经交战，东乡平八郎仍然不清楚维特格夫特的目的竟然是前往海参崴。在马卡洛夫时期，东乡平八郎多次引诱太平洋舰队到深海决战，每次都功败垂成，最终都被太平洋舰队跑回港去，这个经历实在是令东乡平八郎印象太深刻了，他必须首先防备这一点，尤其是对于维特格夫特这样的懦弱之将，更要防止他战着战着发现情况不对又跑回去了。
于是，当紧紧盯住敌舰航向的东乡平八郎看到它们有再次开溜的迹象时，他立即命令联合舰队转向太平洋舰队的后面，插到太平洋舰队和旅顺口之间，断其后路，生生逼着维特格夫特继续决战到底！
接下来的事情又是令东乡平八郎想象不到的，当他指挥联合舰队好不容易切断维特格夫特的“后路”时，这位老兄却仍然率领太平洋舰队径直往大海深处航行！联合舰队的平均航速为15节，太平洋舰队为13节，两支舰队就以28节的相对航速、也就是超过800米/每分钟迅速拉开距离，刚刚还在视线里的太平洋舰队又消失在了海面上，这次是再难追上了。
东乡平八郎顿时两眼一黑，他终于感到了事情真正的严重性：原来维特格夫特并不想再回旅顺，但他也不想和联合舰队决战，一直左闪右突地往深海航行，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性，一是去偷袭日本本土，但以整支舰队去偷袭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大的可能就是：维特格夫特要将整支舰队移到海参崴！
这个判断对东乡平八郎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其实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本身没有问题，维特格夫特去往海参崴，这是东乡平八郎和整个日本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旦维特格夫特移到海参崴，东乡平八郎的主战场也将不得不转往海参崴，而除非日本陆军攻入俄国本土，海参崴不存在从陆路打击太平洋舰队的可能性，更何况海参崴军港虽然比旅顺要好攻，但维特格夫特同样好出来，不仅无法进行有效封锁，连派出监视船进行动态封堵都不可能，从此不得不开始漫长的海上追逐战，最终无法保障已经掌控的朝鲜海域以及日本本土的安全。而此时已经得知尼古拉二世即将派出波罗的海舰队，在这支强大的舰队到来之前，东乡平八郎必须在尽量使联合舰队不受损伤的情况下，全歼太平洋舰队，才有可能迎战波罗的海舰队，因此东乡平八郎需要做的要么是引诱太平洋舰队在深海决战达到全歼，要么再把它们赶回旅顺，封堵在旅顺港口，再依靠乃木希典的第三军从陆上打击，再无别的选择——总之，绝对不能让太平洋舰队去往海参崴！
时间已经来到了15时30分左右了，距离海上天黑只剩下几个小时，天色一旦转黑，维特格夫特的太平洋舰队不仅更容易溜走，联合舰队的战列舰等主力军舰也无法再进行作战，否则容易受到对方鱼雷的攻击，得不偿失，这意味着留给东乡平八郎的只有几个小时了，要全歼，先要追上！
海上追击再次开始，东乡平八郎下达全速追击的命令，从这一刻起，一切暂时不再取决于各舰上的战斗人员，战场瞬间交给了轮机兵了。轮机兵的工作环境是封闭的机舱，这里没有蓝天大海，没有海鸟飞鱼，只有闷热的空气和嘈杂的噪声，每名轮机兵都要冒着机舱里高达五六十度的温度苦战，但他们必须让操纵的军舰时刻保持全速，不仅如此，虽然挥汗如雨，他们还都有意识地少喝水，要节约淡水给舰上的战斗人员！
东乡平八郎命令军乐队出动，始终高奏激昂雄壮的乐曲，激励各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联合舰队如离弦之箭般全速前进！
两个小时后，17时30分左右，在山东高角（即山东半岛最东端的陆地，自古有“天尽头”之称，海图上标为“山东高角”）以北的黄海海面，东乡平八郎终于又让维特格夫特出现在了射程里。东乡平八郎是一个无时无刻都记得他为何而战的人，天色即将转黑，要全歼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果断地放弃了这个目标，改为将太平洋舰队驱赶回旅顺，不放一艘军舰驶入海参崴。时间紧迫，只有擒敌先擒王，击沉敌旗舰，令太平洋舰队出现混乱和溃散，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东乡平八郎下达了命令：各舰跟随旗舰，全舰队不要与太平洋舰队的其他军舰纠缠，不惜一切代价直取敌旗舰太子号！
太子号上，维特格夫特早就发现了东乡平八郎，好不容易摆脱这个幽灵杀手，竟然又跟了上来，维特格夫特十分恐慌，现在空气中似乎都能闻到一股杀气，此时的维特格夫特只有一个想法：千万不要朝我冲过来啊。不过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东乡平八郎身先士卒，率领三笠号冲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其余军舰已经对太子号形成夹击之势，但东乡平八郎并没有下令开炮。
见到联合舰队向自己逼来，维特格夫特立即命令炮手向三笠号猛开炮，同时打出信号令其他军舰前来增援，保护旗舰！保护司令！炮战还没有开始，维特格夫特就已经自乱阵脚，他并不知道此时面临不利情况的其实是东乡平八郎，看来马卡洛夫之死实在是给了他一块较大的心理阴影面积。
冲在最前面的三笠号已经多处中炮，多人负伤，其中还包括一位皇室成员，他就是那位贞爱亲王的长子。当初贞爱亲王想为乃木希典保住一个儿子，但他自己不仅上了前线，也把长子送到了前线，在三笠号上担任一个后炮指挥官。此时这位亲王的儿子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却拒绝下战位，一定要指挥发一炮击中了太子号就走，炮术长只好跑过来，把他硬抱下去，东乡平八郎仍然在坚忍地等待，等待那个有最佳战位、最佳战机、能够完成最后一击的时机！
维特格夫特的“三板斧”过去了，东乡平八郎知道是时候该他还击了，他命令各舰首先试射，在获得射击数据后，各舰调整好方位和角度，猛烈发炮，要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炮弹都倾泻到太子号上！
铺天盖地的炮弹飞向了太子号，十几发大口径重炮连续命中，其中一发几乎准确无误地击中舰桥，落在旁边爆炸，维特格夫特正站在舰桥上，他实在是太不走运，他和周围近20人全部被炸死！与此同时，太子号的舵机也被损坏，在多角度的重炮炮击下，这艘1万多吨的巨舰竟然如陀螺一般，在水面上急速地旋转，翻出巨大的水花，要不是还算结实，只怕早就散架了。然后，它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冲出阵外，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弯曲水路，冲出去之前，它高高挂出了“维特格夫特司令已将指挥权移交他人”的信号旗。
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发生的，信号旗意味着舰队司令已经阵亡，太平洋舰队继任的旗舰及时打出了信号，要求各舰长听从新旗舰的指挥，然而为时已晚。对于各舰舰长来说，其实不明白维特格夫特已阵亡还好，一明白之后，立即就由旗舰的失控演变成整个舰队的失控，各舰开始各自为战，作鸟兽散，有的舰长下令本舰立即掉头逃回旅顺，有的舰长发誓“再也不回旅顺那道臭水洼”，坚持向海参崴方向前进。但由于作为导航的罗经损坏，只能抬头寻找天上的北极星，还有的舰长下令既不逃回旅顺，也不去往海参崴，观察哪里是战场的空隙，就往那里钻，一溜烟地从深海上逃走。
混乱不堪的战场上，甚至连新任的旗舰也逃走了，太平洋舰队只有一艘战列舰孤独地战斗到了最后，英勇地拦在了穷追不舍的联合舰队前面，它就是那艘由于舱底进水带着几百吨海水航行的“列特维赞”号。也许是舰上的官兵很勇敢，也许是他们知道自己带着海水，反正也跑不快就不跑了，不如跟东乡平八郎死拼到底，而它的英勇不仅掩护了其他军舰的逃走，最后它竟然又带着几百吨海水从联合舰队中成功突围！
夜幕已经降临了，东乡平八郎对全歼也彻底死心了，天色已黑，如果战列舰继续追击，无法防备鱼雷的攻击，只能撤出战场。东乡平八郎命令驱逐舰和鱼雷艇出动，对俄军逃窜的军舰逐一进行追赶，首先保障歼灭，如不能歼灭，就把俄军所有的军舰全部赶回旅顺，绝对不要放一艘军舰进入海参崴！
东乡平八郎的这个最低目标实现了，驱逐舰和鱼雷艇虽然没有击沉一艘军舰，但俄军军心已散，黑夜中，整支舰队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跑到哪里就算是哪里，出发时的19艘军舰，最后“安全”逃回旅顺的只有10艘军舰，损失了9艘军舰，其中有2艘在海上自沉，另外7艘分别闯入了“中立港口”青岛、上海和越南西贡（跑得够远）。军舰遭到扣押，太平洋舰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已经成为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残舰队”，从这个角度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怪后来的斯特塞尔等陆军将领不想保它，是它自己不争气啊。
黄海海战结束了，东乡平八郎格杀了第二位俄军舰队司令，维特格夫特终于不再有恐惧了，他如出发前说的那样“睡在了海底”。
对于维特格夫特来说，海战的失败是他一系列的低级错误造成的，而他最致命的错误在舰队出航时就已经犯下了：出航的太平洋舰队是一支混乱和臃肿不堪的舰队，并没有经过精心的编排，所有的军舰都是乱哄哄地挤在一起，里面既有航速快的，也有航速慢的，有能够战斗的，也有自身难保的，甚至还有故障不断来拖大家后腿的。维特格夫特并没有将主力舰和次要舰分别编组，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而他更没有意识到，要在强大的东乡平八郎眼皮底下安全抵达海参崴，不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不可能的，他几乎无法避免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让次要舰队脱离主力舰队，单独向大连湾出航并攻击，哪怕是成为一支有去无回的舰队也在所不惜。大连湾是日军海上运输线的终点，海岸边的青泥洼是日军陆军后勤中转基地，东乡平八郎无法丢下这里不管，从而达到调虎离山、掩护主力舰队向海参崴突围的目的——这在兵法上叫攻其必救。
维特格夫特却没有这样的视野，作为一个“太平洋舰队”的司令，他竟然连原本与旅顺唇齿相依的大连湾也忘记了，眼光竟然只盯住了目的地海参崴。我们相信，蒙蔽维特格夫特视野的并不是军事上的素养，而是另外一样可怕的东西——军中干部的官僚化。从他一贯的表现来看，这位仁兄和旅顺城中的那些巴不得他赶紧走的人并没有多少区别，对于维特格夫特来说，既然尼古拉二世下达的命令是“把全舰队带往海参崴”，他就干脆把这道命令当成他的战术本身，反正只要始终把领导的意图贯彻到底，就是这些官僚化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最高目标啊。
维特格夫特远远不会想到，战场上只有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才能真正保全生命。然而，由于他的低级错误，不仅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还真正连累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马卡洛夫生前最得力的助手、继续为马卡洛夫实现“幽灵报复”的勇士：太平洋舰队海参崴分舰队司令长官耶森。
<h4>太平洋舰队覆灭，东乡平八郎即将迎战波罗的海舰队</h4> 
太平洋舰队大部分军舰驻泊旅顺，另有3艘装甲巡洋舰驻泊在海参崴，以这3艘军舰为中心，再加上一艘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旧巡洋舰，十几艘鱼雷艇，就组成了一支小小的“太平洋舰队海参崴分舰队”。其实它根本算不上是一支舰队，因为它连一艘战列舰也没有，在马卡洛夫上任之前，海参崴分舰队早已经被旅顺方面给遗忘了，但海参崴港正对着日本本土的中北部，东乡平八郎不能忘记它，为了防备耶森率军舰偷袭日本本土和海上运输，东乡平八郎在封堵旅顺的同时，分出了一些军舰组成“联合舰队第二舰队”，由上村彦之丞率领，专门警戒和追捕耶森的海参崴分舰队，一定要保障好日本家门口的安全，解除联合舰队的后顾之忧。
3月6日，上村彦之丞率领第二舰队来到了海参崴港口外，此时海参崴港还结着冰，上村彦之丞破冰前进，对海参崴陆地上的炮台猛烈炮击。很明显，上村彦之丞的目的也是诱使耶森率舰队出港作战，不过耶森根本不上当，就你那几艘军舰，有种你就冒着陆地炮火攻进来吧。上村彦之丞当然也很希望能多有几艘军舰，不过他这里多了，东乡平八郎那里的就少了，只能先保障了旅顺主战场，而海参崴军港并不像旅顺港，它的港口比较宽阔，就靠几艘军舰，是无法封堵的，于是，上村彦之丞只好率领舰队离开海参崴，回到日本近海警戒，只希望耶森不要主动进攻日本本土。
然而，上村彦之丞的这个希望注定要落空了，因为就在他回到日本近海的同时，有一个人已经在旅顺上任了，他就是马卡洛夫。3月8日，马卡洛夫到达旅顺，在狠抓旅顺防务的同时，他命令耶森选择适当时候主动出击，频繁袭扰日本本土近海以及海上运输，充分发挥一支小舰队灵活机动的优势，与此同时，马卡洛夫也会在充分利用旅顺港优势的前提下，稳打稳扎，寻找机会重创东乡平八郎。太平洋舰队在旅顺和在海参崴的两大部分，相互配合，彼此呼应，一步步使东乡平八郎不得不将战场分散在黄海、日本海和本土近海，使他前线后方无法两顾，疲于奔命，最后寻找战机，各个击破，在海上将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聚歼！
这就是马卡洛夫在战略上与他的前后任司令以及尼古拉二世都不同的地方，马卡洛夫知道，旅顺虽然固若金汤，但战争中的进攻一方永远都能迸发出更大的破坏力，人类战史上也从来没有一支纯粹靠守而获胜的军队。纯粹靠守是守不住的，同时作为敌手的东乡平八郎又极为厉害，纯粹的攻也没有决胜的把握，所以既不能完全依靠旅顺军港，也不能完全脱离旅顺军港，必须攻守兼备，把太平洋舰队在旅顺和海参崴的两部分看作一个整体，协同作战。先拖累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破坏其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他将防御面越拉越大，然后利用他必须顾全多面、只利速战的弱点，一举反击，置其于死地！
这是马卡洛夫的战略，也是海上版的“库罗帕特金战略”，马卡洛夫强烈需要耶森的配合和执行，而耶森需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春天在哪里？
过了3月份后，北太平洋沿岸才春回大地，气温转暖，鱼儿跃出水面，万物复苏，海参崴军港也开始融化厚厚的冰层。遵照马卡洛夫的指令，耶森率领海参崴分舰队昂首出航，他只去离日本本土最近的海域，在日本近海和海峡里穿来穿去，袭击日本人的运输船和货轮，击沉日本渔民的渔船，中北部各港口几乎停运瘫痪。之后，马卡洛夫阵亡，但耶森并没有放弃原定的战略，他将对日军展开更加猛烈的报复！
6月，海参崴分舰队3艘装甲巡洋舰向南穿过日本海，沿着日本西海岸一路南下，首次抵近联合舰队在本土的基地——佐世保军港。此时日本运兵船正在给乃木希典的第三军运兵，装甲巡洋舰不失时机地开炮，击沉两艘运兵船，1000多名日军和大炮等武器沉入海底，使乃木希典发起第一次总攻的时间大受影响。
到7月中旬，耶森亲自出马了，他率领海参崴分舰队经过连续16昼夜的航行，居然穿过津轻海峡，来到了日本的东海岸，一路猖獗地南下抵近东京袭扰。耶森如入无人之境，见到日本轮船和渔船就开炮，路途中先后击沉近20艘日本轮船，耶森最后挟持了几艘日本的轮船和渔船扬长而去，胜利返回海参崴！
日本大恐慌，首都大恐慌，东京的一些人跑到了山里去避难。日本人没有想到，这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耶森，这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海参崴分舰队，竟然比旅顺的太平洋舰队更可怕！
更要命的是，耶森不仅袭击日本籍轮船，就连他怀疑为日本运送货物的外籍轮船都袭击了，还差点击沉一艘开往日本的装有几千万美元的运钞船。也就是说，耶森袭击的不仅是日军的海上运输，更是整个日本的海上运输，造成许多外籍远洋货轮纷纷不敢再进入日本港口，英美的一些轮船公司甚至暂时中止了与日本的海上贸易，这对每一天都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
上村彦之丞呢，他哪里去了？别问了，这位老兄现在每天都灰头土脸，他的人生目标都只剩下了两个字：我追！
耶森率领军舰出来偷袭时，是不会告诉上村彦之丞一声的，在茫茫大海上，要想发现耶森的那几艘军舰，上村彦之丞只能靠两样东西——眼睛和望远镜，而日本海恰恰有一样东西是这两件武器致命的克星，那就是雾。作为世界著名的海雾多发海域，在日本海里航行自己的军舰都要很小心，以免突然就找不到队伍，更别说要及时发现敌舰了，耶森自然知道上村彦之丞在追击他，特意采用灵活机动为首要战术，在大海上神出鬼没，飘忽不定，看见日本的轮船和渔船就打，看见上村彦之丞的军舰就跑，上村彦之丞如果率舰队去海参崴守株待兔，或者去布雷，等辛辛苦苦到达海参崴时，却发现耶森又不在港里，赶紧掉头，我追！
东乡平八郎不止一次命令上村彦之丞要迅速歼灭耶森舰队，但问题是他要找得到啊。
就这样，从4月份开始，在茫茫大海上，上村彦之丞已经在海上苦苦追赶了100多天了，真可谓雾满面，鬓如霜，衣服上还有挥之不去的鱼腥味，自己闻了都要去吐一阵，但迟迟没有成果。日本国内的民众不满意了，他们开始往上村彦之丞的家里扔板砖，吓得他的老婆孩子都不敢出门，有人甚至以剖腹自杀“为民请命”，要求把上村彦之丞送上军事法庭审判，清查他的队伍里面是否有出卖情报的“日奸”，还有人给上村彦之丞寄去一把短刀，这当然是要求他羞愧自裁的，更多人开始嘲笑他的无能，说他要想捕获耶森的舰队，就像是蹩脚的捕鸟人。而渐渐地，人们从对上村彦之丞的不满蔓延到了整个联合舰队和东乡平八郎的不满，大家突然发现东乡平八郎的资历并不是最老的，实战经验也不是最多的，他真的就适合做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吗？正如要求撤换乃木希典一样，人群中也有了要求撤换东乡平八郎的声音。
每当在海上听到国内的这些消息的时候，上村彦之丞只好躲到一边，暗暗抹把泪，擦完眼泪后对第二舰队的官兵说：我们要为联合舰队争气，要为东乡长官争气，总有一天，国民会理解我们的！
上村彦之丞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对耶森进行千里海上大搜捕，他没有想到，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而它是俄国人亲自送上门来的。
8月10日，为了全歼出港的太平洋舰队，东乡平八郎紧急命令上村彦之丞率领第二舰队迅速赶来参战，在当晚格杀维特格夫特之后，东乡平八郎又给上村彦之丞下达了两个任务：防止太平洋舰队的残舰逃往海参崴，同时更要防止耶森趁机偷袭日本。为了完成这两个任务，上村彦之丞都必须立即率领第二舰队从黄海进入日本海严加监视。当上村彦之丞出发时，东乡平八郎告诉他：这可能是你的机会。至于东乡平八郎为什么这么认为，他并没有说。
上村彦之丞率领舰队从黄海向着日本海方向起航，而他并不知道，耶森也即将率领海参崴分舰队从日本海向着黄海方向航行，两大舰队正好相向航行！
8月10日，就在维特格夫特率领太平洋舰队驶离旅顺港的同时，一艘驱逐舰悄悄行驶到了芝罘（今烟台），在那里通过奉天中转向耶森发电报，传达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命令：立即率领海参崴分舰队南下接应维特格夫特。皇叔大人似乎也预感到维特格夫特此去应该不会一路平安，于是他又在命令中补充道：如果你在到达与釜山平行的海面还未与维特格夫特相遇，则不必继续南下，应全速返回。
这封电报到达耶森手中时，已经是8月11日，黄海海战已经结束，维特格夫特也已经阵亡，而耶森是不知道这一切的，他紧张地做着出航的准备，首先出动扫雷艇清扫航道，8月12日凌晨，耶森按照命令率领全部的3艘装甲巡洋舰向南航行，准备“接应”维特格夫特到达海参崴。
8月14日清晨，耶森率领的舰队到达朝鲜半岛的港口蔚山海面，再往前航行，就是事先设定的接头点釜山了，而此时维特格夫特连影子都没有，耶森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准备按照原计划到达釜山后立即返航。清晨的薄雾中，他观测到前方有一支舰队正朝自己的舰队开来，一开始他以为那就是太平洋舰队，然而，等距离接近到能够清晰辨认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上村彦之丞的军舰！
与此同时，正在对向航道上的上村彦之丞也辨认出了那是耶森的军舰，他一扫数月以来的消沉与阴霾，仰天长啸：“我终于找到了啊！找到了啊！”
双方谁也没客气，海战立即打响！太阳已经出来了，海面上没有任何雾，耶森想跑也跑不了，上村彦之丞的队伍里有4艘装甲巡洋舰，2艘巡洋舰，还有鱼雷艇，拥有绝对优势兵力，他立即命令各舰采取群狼战术围攻耶森的3艘装甲巡洋舰，耶森的第一艘装甲巡洋舰很快被炸成光秃秃的舰队，失去任何还手的能力。舰长和士兵拒绝投降，他们发射出最后一枚鱼雷，并企图撞沉日舰，都失败了，又计划将军舰炸毁，炸药因海水浸湿而爆炸失败，最后在上村彦之丞的注视下打开海底阀自沉，上村彦之丞下令营救落水俄军，这艘军舰上最后有200多人伤亡，但600多人被救起。
耶森带着最后两艘被炸成光秃秃舰体的装甲巡洋舰冲出重围，回到了海参崴，由于海参崴没有修复大型军舰的能力（维修基地在旅顺），这两艘装甲巡洋舰实际上已经丧失战斗能力，耶森再也没有袭扰日本本土和海上运输的能力了，再也无法仅仅以3艘装甲巡洋舰就牵制联合舰队几乎1/3的战斗力，再也无法维护俄罗斯海军最后的尊严。
而即使在已经没有战斗力的情况下，耶森也仍然继续执行马卡洛夫的战略，依靠剩余的鱼雷艇坚持出海袭击日本的民船和渔船！耶森在海参崴一直盼望着大舰队的到来，在等不来太平洋舰队到来之后就盼望着波罗的海舰队能够到来，并加紧研制能够更好地偷袭日本本土的新式军舰——潜艇，并在一年以后成功地在海参崴军港下水试航了两艘，而到那时，波罗的海舰队也将成为一支“来不了”的舰队。
一切的事实都已经表明，只要维特格夫特能够在海战中突围成功，抵达海参崴，马卡洛夫制定的能够置日本于死地的优秀海战战略就不会彻底失败，太平洋舰队仍然能够继续袭扰日本本土和海上运输，令东乡平八郎防不胜防，睦仁在接下来也不敢把大阪宝贝从东京湾等本土海防重地拆下运给乃木希典！
太平洋舰队逃回到了旅顺港，从此以后，他们是真正的打死也不出来了，别说是高级军官们埋怨，就算是尼古拉二世再发圣旨，估计他们也会想办法拖延的。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12月5日，第三军攻上203高地，太平洋舰队好日子结束了，军舰被一艘一艘地击沉。12月9日，最后一艘战列舰带着一艘老式炮艇冒死冲出了港外，东乡平八郎自然不会放过它们，立即下令开始攻击。1905年1月2日，孤军奋战和苦苦支撑将近一个月之久，已经接近弹尽粮绝的这两艘军舰，在听闻斯特塞尔已经向乃木希典投降之后，双双自沉，太平洋舰队正式全军覆灭，没有俄军留下一艘军舰，而面对那最后两艘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军舰，东乡平八郎为何攻击了近一个月之久，我们将很快知道答案。
太平洋舰队全军覆灭了，但东乡平八郎那根紧绷着的弦并没有松弛下来，尼古拉二世派出的波罗的海舰队正在前来日本近海的途中，这是一支真正强大的舰队。它原本在1703年左右由彼得大帝建立，随后与北面的海上强国瑞典打了20多年的战争，直接将瑞典打到衰退，也为俄国带来了波罗的海出海控制权。在之后的近200年时间里，波罗的海舰队更是四处征战，为俄国争夺沿海领土和海上霸权。也就是说，在闭关锁国的日本还只有渔船队的时候，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早已经横行欧洲和声震世界了！
迎战吧，迎战吧，这一次真正的海上大决战，将不会再有陆军的支持，但也必须全歼波罗的海舰队！

第十章 知行合一的真谛：东乡平八郎如何判断波罗的海舰队航向
<h4>日本千年危机：尼古拉二世的绝地反击</h4> 
日俄开战之后，尼古拉二世计划派波罗的海舰队去增援太平洋舰队，他还亲自挑选了司令长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这位“罗长官”在俄海军中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出身于俄国贵族之家，长得高，人比较富，也很帅，英俊潇洒，连呼吸的鼻孔中似乎都带着上流社会不可抑制的标记。而俄国皇室一向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传统，认为“高富帅”之人能力一定很强，很容易对他们给予信任。当然，罗长官也并非简单人物，接下来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尼古拉二世对他另眼相看。
有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到访俄国，想观看一下俄军舰队的炮击打靶训练，尼古拉二世自然很想在这位德国皇帝面前出出风头，展现一下强国强军的风采，但对于舰队的打靶水平又没什么信心，生怕出风头不成反而丢脸，思来想去，尼古拉二世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罗长官。罗长官果然十分聪明，对于固定靶船，他先在海上设置好预定的开炮点，军舰开到这里后发一炮，直接命中，而对于移动的靶船，罗长官下令先把靶船破拆，然后再胡乱拼接起来，比用胶水粘在一起好不了多少，只要炮弹在它的周边爆炸，掀起的水浪和气浪就会把它冲击散了架。果然，打靶“百发百中”，威廉二世也被蒙混过去了，受阅活动大获成功。后来的北洋舰队向领导汇报的打靶训练，看来还是从罗长官这里取的经。
他能糊弄皇帝，别人要想糊弄他那是比较难的，罗长官平时工作十分勤奋，每天必定亲自到军舰上巡视，仔细找出所有衣冠不整的士兵，以及军舰上所有没擦洗干净的角落，然后把负责的军官和士兵们叫过来，大声训话并要求立即改正。不过奇怪的是谁都不会立即改正，因为等到第二天，罗长官又会找出同样的错误，又会严肃地训话一顿，如此时间一长，大家才明白，原来“挑错”就是这位长官的爱好啊，他不过是要以此来显示自我的派头与聪明，大家也就只好配合一下他了，反正第二天他还会来训人的，有什么必要把错误先给改正了呢。
除了这个爱好，罗长官几乎从来不在会议上与下属们讨论战略战术，他喜欢看书面报告，而在看报告方面，罗长官自然也是一位“有讲究的人”，他会仔细找出报告里的错别字，以及语法和文笔方面有瑕疵的地方，然后把这位倒霉的下属叫过去，语重心长地指出错误，责令改正，直到改到令他自己满意为止，才继续往上报。至于具体的战略战术，反倒放到一边去了，大家也只好认为他和他领导一定很厉害。
看来，罗长官确实是一位“聪明”的表演型人才，表演并不只是邀功的需要，也是自我证明的需要，不仅要在上级面前表演，在下属面前同样要表演，对于这样的人才，是很适合在俄国海军的行政系统里看报告的，却被提出来统率整个波罗的海舰队，这一点就连罗长官自己也感觉很意外。他的邀功又不是等到上前线的这一天，领导真是太不善解人意了。不过，命令已经下达了，罗长官也没办法。
在一番烦琐的论证、争吵和扯皮之后，一直拖到1904年10月15日，波罗的海舰队总算起航了。此去旅顺，前路漫漫，由于战列舰等重型军舰吃水较深，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舰队必须走海路从欧洲绕过非洲开到亚洲。地球上的四大洋中只有北冰洋不用去，其余三大洋都要路过，相当于绕地球大半个圈儿，航程3万多公里，这是人类装甲舰队首次有如此漫长距离的远征，路途艰险和当年的三藏法师取经有得一拼，估计前来送行的尼古拉二世也会拉着罗长官的手说：爱卿，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啊！
如果只是路途远了一点其实还好说，麦哲伦当年也是有过环球航行之举的，但那位老兄当年率领的是帆船，动力来自于风，而罗长官舰队的动力来自于煤。俄国不像大英帝国，它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先蚕食周边邻国的领土，很少在海外拥有殖民地，罗长官在航行途中，就基本上遇不到一个俄国基地了，再加上由于俄国独霸满洲，已经引起了各国的不待见，估计沿途各国港口很难允许他进港去买煤。不过聪明的罗长官早就想出了办法，他首先命令各舰尽量地先装上煤炭，波罗的海舰队摇身变为一支运煤船队，每艘军舰的甲板、船舱等凡是有一点点空隙的地方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煤包，连罗长官在旗舰上的卧室里都被挤进去几包。娘的，我这朝哪里下脚啊。然后，罗长官命令在舰队后面跟着一支运煤船队，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煤。
罗长官估计得没错，舰队出发后，沿途各国港口对他不太友好。他首先在德军的高度戒备下通过了德国海域，然后在英国海域还差点和英国皇家海军擦枪走火，在法国海域，法国人明确拒绝了罗长官进港休整和买煤的请求，到了西班牙海域，西班牙人以“大家都是欧洲人”为理由卖给了罗长官一些煤，但限定他在24小时内离开，还发表了一个“同意加煤并不是出于友好，而是为了使他们得到一定量的煤之后赶快离开”的声明。在接下来的葡萄牙海域，罗长官心想，这个没落的王国应该不会拒绝买煤的请求吧？没想到他的这个请求就连葡萄牙人也明确拒绝了！
在茫茫大海上，面对着有了钱竟然还无处花的境地，罗长官连跳海的心都有，他无比悲愤：娘的，俄国到底做过什么，会让全欧洲一起来欺负么？
就这样，东乡平八郎和大本营原本预计，罗长官将在海上航行3个月左右，也就是在1905年1月15日左右抵达旅顺海面。可是等到这时候，罗长官才刚刚绕过非洲最南端，到达风景优美的诺西贝岛，此时太平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连增援的对象都没有了，罗长官想返航，把舰队开回俄国去，而尼古拉二世竟然又发来了新的命令：我已经从俄国新派遣了14艘军舰前来“增援”你，令你原地等待！
这一等，就是整整两个多月，俄国的补给船也算是陆续开来过，看来在圣彼得堡海军部里的那些大人总算是没有忘记士兵们还是要吃饭穿衣的，罗长官也稍感安慰。不过当他登上补给船时，看到一箱箱的神像，顿时目瞪口呆，捶胸顿足，原来大人们认为只要有了祈祷就可以不吃饭的啊，而士兵们的衣服倒是运来了，不用说，那是几千套皮大衣，大人们一定是把非洲当成俄国本土了，1月份嘛，前方士兵该有多冷啊。
没办法，罗长官只好自力更生。为了弄到煤，他当过“海盗”，令军舰拦截公海上的运煤船，用大炮指着煤老板，您不卖也得卖。补给解决后，打发时间就是最大的问题，成天看着蓝天白云的风景，也不来场雾霾和沙尘暴，实在是很无聊，军官们在军舰上养起了宠物，一般养些猫、狗、鹦鹉之类，别具一格的养起了鳄鱼，随着宠物的增多，老鼠也大批量地上了军舰，军舰上屎尿满地，臭气熏天，罗长官也没办法到处训人了，只好优雅地皱着眉头。
时间一长，官兵们突破不得下舰的禁令，纷纷涌上岛屿去寻欢作乐，只要后方有补给物资运来，军官们一定会先得到，士兵们就只能去黑市上再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买来买去，这其实也是一种乐趣。岛上的居民很快开起了酒吧、赌场和妓院，“舰队惠顾”“欢迎俄国人”的招牌在门前高高悬挂，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小岛竟然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市场，有人从邻近的城市甚至是遥远的欧洲闻讯赶来做生意，从荷兰、法国等地赶来了大量妓女，舰队官兵们在岛上喝得酩酊大醉，彻夜不归，高呼：“为联合舰队的光荣和东乡司令官的健康，干杯！”
在整个俄国似乎都已经忘了这支舰队之时，只有一伙人仍然记得他们，那就是革命者。他们把革命传单夹在士兵的家信中，源源不断地寄到舰队。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罗长官也曾看过一份叫《前进报》的报纸，上面有个叫列宁的人写的文章差点让他气得吐血，只见这份报纸写道：“前往救援的（波罗的海）舰队不仅毫无成功的希望，甚至连达到目的地的希望也没有”，“专制制度的俄国已经被立宪的日本击溃，任何拖延只能加剧失败！”
而革命者孜孜不倦的策反工作终于有了效果，舰队中发生两次哗变，要求立即停止这种无休止的等待，返回俄国。好在罗长官警惕性还算高，及时镇压了下去，终于有人受不了而精神错乱跳海。罗长官知道，再这么等下去，他自己也会疯的，舰队也会崩溃，赶紧离开吧，边航行边等待。1905年3月，罗长官终于又从诺西贝岛出发了！
由于停泊时间过长，几乎每一艘军舰的舰底都已经长满了藤壶和海草，舷边也依附着长长的水草，当然，这是没有人去管的，波罗的海舰队就这样拖着一堆彩带似的水草向前方航行。4月8日，它抵达新加坡，再驶过前面的马六甲海峡，就是广阔的太平洋了，这是欧洲巨型舰队第一次整齐进入亚洲，很多人专门跑来观看这一景象，岸上聚集了大量人群和记者。罗长官又摆出了派头，他一身戎装站在旗舰甲板上，不断地朝岸上挥手致意，也不管人群是否看得见他，反正他感觉中是一定能够看见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很快注意到了海草附在舰舷上的细节，他们在通讯中写道：这大大影响航速，竟没有清除，一旦和东乡平八郎作战，结果会怎样？
此时的罗长官接到了一个情报，说是东乡平八郎已经率领联合舰队埋伏在这一海域，将在马六甲海峡袭击波罗的海舰队，害得罗长官几夜没睡，全舰队上下神经紧张。当然，直到安全地通过了马六甲海峡，罗长官才知道这个消息是东乡平八郎故意派人散布的，为的只是袭扰和疲劳对手，这招乱敌之计其实已经暴露了东乡平八郎自己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随着波罗的海舰队的逼近，这个难题将很快浮出水面。
离开新加坡，很快抵达越南海域，越南只是法国殖民地，不是法国本土，罗长官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进港休整一下的请求。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政府提出了强烈交涉和抗议，法国人只好“礼貌”地知会罗长官：根据国际法，不能让舰队在港内停留超过24小时！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罗长官，他让舰队先进港休整，看着时间差不多24小时了，再把舰队拉到公海上去，停留一阵后再开进港，每次在港口里停留的时间果然没有超过24小时。
在越南海域，罗长官也终于等到了那14艘来增援他的军舰，在交接的时候，注重细节的罗长官很快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新到军舰烟囱的颜色与他的舰队并不一致，这是会影响作战的，于是他立即下令将所有军舰的烟囱都粉刷成一个颜色，舰队的一丝一毫果然都逃不过罗长官的眼睛！
和在诺西贝岛时不同，此时罗长官的心情是很放松的，海军部已经给他发来了新的密电，转达了尼古拉二世明确的命令：皇上命令你率领舰队去海参崴，皇上已经任命另外一个人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他正从陆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赶往海参崴，你到达海参崴之后，将整支舰队交给他。
尼古拉二世真正的目标已经浮现了，从事实上说，这位沙皇陛下虽然经常头脑发热，刚愎自用，但也并不傻，在罗长官都已经没有了“增援”对象之后，他仍然派出军舰前来“增援”罗长官，并不只是从旅顺战场来考虑问题的，而是结合陆海两军的战场和战况，为俄军制造了最厉害的一招，也是绝地反击的一招——将战争引向日本本土。
此时奉天会战已经结束了，大山岩正率领日本所有的陆军在奉天与俄军对峙，既无力再深入发起攻击，当然也不可能后撤，一旦后撤或者撤回日本，那就意味着他们之前的战斗都白打了，所有的战斗和牺牲又要再来一遍。总之，日本所有的陆军兵力都已经被牵制在前线，孤悬海外，动弹不得，即使要紧急回撤部分兵力，也不可能游回日本，还是需要联合舰队的护航，而这正是俄军巨大的战机。
罗长官率领的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只要能成功地抵达海参崴，就相当于绕到了日本所有陆军的后路，从此只要专心对付东乡平八郎即可。俄军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海参崴相连，除了巨型军舰无法补充，兵力、弹药、补给物资等等其余什么都能补充，绝对有条件进行无休止的海上清扫作战，直到把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清扫掉为止。而一旦东乡平八郎被打败，俄军立即登陆日本本土，日俄战场也立即由满洲转移到日本本土，日本后方已经没有一个兵了，到那时候，灭亡日本国，灭种大和族，活捉睦仁，尼古拉二世期盼已久的“黄俄罗斯梦想”，都将变为现实！
毕其功于一役，绝地反击，真正的绝地反击，尼古拉二世已经有了全球战争的味道，需要注意的是他也是很早就注意到了海参崴基地在对日作战中的强大作用了，所以早在1904年4月份就正式决定派出波罗的海舰队，只是当时是打着“增援太平洋舰队”的旗号，而一系列的内耗和扯皮又让舰队出航和到达战场的时间大打折扣，看来尼古拉二世也是没有办法，有些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他是军事、行政官僚化的总头，反过来也需要和官僚化作战，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命令罗长官率领舰队成功穿过日本近海抵达海参崴，哪怕只有几艘军舰抵达也是胜利，因为它们就会接过耶森的枪，以游击战来袭扰日本本土和海上运输，牵制联合舰队，扰乱日本陆军的后方，同样能为俄国绝地反击创造条件，因为日本无论在战力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负担不起这种海上游击战了！
对于自己的这位宠臣，尼古拉二世自然也很清楚他没有信心和勇气和东乡平八郎决一死战，所以尼古拉二世给了他一个最直接的任务和希望：你只要率领舰队到达海参崴就可以了，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剩下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别人去办，你不需要再待在前线战场冒风险，你会回到国内享福，我会给你升职。
在复杂的军事、行政体系中，罗长官是个聪明人，他会抓住这个希望，把这个希望带到舰队中，带领他们结束这个噩梦般的远航，平安回家。俗话说归兵勿追，他的这支俄军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大半年，现在他们比谁都想回家吃饭。虽然一路上已经闹过不少笑话，丧失斗志，但随着离海参崴越来越近，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近，这支状况不断的队伍，一定会突然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本能和战斗意志，如果东乡平八郎想强行阻截一批想回家的人，那么俄军一定会让他们见识什么是瞬间变成的厉鬼。
5月14日，在看到那14艘军舰的烟囱已经重新粉刷好之后，罗长官率领波罗的海舰队从越南西贡正式向北起航！穿过前面的台湾海峡，就要抵达日本近海了，一支强大的舰队穿过日本近海抵达海参崴，无论从哪个条件来看，胜算都很大！
与罗长官恰恰相反，为了彻底摧毁尼古拉二世绝地反击的意图，一战而终止俄军将来的海上清扫战，日本陆海两军战场所有的压力都已经压向东乡平八郎，他不是不能放罗长官和波罗的海舰队去往海参崴，而是必须全歼这支与联合舰队实力相等的波罗的海舰队，与之前的大山岩还可以多次尝试不同，东乡平八郎只有这一次机会，去不再来。是的，不是打成胜负战，不是打成击溃战，而是必须一次就打成全歼战，不放一艘军舰逃到海参崴，必须截断百分之一的失败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成功，除了与波罗的海舰队第一次相遇时就全歼之外，他已经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公元1274年以及公元1281年，元朝的蒙古大军曾两次试图进攻日本，却最终都被海上大风所阻，这是在1853年被美国人轰开国门之前，四面环海的日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遭遇的仅有的两次外敌入侵，而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也是最为严重的一次。谁也不知道，日军攻克了旅顺，歼灭了太平洋舰队，取得了满洲战场各次会战的胜利，而随着尼古拉二世有决心赌上俄国的家底，从遥远的欧洲派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日本反而陷入了几千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本土危机，表面平静的日本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东乡平八郎能将日本从灭亡线上拉回来吗？东乡平八郎之前并没有全歼一支舰队的经验，日本历史上也没有人有如此经验，甚至在人类战史上也没有全歼一支强大装甲舰队的先例，在东京，很多精明的商人已经撤离，之前在新加坡海岸上那群“看热闹”的人群中，就有很多专程赶到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要评估罗长官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实力到底如何，东乡平八郎有没有可能战胜他，从而决定是否还要继续在日本做生意。虽然《纽约时报》已经发文稳定信心，可是战场上的事情不是靠嘴仗就能打赢的，那位出身于穷苦之家、个子不高（159厘米）、其貌不扬的东乡平八郎又如何能做到“百分之百”？
<h4>东乡平八郎的选择性难题</h4> 
1904年12月30日，在旅顺战斗基本结束之际，东乡平八郎回到了本土。辛苦了将近一年，迎接他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质疑和批评。太平洋舰队并不是联合舰队歼灭的，而是覆灭在陆军手里，按照日军的标准，东乡平八郎“打得并不好”，受到质疑和批评也很正常，联合舰队全军上下憋了一口气。东乡平八郎安慰大家不要灰心，联合舰队虽然没有歼灭太平洋舰队，但已经取得了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40万人越过大海，纵横驰骋于前线战场，其交通，全赖海军支持！
这话说出来就连东乡平八郎自己都没有底气，对用大笔金钱堆出来的舰队来说，护航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舰队必须有征服大洋和摧毁敌舰队的进取心，否则就是没有完成使命。随着必须全歼波罗的海舰队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日本国内对东乡平八郎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在十年前的甲午海战中，东乡平八郎只是小小的浪速号舰长，后来虽然先后担任日本海军大学校校长、佐世保镇守府司令等职，但对于日本这样不是在作战就是在备战的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闲职”。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方镇守的问题，日军海军将领只有在军舰上，那才是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在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之前，就连东乡平八郎自己都其实已经做好了退休的打算，面对睦仁和大本营的任命，他也很意外，只是对前来探问的人说：我是一名天皇的老海军。
现在，大家发现，比东乡平八郎资历更“老”、更有可能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长官人选还有不少，东乡平八郎能担此重任吗？要求撤换东乡平八郎的意见已经报告，上报给了睦仁。
睦仁当即表示：东乡平八郎不能换！
跟上次不同意撤换乃木希典不同，睦仁这次没有发火，也没有给出理由，上次不同意换乃木希典好歹还发了个火，这次连火都没发，大家也就知道厉害了，说明在睦仁的心目中，东乡平八郎确实是不能换的，谁也就没有再提反对意见。
东乡平八郎专程到东京，觐见睦仁，睦仁询问他对与波罗的海舰队作战是否有把握，面对睦仁和满朝的元老、大臣，东乡平八郎平静地回答：“臣一定全歼波罗的海舰队！”
听到这句话，在场的伊藤博文等人大吃一惊，这并不是他们印象中的东乡平八郎，平时的东乡平八郎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不是很少说大话，是连话都很少说，总是一副沉默寡言不知道在想啥的样子，更别说把话说死。现在却一反常态，直接当着天皇和这么多人的面立下军令状。大战在即，并无戏言，如果东乡平八郎将来完不成，甚至只要让一两艘军舰逃到海参崴，他都无法收场。
出于对东乡平八郎的保护，伊藤博文立即连连向东乡平八郎使眼色，想提醒一下他，而东乡平八郎不为所动，装作没有看见，害得伊藤博文把眼睛眨个不停，别人还以为他眼睛里进了沙子。
军令状立下了，东乡平八郎已经没有退路，虽然此时罗长官还没有绕过非洲，但东乡平八郎已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也就是后来他派人在新加坡散布假情报暴露出来的那个难题：随着两大舰队的接近，无论是他还是罗长官，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舰队到底在哪里。
东乡平八郎能够确定罗长官正率领舰队一步步朝日本开来，但问题是，他能够确定的，也就只有这一点，罗长官唯一能够确定的，也就是东乡平八郎一定会想办法阻截他，具体在哪里阻截也不知道，但他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反正只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开到海参崴，只要不被东乡平八郎发现，管他在哪里。而东乡平八郎就不同了，他必须在第一次相遇时就全歼实力相等的波罗的海舰队，那么首先必须保证两大舰队能够碰得上，在一个预设的战场设伏，制定一个让罗长官插翅难飞的战术，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东乡平八郎首先必须提前而准确判断出罗长官如何通过日本近海，然后制定针对性的战略战术！
这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在茫茫大海上，东乡平八郎能够依靠的观测武器除了肉眼，就是望不了太远的望远镜了，这要发现一支舰队，跟大海里捞一根针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东乡平八郎也可以先派出军舰去搜寻，但如果派少了，肯定会被罗长官歼灭或者逃脱；派整个联合舰队去搜寻，就算能够搜寻得到，那么又不存在预设战场的问题，打不成为全歼而制定的战略战术，最大可能还是会变成海上追击战，让罗长官成功开溜。
好吧，难题总是要解开，东乡平八郎可以先采用的，是一个排除法。
首先，波罗的海舰队是尼古拉二世不远万里派来的，即使只是为了颜面，快开到日本家门口了再倒回去是不可能的，当然，再倒回去也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只要它们不来日本近海，那也是日本的胜利，所以波罗的海舰队必然会前进到底。
其次，前进的波罗的海舰队必然要最终选择一个驻泊的港口和基地，如果它选择先进攻日本以南的大清上海港作为基地，这不仅等同于俄国又向大清开战，增加一个对手，还由于大清是“中立国”，破坏一个国家的中立，有可能破坏另外一些国家的中立，爆发对俄国不利的世界大战，所以必不敢贸然进攻上海等大清的海港（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朝廷一度很恐慌）。
同样的道理，如果罗长官攻入日本以南的台湾岛为基地（甲午战争后台湾为日本所占据），很快就会丧失本国陆地上的支援和补给，得不偿失，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
因此，东乡平八郎并不需要知道尼古拉二世的那道密电，他就能够提前判断出太平洋舰队覆灭之后，波罗的海舰队的最终目的地只可能是日本以北的俄国海参崴军港，但这又有两大可能。
首先，罗长官可以从日本以西绕过，通过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到达海参崴，这是最常规、最直接和总航程最短的航向。
然后，罗长官也可以从日本以东绕过，这里又能分出三个航向，它们最后也都必须通过一个海峡，分别是：
第一个，从东面绕过日本国土的大部，从日本本州岛与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穿过到达海参崴。
第二个，从东面绕过日本国土的全部，从北海道与库页岛之间的宗谷海峡穿过到达海参崴。
第三个理论上的航向是连库页岛也绕过，然后再通过库页岛与大陆之间的鞑靼海峡南下到达海参崴。但无论是日俄两国都还没有用战列舰编组开辟过这个航道，自己没有走过，别人也没有走过，没有任何的数据，万一碰到水底的暗礁就只能坐等被消灭了，更重要的是对于罗长官来说，这个航道绕得太远，他离开越南的海域之后，是无法再加到煤的，根据煤炭量计算也很难支持他绕这么远，所以首先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还剩下三个可能的航向：对马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这三处地方无论从战场形势还是水文地理等方面都已经无法再用排除法了，只能靠——赌。好吧，再大致缩小下范围，东乡平八郎也必须判断出罗长官到底会绕过日本以东还是日本以西，双方实力相等，东乡平八郎不能同时在这两大方向都布下舰队，分兵不仅无法全歼，更是哪里都会守不住，等到你从日本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进行合兵，波罗的海舰队早跑了。也就是说，日本的“南、北”可以用排除法，“东、西”却无法用，东乡平八郎必须提前做出二选一，专守其中的一个方向，放弃另外一个方向，才有可能完成发现、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任务。
总体上来看，日本以西的对马海峡因为航程最短，不用迂回，可以最先到达海参崴，对罗长官“最有利”而有最大可能，但这“最大可能”并不意味着他走日本以东就没有可能，恰恰相反，反而因为这是谁都清楚的“最大的可能”，在同时也会变成“最大的不可能”。反正罗长官的目的只是要想办法到达海参崴，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而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他还必须考虑到首都东京在日本东海岸，如果罗长官希望在去往海参崴的路途中顺便炮击一下东京，如此强大的舰队逼近无兵据守的首都，那战争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时刻，这是明治政府无法承受的巨大风险。
好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假设心事重重的东乡平八郎已经站在了海图前，他代表“A”，心事重重的罗长官也站在了海图前，他代表“B”，情况就是这样了：
A方推断：B方不会顾虑我，他会走对他最有利的日本以西的对马海峡，因此我需要把联合舰队沿西海岸设伏。
这个推断看起来是很“合理”的，那么接下来还有第二种可能。
A方继续推断：正因为走日本以西的对马海峡对B方最有利，所以B方一定会判断出我会判断出这一点，为了避开我方，他会故意不走日本以西而走日本以东，因此我需要把联合舰队沿东海岸设伏。
怎么样，这个推断是不是看起来也很“合理”？不急，从推断的过程来说，接下来还有再下一种可能。
A方再继续推断：因为我的上述推断都是很容易被B方反推出来的，为了破坏我方的判断，他又会回到日本以西走对马海峡，因此我舰队又需要沿西海岸设伏——这个结果看起来和第一种推断是一样的，但推断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造成的指挥官的决心和具体部署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涉及到指挥官的自我意识中是否已经“考虑周全”的问题，因此这种推断不仅也是“合理”的，更是必需的。
好吧，那么还有下一种推断，那就是“再再继续推断”“再再再继续推断”（希望大家没晕）……一直到无限循环、推断到满头白发为止。
东乡平八郎面临的难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了：战场上，当没有条件判断敌人时，必须判断敌人！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难题，一个自古以来战场上最高级别的难题，一个曾经困扰无数名将和英雄，一个在战略和方向性上的难题。
事实上在东乡平八郎面临这个难题的同时，罗长官也在面临同样的难题，“B”方也在推断“A”方，他也必须进行同样的推断和选择，这看上去是双方统帅最高智慧和指挥艺术的较量，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却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一颗心，谁都不傻。你知道的敌人也知道，或者即使敌人真的“不知道”，你却不知道你自己该不该去相信他的“不知道”，还有对手是不是在使诈，以及你是否要相信他有没有使诈。总之，你需要战胜敌人，更需要战胜自己，当技术成为了新的信仰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技术手段又不存在时，种种无限的可能性，都已经超出了统帅智力的极限。
因为它是最大的难题，需要最高智力，所以不需要智力，只需要一颗心，以及相关的学问——心学。
在以往的故事中，我们讲述了太多的战略、战术、兵法、兵力、计谋甚至包括武器知识，然而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始终没有讲述的，那就是这一切学问的根本之学——哲学。千百年以来，世界上总有一群人，他们喜爱哲学，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终生探寻，努力掌握万事万物规律，能参透天地却永不能参透个人之命运，这伙人，就称为哲学家，而在东方世界的哲学体系中，有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就是来自中国明代的王阳明，他正是心学的创始人。
令人惊奇的是，东乡平八郎正是心学的信仰者，他也将运用神奇的心学知识，来最终破解这个难题。
<h4>东乡平八郎的心学之路</h4> 
日本嘉永元年（1848年），在萨摩藩（又名鹿儿岛藩）的东乡武士家，一位孩子出生了，幼名仲五郎，根据从中华帝国沿袭来的传统习俗，日本孩子在元服（即成人礼）时，要起本名（元服名），也就是正式的名字。仲五郎的本名为“实良”，而作为武士之子，在元服之际一般还会得到一个“通称”，也就是大部分武士之间互相用于称呼彼此的名号。东乡实良的“通称”是平八郎，而日本历史上有些武士的“通称”会比本名更加为后人所熟知，东乡平八郎就是其中一位。
家乡鹿儿岛是日本的南大门，在日本得到冲绳之前，千百年来，鹿儿岛都是日本海上直线距离与中华帝国大陆最近的一个地方，来自中华帝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总是最先抵达这里，然后再向日本本土传播，就连唐朝的鉴真和尚也是在这里登陆的。这里气候宜人，人杰地灵，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二杰——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来自鹿儿岛，东乡平八郎就在西乡隆盛的弟弟开设的私塾里读书，练武习文。东乡平八郎的攻读十分刻苦，武士之家的孩子，不刻苦是不行的由于西乡隆盛本人是王阳明的崇拜者，私塾教授王阳明心学，东乡平八郎就在这里从小接受了心学的学习和训练。
幼年的东乡平八郎性格十分机灵活泼，在刻苦读书之余，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海边。他喜欢玩水，擅长用小刀劈鱼，有一天他用小刀劈杀了不少鱼，大人们也惊叹不已，纷纷夸奖他，东乡平八郎带着这串鱼得意扬扬地回到家里，想换来老妈的表扬，没想到挨了劈头一顿骂：“你把这种小事拿来自卖自夸，从小就养成卑贱的品质！即使有大人夸奖你，你应该感到那不是夸奖，是在嘲笑你，你要感到羞愧才对，我们家并不显赫，你只能靠你自己，去做一个胸怀宽广、志向远大的男人，武士只有破大敌才能引以为荣！”
看来这真是一个不寻常的老妈，估计她是不喜欢吃鱼，无论怎么说，在学习上东乡平八郎竟然比以前还要用功了，日夜攻读。不用功不行啊，父亲是个武士，老妈是武士中的武士。
6岁那年（1853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美军用炮火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自1840年大清被迫开国之后，之前一直紧随明清两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也被迫对外开放。日本人痛定思痛，掉过来头努力学习西方，萨摩藩的人们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知道过去的水军与一支真正海军的区别的。1861年，长到14岁的东乡平八郎进入萨摩藩海军学校学习。
此时的东乡平八郎仍然保持着活泼开朗甚至有些吊儿郎当的性格，他喜欢拉着朋友说话，一说就说个不停，除了说，他还会唱，偶尔去戏园子里客串一把角色，没想到大受欢迎，收获了不少粉丝。就连家乡名人大久保利通也注意到了他，大久保利通说：“平八郎难成大器，因为他总是说个不停。”
让东乡平八郎性格大变的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他来到了压力无处不在的国际性大都市——伦敦，在这里度过了8年的留学时光。
在东乡平八郎进入萨摩藩海军学校两年后，萨摩藩和英军军舰队爆发严重冲突，年轻的东乡平八郎也加入了保卫萨摩藩的战斗，萨摩藩却被打得大败，日本见识了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从此定下了“海军学英国”的方针。1871年，作为明治政府选派的12名留学生之一，24岁的东乡平八郎被派到伦敦去专门学习海军知识，这一段时期先后到达英国学习海军的，还有正和日本进行海军军备竞赛的大清派出的留学生，包括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等人。
大清是大国，英国人认为大清是潜力很大的留学生生源市场，对大清留学生格外“优惠”，方伯谦等人被允许考到伦敦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然后去有最先进军舰的皇家舰队实习，而来自小国日本的留学生，只允许安排到商船学校学习。东乡平八郎学习的就是商船驾驶，这里只有被英国海军淘汰下来的老旧训练舰，教官们的信条是：我们要培养出各国最会赚钱的海上贸易商人！
东乡平八郎本身是日本海军军人，他不想成为海上贸易商人，但没有办法，小国寡民，被区别对待，那也是正常，此时的日本在欧洲籍籍无名，由于同样是黄皮肤，许多欧洲人也不管他们脑后有没有辫子，常常把他们当作清国人。每当这时候，东乡平八郎都会认真地说：“我是日本人。”
而即使是在低人一等的商船学校里，东乡平八郎也过得很不开心，这来自于他一个突出的外貌特征——身高。在学校，东乡平八郎最害怕的两件事情就是自由站队和照相，自由站队时如果不抢到队首，他就会消失在牛高马大的欧洲学生中看不见，拍的每一张合影中，个头最矮的那个人就一定是他。在平时，训练舰上的某些操纵杆，他甚至踮起脚尖也够不着，每当这些时候，东乡平八郎都感到无比尴尬。据说有一次上课时，当东乡平八郎站着回答问题时，教官善意地半开玩笑：“东乡，你必须站起来回答问题！”
课堂上爆发一阵哄堂大笑，从此，矮小、侏儒甚至愚笨、猥琐等等词汇就和日本人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国际留学生之间的趣谈，大家十分想不通：你说像东乡平八郎这样的人，连普通军人的入伍条件都达不到，竟然还被日本政府当作宝贝似的派来学习海军，可见日本人和他们的国家是多么糟糕啊！
是的，只有走出国门才发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很小很弱的国家，国家的实力和形象确实与个人息息相关，国家强大，而个人也能影响到国家的形象。东乡平八郎来到英国的大海边，写下一首和歌，这也是他的一个誓言，多年以后，他将亲手实现这个誓言。
也就是在这8年留学生涯里，东乡平八郎的性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原本的活泼开朗变得沉默，他不再热衷于谈天，有时候成天听不到他说一个字，这大概是他即使想说话，也找不到人说，在饱受嘲笑和歧视的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更加当他不存在了，让人觉得他不是得了自闭症，而是已经变得像一个糟老头子那样无趣。
事实上，东乡平八郎陷入了专心致志的埋头攻读之中，没有条件去军舰学习实战知识，他就开始自学军舰的建造和驾驶，逐渐掌握了这两方面的精尖知识，并最终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他不是我们所说的聪明人，而是一个勤奋的探索者，学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扎实”，这是教官对他的最后评价。
在刻苦自学之外，东乡平八郎更找到了与自己对话和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心。伦敦充满压力和煎熬的生活让他反过来更深刻地感悟到了心学，更加清晰地触摸到了童年生命里的印记，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了它原来是一座宝藏。令东乡平八郎感到奇怪的是，大清的留学生对心学却是知之甚少，也毫无兴趣，他们对挖掘中华文明中的宝藏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伦敦的“繁华”而已，这大概是心学是大清的“前朝”学说，再加上朝廷有过思想上大规模清洗的文字狱，使得心学在它的发源地反而备受冷落。东乡平八郎不管这些，带着来自心学的这种感悟，他在8年的留学生涯中也为自己树立了人生的座右铭：天佑至诚。至诚是古代儒家思想中追求的最高境界，按照东乡平八郎的解释，他的意思是人不要被外界左右，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只要干得好必定办得到，至诚必通天！
心学徒东乡平八郎在即将毕业之际，很快就面临了一个相关的挑战，当时在日本国内，睦仁等明治维新派认识到不废除有上千年历史的武士阶层，日本将无法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于是强制推行废除武士阶层的“废刀令”。这道命令激起了明治维新最大功臣之一的西乡隆盛叛变，因为他是一个武士，也是全日本武士的精神领袖。西乡隆盛最后兵败自杀，而东乡平八郎的亲哥哥一直追随西乡隆盛，他也自杀了。睦仁和明治政府就此变成了东乡平八郎的仇人，睦仁变成了他的仇人，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变故，东乡平八郎可以选择不回日本，但他毅然回到日本，继续在明治海军中任职。
每当别人询问起这件事情时，东乡平八郎总是说：对于回国的事情，因为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那么去做，我听从自己的心。
自此之后，东乡平八郎一直都是用心学的精神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心学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它才会成为生命的印记。那么心学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呢？
<h4>东乡平八郎的最终判断</h4> 
千百年来，古老中华文明的代表都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学，而在宋明之际，为适应越来越走向顶峰的专制统治需要，变异为假、大、空的宋明理学。心学的及时出现，给了它一记左勾拳，由此也面临不被正统学说认可而无法传播的艰难。正是为了让后人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心学，在去世之前，王阳明老夫子特意留下了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当然，哲学家说的话还是比较难懂的，现在我们就要根据这“四句教”来破解神奇的心学了，而心学之所以能够被“破解”，正是因为它是相对于理学而生的，不再是空洞和虚无的说教，它不仅是“道德”，更是方法，不仅是世界观，更是方法论，所以才能被“运用”。我们仍然将用熟悉的数字模型来进行破解，由于A和B都已经用过了，现在我们就假设面前有一个事物“C”（可以是“事”也可以是“物”），我们对C的认知是其实有无限个的层面：
第一层：是我知道C。简称“知道”。
第二层：是在第一层的基础上更深入一层，是我知道“我知道C”，大致相当于俗话说的“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比如面前有水，我不仅知道“这是水”，还知道“为什么它是水”，简称“知道的知道”。
同理类推，第三层至第无限深入下去的“第N层”就是：我知道（中间无限个知道）……“我知道我知道C”，也就是“知道的知道的知道……（无限循环下去）”，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对同一事物C的无限个知道”。
而对于认知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那就是“不知道”。
同样的道理，不知道的更深入一层，还有“不知道的不知道”，以及“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不知道……（无限循环下去），简称“对同一事物C的无限个不知道”。
好吧，现在从事物“C”就延伸出两个方面，一个似乎是向一个方向延伸的“无限个知道”，一个似乎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延伸的“无限个不知道”，而按照心学的观点，这两个方面的“无限个知道”和“无限个不知道”，最后不是两极，而是一个“原点”。
这个原点，就是你的“心”。
心学，首先解决的正是什么是“心”，因为它是“无限个知道”，所以它原本就是颗光明之心，原本就是善的——请注意这里的“善”，并不只是我们常说的“善良”，不只是做好人好事，它是由光明积极的方式带来光明积极的结果的统称，是符合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所有规律，也可以说是所有“知道”的统称。所有光明积极的方式——真诚、善良、公正、诚信、感恩、上进等等是善，因为遵循这些而带来的成功、幸福、爱情、发财、救赎、破敌等等也是善。
善不是随机的产物，它是我们成为“人”的前提，伴随我们成为人而生，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只要我们已经是“人”，“善”原本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原本就知道该怎样去发财，该怎样去破敌等等，这是平等并且无差别的，并不需要跟别人去要，也不需要向外界去求，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世界不过是反复证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又都会从心而生的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相信自己呢？
因为它同时是“无限个不知道”，所以它原本也是“恶”的，很显然，“善”的对立面就是“恶”，但不是我们的心变成了这样，只是那些“不知道”蒙蔽了“知道”。恶蒙蔽了善，所以表现出恶，也带来了恶的结果，就像是阴影挡住了阳光，不是阳光不存在，只是被蒙蔽了而已。
同时，恶也不是随机的产物，同样伴随着我们成为“人”而生，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或者没有做到，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别人做到，指责别人没有做到呢？
好吧，心同时是善的，也同时是恶的，善和恶如影随形，彼此互包，所以对于心来说，它本身就无所谓善或者恶了。只是因为我们有了意念，才会让恶蒙蔽了善，或者没有被蒙蔽，这就是四句教的前两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所有的事物不过是心与它的重合，当心与“水”重合时，心和世界就是“水”，当心与洗发水重合时，心和世界就是洗发水。心即万物，也即心外无物。
明白这一点对理解心学至关重要：你会让你的心和什么样的事物去重合呢？
别急，王阳明的标准答案是：什么都不要重合。“四句教”的第一句其实也道出了心学的最高境界是回归“心之体”——不动心。但这是最高境界，可遇不可求，一生经历坎坷的王明阳毕竟是仁慈的，他是一个很了解“人”的人，他只是首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这个最高境界，但并不要求凡是心学的追随者都去追求这个最高境界，引向由儒入释的“不归路”。
于是就有后面这两句话：知道什么是善和恶，知道只能为善而不能为恶是“良知”（知善知恶是良知）；我们了解世界（格物），就是要探寻内心并遵循内心中的善，随时不让它被心中的恶所蒙蔽。
相信大家对心学已经有所了解了，它在实际上对儒学有了“复古”，而心学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实用。王老夫子是不满足大家只了解心学的，他还希望人们去运用心学，所以在这四句高深莫测的话之外，他还提供运用心学的两个基本方法——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前者很好理解，而与儒家比较缥缈的天人合一不同，知行合一首次回归到“人”本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实操的意义。
现在把我们面前的“C”换作一堆金子吧，佛家要求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看到金子，我们看到的是“空”，理学倒是进一步，它承认我们看到了金子，但我们不能动想占有它们的欲念（存天理，灭人欲），而和这两者都拉开距离的王阳明的心学告诉我们：看见金子动意念这是正常的，动好的意念和动坏的意念都正常。但是，如果这堆金子是别人的，有人问：“你该如何得到你自己的一堆金子？”我们肯定都会有答案，这个答案原本就在我们心中：我不会去偷，也不会抢，我要努力做一个掘金人，每天早起晚归，勤勉踏实，坚持不懈地付出自己辛勤的劳作，来获得我自己的金子。
而往往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既没有去偷，也没有去抢，但也没有做到每天早起晚归、勤勉踏实、坚持不懈地付出自己辛勤的劳作，于是金子还不是我们的。
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含义，它的层次是很清晰的：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获取金子的正确答案，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善，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答案本身，也就是不是通过了解世界（格物）而获得的以答案为表象的所有的“知识”，而是善本身，也就是能让我们有正确答案的光明之心本身，或者说是良知本身。
然后，只有我们是把心中原本就存在的良知（善）与获得金子这个目标重合，之后为之每做的一件具体事情也都与良知重合，都拿到良知里过一过，看是否符合内心中原本有的良知，过滤掉那些恶，内心世界的良知（善）就能与外部事物的善（符合事物往光明积极的方面转化的规律）重合，从而会必然达到一个好的结果，必然为我们获得金子。
而我们没有获得金子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其他的意念、欲望和怀疑，但我们不知道那些其实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最终造成“昧着良知”（让恶蒙蔽了善）去做事，结果自然也会产生偏离。所以，只有对光明积极的结果（获得金子）相信到极致，并相应为之做到极致，这个不可分离的过程，才是知行合一。
综合王阳明的思想，我们可以把人一生的“知行合一”分为三个境界和阶段：
因为懂得，所以做到，这是知行合一的第一境界。在这一阶段，人是求认知，因为没有大部分的懂得，就不会有全部的相信。
因为相信，所以做到，这是知行合一的第二境界。在这一阶段，人是求至诚，需要把积累的知识和智慧与生命合二为一，不放过自己，也不放弃自己，体会世间很多事，若不“做绝”，便很难破局，而最好的相信，是你原本就对它有兴趣，当你做这件事情时，你原本就“有感觉”。
因为做完了，所以做到，这是知行合一的第三境界。在这一阶段，人是求独立，因为你懂得过，你相信过，所以什么是你的“做完了”，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是非对错或有外在规则，值与值皆在我心，“双手解一心”，关于成功、幸福、金钱、爱情等等都有了自我标准，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和价值观独立——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
现在我们知道了，知行合一是如此简单，也是如此之难，那个成功的“理”啊，它究竟在何处？它不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想要成功、胜利、爱情、金钱、快乐、强大、幸福……这些都是正常的，但这不是向事物本身去求，而是向我们的内心去求，因为方法原本就在我们心里了，只有我们先做好了自己，我们才能获得我们自己想要的那种“好”。所有外部世界的“好”，都是被一个做最好的自己吸引而来，成年人做事，必有得失判断，必会由此有所取舍，如果有一件事，并不十分明白得失，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善的，你做不做，能做到多少？所以归根结底我们不要纠结于利益得失，而是要度量于“知”（善），而如果心中原本有“善”却又不肯为之付出相应的具体努力，或者最终付出的努力又不是符合“善”的，这不是知行合一，这是让它“一不小心就溜走了”。用心学的话来说，如果“知道”但是做不到，和“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呢？知行合一的实际功夫，来不得半点马虎！
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每天与踏实的钻研（无论是什么具体业务）相结合，不盲从别人，更不迷信自己，持之以恒，也许一时看不到成果，但很可能已经从深一层的“不知道”，跳到浅一层的“不知道”，积聚着总有一天会有看得见的跃升——这样的过程，就叫作“实事求是”或者“精进”。
如果我们相信，人的“聪明”其实是差不多的，不是“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勤奋”，只是因为他更勤奋，更善于探索和遵循内心中的善，所以才会越来越“聪明”，进步才会令人惊讶——这样的过程，就叫作“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好吧，不用再举例了，让我们再回到战场的难题，摆在东乡平八郎面前的“C”是波罗的海舰队肯定会来，必须事先判断它的航向而无法事先判断，对于一个心学追随者和一个非心学追随者来说，他们有两种反应。
心学追随者：他把光明积极的结果（不是日本灭亡而是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相信到极致，并将为此付出到极致，开创属于自己的方式方法。
非心学追随者：他总会担忧失败，担忧日本会走向灭亡，他实际会怎么做无法确定，但无论朝哪一个方面都不会做到极致，因为他没有坚定地相信，说得过分一点，即使是担忧日本灭亡的悲观也没有悲观到底。
心学追随者东乡平八郎的反应是前者，他首先相信日本不会灭亡，相信他能够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然后在那三处可能的航向中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对马海峡。
因为，如果要全歼波罗的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就“只能”走对马海峡，战场在对马海峡是东乡平八郎达到全歼的必要条件！
首先当然是因为联合舰队经常以整支舰队出没于对马海峡，对这一带的地理、水文十分熟悉，具备全歼的基本条件。其次，对马海峡最为狭长，守伏于此海峡增大了发现波罗的海舰队的可能性，并有利于在发现后迅速缠上波罗的海舰队，实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缠打，而在短小的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里，大大降低了发现并缠打的可能性，再加上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常年浓雾弥漫，很容易让波罗的海舰队在被发现之后逃走，重现当初上村彦之丞追击海参崴分舰队的那一幕，最终无法全歼。最后，也正是因为波罗的海舰队走对马海峡的总航程最短，因而能给联合舰队带来最迅速和最直接的战争，避免出现日本已经完全消耗不起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最起码，能让“联合舰队全歼波罗的海舰队”这一幕早日到来！
这就是东乡平八郎的判断，原来当罗长官还在非洲时，东乡平八郎就已经为罗长官“选择”好了航向，而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推断罗长官到底会怎么想，陷入那个无限循环的困局之中。不管敌人，首先相信并做好自己：那就相信这个机会，并要在这个机会上做到最好。
这个看上去很匪夷所思的想法，就是东乡平八郎内心中的信念，他的内心始终坚信这样的信念，他只是相信一个“好”的信念，再加上“好”的付出过程，就能够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他只是相信为达到全歼的目标，全舰队上下信到极致，也会做到极致时，那个“好”的结果就没有理由不出现！
东乡平八郎已经做出了判断，也有了知行合一的起点，接下来，他和全舰队还要为这种相信去做到极致，为没有先例的战斗做没有先例的作战训练，获得作为一个舰队司令在战略和战术上的“独立”。随着东乡平八郎觐见完睦仁，走出皇宫，一场堪称人类战史上的最强接敌准备开始了！

第十一章 知行合一的境界：东乡平八郎的最强接敌
<h4>东乡平八郎将没有成功的“T”字战法上升为战略</h4> 
离开皇宫，东乡平八郎立即赶往吴港，这里是联合舰队的维修基地，联合舰队的军舰已经陆续撤出旅顺战场，返回这里接受维修保养，旅顺之战“打得并不好”，舰队受到批评和质疑，全军上下都憋着一口气，只想让军舰快速维修保养好，投入训练。为了抢速度，刚刚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们竟然没有去休息，自发加入了维修队伍！帮不上其他忙，就为维修工人做起了后勤工作，为他们烧火做饭，端茶送水，还把自己的航海面包省下来给他们吃。为了加快速度，维修工人十分感动，按照重要程度，将战列舰、装甲巡洋舰、巡洋舰、驱逐舰等日夜赶工维修，效率提高了一倍。东乡平八郎原本预计的时间是两个月，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维修保养工作就完成了！
1905年2月，东乡平八郎率领着经过维修的全新舰队，开赴朝鲜镇海湾基地，这里是对马海峡的西海岸，东乡平八郎就是要在禁令预设战场的地方进行秘密训练，但是训练工作并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是在旅顺之战行将结束时开始的。
在那一次的黄海海战中，太平洋舰队在天黑后四处溃逃时，东乡平八郎下令联合舰队的驱逐舰队和鱼雷艇队追击太平洋舰队，后来它们虽然把太平洋舰队赶回了旅顺港，完成了不放一艘军舰逃往海参崴的任务，但也没有击沉任何一艘军舰。俄军损失的军舰都是自沉的，事后东乡平八郎严厉地批评了驱逐舰队和鱼雷艇队，并做了自我反思和检讨。
东乡平八郎意识到，敌我舰队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相遇，无法保证战列舰有整整一个白天的作战时间，也许只有一个下午，甚至只有白天中的几个小时，到了夜晚，鱼雷的威力要大过战列舰的大炮，因此必须发挥驱逐舰和鱼雷艇在夜战中的作用，而那次的作战效果不理想，根本原因是他这个司令长官对驱逐舰和鱼雷艇重视不够。海军是一个高技术兵种，培养一个优秀的舰长极其不容易，因此首先保证了在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使用，驱逐舰和鱼雷艇就只好是应付了，联合舰队中很多驱逐舰和鱼雷艇的舰长或许有航海经验，却没有海战的经验，更不能对世界先进的海战理论和战术有所了解。东乡平八郎把那些在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上受过实战锻炼的年轻人下放到驱逐舰和鱼雷艇上，成为新的舰长，并告诉他们，驱逐舰和鱼雷艇并不是只能夜袭军港，同样可以在夜战中击沉敌方多艘战列舰，起到和白天的战列舰同样的效果，虽然世界海战史上基本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没有，就要训练出来！
带着这样的目的，1904年12月9日，受到第三军炮火打击的太平洋舰队最后一艘战列舰带着一艘炮艇冲到旅顺港外时，东乡平八郎下令主力军舰全部停止攻击它们，派上驱逐舰队和鱼雷艇队，让这些年轻舰长在一等训练舰“镇远”号舰长今井兼昌的总指挥下，单独完成击沉太平洋舰队这最后一艘战列舰的任务。所谓“单独完成”，就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危险情况，联合舰队的主力军舰都不能去相救。
从这一天起，排水量只有几百吨的驱逐舰和鱼雷艇围绕着这艘排水量达1.1万吨的战列舰，日夜出动，进行训练式攻击，它们并不急于把这艘战列舰击沉，反正有这么好的一个训练目标，边训练边攻击，最终在为期近一个月的战斗中，将战列舰击沉。而日军因这种训练式攻击阵亡的人数，超过35人，最终掌握了使用驱逐舰和鱼雷艇击沉战列舰的战法和流程。
接下来，东乡平八郎宣布：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战略是“T”字战法，全舰队所有的训练、战术都要围绕着如何打出“T”字战法来进行！在黄海海战中，对“T”字战法的尝试已经失败了，当时的维特格夫特没有上当，将来的罗长官估计也不会上当，一个已经失败过的、可能性又极小的战术却被上升为了战略，东乡平八郎的这个决定真是令人震动，但东乡平八郎似乎也没有办法，“T”字战法就是在理论上全歼敌舰队的战法，战场上的事情是瞬息万变的，只能寄希望于罗长官会犯错误吧！
把战略首先确定下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让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一件事情：实现战略。联合舰队立即进行分组，一方扮演本舰队，一方扮演罗长官，投入对“T”字战法的针对性训练，首先把舰队开到对马海峡的实地海域，进行在风浪中全速航行、最大速度转弯、转弯时机的把握、军舰排序、各舰间距等训练，所有的训练都进行了项目上的分解，十分细致，并且反复多次，直至十分熟练为止。
然后是高强度的炮击训练，大炮的命中率是“T”字战法的核心，因为它最终也是要靠炮击才能歼灭敌舰队的，东乡平八郎对此提出了他的要求：提高在发炮速度上的命中率，也就是说，既要快，又要准，为了让炮手们在头脑中建立这个概念，东乡平八郎还提炼出了一句比较拗口的口号：
“本军百发百中之一炮，可敌敌军百发一中之百炮！”
这句话用更加通俗的话语来说，就是“每一发炮弹都要击中一艘军舰，每一颗子弹都要消灭一个敌人”。
高强度的炮击训练，造成流血和伤亡事故不断，大口径重炮的炮弹重达几百公斤，需要使用液压装置才能运送，繁忙搬运的士兵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被掉下来的炮弹压死，有的士兵的手臂在火炮的固定部位与旋转部位之间被生生夹断，还有给炮弹填装火药的夯实机，由于它的顶部会突然冲出来，正探出头去仔细观察装药进度的装弹手，稍不注意就会被巨大的铁尖头击中面门，以惨不忍睹的方式死去。
然而，这些惨状并没有影响舰队上下训练的积极性，任务已经向每一个士兵讲透了，他们都已经明确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反复训练中涌现的各种小点子和小创新层出不穷，可以说，当初康得拉钦科那支俄军奇思妙想不断的状况已经转移到了联合舰队！
士兵们先把波罗的海舰队每艘主力军舰的资料图找来，根据它们的不同形状和长、高、宽，以海岛相似的礁石作为炮靶，主力军舰开到海上用实弹炮击。炮击时，每艘舰的炮术长都必须站在舰桥上亲自指挥，但他和炮手们隔着一定距离，军舰上没有电话线，又没有那么多无线电设备（当时无线电还没有普及），为了及时有效地把命令传出去，最后大家想到了一个办法——动用军乐队。由他们对炮术长命令进行分解，用不同的乐器传达不同的命令，这边打鼓敲锣，那边就打炮，不亦乐乎。
训练也不能一直用实弹，不然等不到罗长官到达时，炮弹就会打光了，而长时间的实弹射击，大炮本身也受不了，炮管会因为过分磨损反过来最终影响炮击的命中率。小创新又来了，那就是把步枪绑在炮管上，炮兵瞄准目标后，再用步枪射击，以此来检验命中率！
由于“T”字战法是多舰同时打击一舰，这又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大家从不同方位同时发炮，很难辨认哪是自己这艘舰的炸点，从而影响命中率的统计和后续瞄准。奇思妙想又出来了，那就是在不同军舰炮弹的火药里装上不同颜色的染色剂，这样就会产生不同颜色的烟雾，十分方便地确认己舰的炸点，从而提高每一艘军舰的炮击命中率。
对所有的训练，东乡平八郎都亲自督战，为了全歼波罗的海舰队，联合舰队必须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舰队中每一个人，每一艘军舰都必须变得极富攻击性。在训练的同时，东乡平八郎就从这个方面不断激励官兵，他一改平时沉默寡言的状态，大概说了平时一年都说不到的话，大概也正是说多了，终于不再拗口了：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自己的刀短就跨前一步，先发制人乃必胜之道！”
“进攻中无暇考虑防御，冲锋向前中无须考虑退路。”
“敌人的惨状我们都看不见，所以不要过高估计敌人和困难，认为对敌七分有利，对己仅三分有利的战斗，实际有半数胜算！”
只有一个人把自己关在舰上的房间里，冥思苦想，他就是秋山真之，由于一直表现勤奋和出色，他已经升任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在参谋长加藤友三郎的率领下，秋山真之要根据东乡平八郎确立的实现“T”字战法的战略，把“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目标进行详细的战术分解，也就是确定完成全歼的步骤和细节，这是秋山真之的工作。
在反复观察海图和反复思考、讨论之后，秋山真之的战术分解也出来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无比精细和用心的天才般的构想，它的名字叫作“七段击”——形象地说，就是打你七次。
海图上，标注的对马海峡距离海参崴大约有1000公里，秋山真之就把这1000公里当作了战场，把它划为“七段”，在这七段海域上对波罗的海舰队实施连续不断的攻击，直至全歼了对方为止，如果假设联合舰队发现波罗的海舰队的那一天为“A日”，那么七段击的详细步骤便是如此：
第一段击：A日夜间，在联合舰队巡洋舰以上的主力军舰与敌舰队交战之前，驱逐舰和鱼雷艇争取首先夜袭波罗的海舰队，力图使双方的主力军舰数量趋于平衡，夜袭地点预计为对马岛周边海域。
第二段击：A+1日白天，以主力军舰投入炮战，力图一举摧毁波罗的海舰队指挥系统使其陷入混乱，歼灭其主力或严重削弱之。
第三段击：A+1日夜间，再次投入驱逐舰和鱼雷艇夜袭，继续打击波罗的海舰队残余，同时撤出主力军舰，提前埋伏于波罗的海舰队去往海参崴的下个必经之地。
第四段击：A+2日白天，重新投入主力军舰，予以波罗的海舰队毁灭性打击，力图从整体上击败波罗的海舰队，使之出现溃逃并对逃脱的敌舰进行广泛的搜捕。
第五段击：A+2日夜间，再次重复驱逐舰和鱼雷艇夜袭。
第六段击：A+3日白天，主力军舰最后全力一战，争取将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大部分歼灭于海上，作战地点预估为接近海参崴的郁陵岛周边海域。
第七段击：A+3日夜间及以后，如果波罗的海舰队仍有军舰逃散，联合舰队必须汇聚所有仍能出战的军舰（预计此时联合舰队亦遭受重创，剩余军舰有限），将所有逃散敌舰围赶至海参崴港外。此水域为联合舰队事先布置的水雷区，在海参崴港口外，布雷船要事先按照百米间隔，布下700多枚锚雷，把波罗的海舰队所有残余军舰全部赶到水雷区覆灭！
天才，真正天才般的战术，按照秋山真之的这个战术，联合舰队只要发现波罗的海舰队，就要反复缠绕攻击，有如幽灵附体，白天要打，晚上也要打，天晴要打，刮风下雨也要打，从相遇一直相伴打到海参崴，在海参崴外还有事先布置好的水雷在等着波罗的海舰队，简直是鬼上身。
东乡平八郎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战术，正是因为打出“T”字战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七段击的本质就是除去夜袭，联合舰队有三到四次机会反复尝试“T”字战法，以此不惜一切代价来完成全歼，不惜以联合舰队的灭亡，来换取波罗的海舰队的灭亡！
是的，这又是一次“203高地”式的同归于尽，只要能换来日本的不灭亡，联合舰队会和当初的第三军一样愿意！
东乡平八郎接受了这个战术，他下令：根据“T”字战法和七段击的战术，全舰队进行一次实战演练！连续十个昼夜演练开始了，联合舰队以设想发现波罗的海舰队为开始，夜袭和昼战交替进行，十个昼夜的用弹量，已经相当于平时一年的训练用弹量，但所有的官兵都获得了对七段击战术的切身理解。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月，5月14日，罗长官从越南海域向北起航，开向日本近海，训练工作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部署接敌准备。明治政府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民力，交给东乡平八郎使用，由于联合舰队的全部军舰都已经集中在了西海岸的对马海峡，东乡平八郎命人在日本整个东海岸每隔一段距离，建立海边瞭望楼，里面有民兵24小时值守，同时也加强了在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的布雷以及出动民船进行巡逻——这并不是对之前判断的不相信，这些工作也是判断的一部分，如果之前判断为东海岸，在西海岸也是会这么做的。
当然，所有军事上的人力物力都投入了对马海峡，越早发现波罗的海舰队，对全歼就越有利，东乡平八郎把预计的对马海峡接敌点以南250公里确定为预警点。秋山真之又出马了，他这次是“画格子”，之前在旅顺陆地上进行盲打的时候，曾经画过一次格子，但这次不仅要画格子，还要占有和控制格子。
秋山真之把长达250公里的海域由南向北划分成无数个“棋盘格”，明治政府征调的全日本所有的商船和民船出马了，在进行简单的武装之后成为巡逻艇，每一个“格子”里都开进一艘巡逻艇昼夜不停进行巡逻预警，大部分的巡逻艇上都安装了无线电通信设备。为了解决巡逻艇上无线电设备功率小、通信距离有限和信号不稳定的问题，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专门担任无线电中继通信任务的军舰，万一出现了故障，海面上将通过“无线电接力”的方式，迅速向在接敌点的联合舰队传递消息。
除此之外，每艘巡逻艇的舰长都必须记住两件事情。
一是自己所在“格子”的经纬度边界，每个舰长的手上都有一张海图，保证他的巡逻艇只在自己的“格子”里巡逻，不会冲到下一个“格子”里，这是为了防止在漆黑的夜晚，巡逻艇因为互相辨认反而使波罗的海舰队溜掉。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有第二艘船影出现在自己的“格子”里，每个舰长都可以迅速判断出：这是一艘非日本船，很可能就是敌舰！
第二个比较简单，就是自己“格子”的数字代号，一旦确认发现波罗的海舰队，巡逻艇舰长只需要用无线电报告自己的代号，根据海图，联合舰队就能迅速地知道波罗的海舰队的方位，迅速处理。
除了这些在海上的巡逻艇，沿岸的渔民也被发动起来了，日本南部和冲绳的渔民都接到了通知：一旦出海打鱼时发现不是日本军舰，要立即向当地的官府或者警察报告，再由官府发电报处理。如此一来，在陆上，日本也有一条“无线电接力”的通道，一直会传达到联合舰队！
在对马海峡，联合舰队的主力军舰要保持最佳的战斗状态，不能长时间航行在海面上，所有的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都在保持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停泊在镇海湾里，而其他军舰都在海面上守备对马海峡，这里也被划分成了一个个的“棋盘格”，每个“格子”中都留置军舰，一旦前方的预警没有完成或者预警时间太短，这些军舰将死死缠住波罗的海舰队，为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的到来争取时间！
东乡平八郎已经举全日本之力来搜索波罗的海舰队，对马海峡以南的海上和陆上，已经布下了一道纵深达250公里的天罗地网，只要罗长官率领的波罗的海舰队出现在这里，将插翅难逃，一定会落入东乡平八郎的手里。东乡平八郎就这样静静地等待敌舰队的到来，然而，事实却并没有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一切的结果都显示，罗长官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东乡平八郎判断的对马海峡，很可能要犯错误了！
<h4>东乡平八郎在极度煎熬中知行合一</h4> 
5月14日，波罗的海舰队已经起航，按照最短和最常规的航向，舰队将通过前方的台湾海峡，而罗长官并没有这么做，为了躲避跟踪和监视，他率领舰队从菲律宾和台湾岛之间穿过，绕到了台湾岛以东的太平洋中。于是，从5月17日起，这支北上的大舰队就彻底地消失在了深海远洋之中，东乡平八郎再也没有波罗的海舰队的任何消息，而谣言和烟幕弹却是满天飞。5月17日之前，在海参崴的耶森率领海参崴分舰队残存的鱼雷艇开到了宗谷海峡附近扫雷清道，似乎是在为波罗的海舰队通过这里做准备工作，而就在失去消息之前的5月17日，波罗的海舰队还截住了一艘开往日本的商船，俄军军官告诉船长：“我们走对马海峡”，这就是东乡平八郎接到的关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最后一个消息。
5月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周了，预警范围内的巡逻艇仍然没有发现波罗的海舰队的任何踪迹，就连老天似乎也在偏向罗长官，海面上连续多日浓雾弥漫，不见阳光，为对马海峡以南的预警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与此同时，其他不妙的消息却一个接一个地朝东乡平八郎送来：
5月22日，东海岸的民兵瞭望塔报告，他们发现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两艘辅助巡洋舰！但没有发现整个舰队，至于它们是否在深海中还不得而知，请司令决定是否要派出军舰去东海岸确认。
5月25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非战斗的8艘运输船脱离了舰队，驶向了上海并最终停进上海港（朝廷又一度很恐慌），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潜伏在上海的日本间谍的眼睛，他们立即报告了这个消息。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问题有点严重了。
波罗的海舰队此举自然不是去进攻上海，但让运输船先留在上海，可以理解为波罗的海舰队要快速地通过对马海峡，所以必须轻装上阵，避免万一发生海战时，运输船跟在舰队后面会碍手碍脚，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波罗的海舰队要绕到日本东海岸，从太平洋的深海中迅速北上通过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最终到达海参崴，这也需要先让航速慢的运输船脱离舰队，而这8艘运输船上的煤炭和补给物资可以先转移到军舰上。它们的脱离并不会造成舰队到达不了海参崴，把军舰当作运输船已经是波罗的海舰队全球远航中公开的秘密，在之前从诺西贝岛到达越南湾海域时，波罗的海舰队曾经28天内没停留任何港口，一直在海上航行，并且大半的时间都是靠军舰自己装载的物资补给，根据这个经验，波罗的海舰队完全可以在剥离运输船后到达海参崴。
也就是说，在上海港见到波罗的海舰队的运输船，并不代表着罗长官就已经决定走对马海峡，反而更有可能是他玩的一个声东击西的诡计：让运输船往西去上海，而主舰队却继续往东绕道日本东海岸！根据在东海岸已经发现两艘辅助巡洋舰似乎在“开道”的迹象，所有的情报联系起来，一切的可能又无情地指向了东海岸！
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25日，距波罗的海舰队消失的5月17日，已经过去整整8天的时间了，根据东乡平八郎原本的计算，如果它们走对马海峡，即使按照最低航速，在5月24日之前也绝对应该到了，而现在除了在上海港发现几艘运输船之外，其他方面却仍然杳无音信，那么更大可能就是：罗长官不仅在玩声东击西之计，而且他的计谋都已经达成了，就当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峡苦苦等待和盼望着的同时，罗长官很可能早就率领波罗的海舰队悄悄潜入并正在通过日本东海岸！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也是极为有可能的后果，大本营和军界的一些人又坐不住了，大家人心惶惶，四处议论，不得不纷纷质疑东乡平八郎的判断！
睦仁又出来说话了，他表示：关于波罗的海舰队走哪条路的判断，后方争论可以，不管什么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禁止任何人与前线去争论，大本营已经授权给前线了，即使情况不利，让东乡司令长官和联合舰队他们自己在内部去争论，最终得出结论，任何人不得干扰和影响东乡司令长官的判断，也不得质疑他的结论，东乡司令长官的结论就是大本营的结论，就是日本的结论！
睦仁对东乡平八郎的支持是一贯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就住在东京，明治政府机构就在东京，就要求东乡平八郎先守住东海岸。他很明白日本并没有其他选择，谁都无法用排除法，所以现在不管什么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他必须无条件相信东乡平八郎，反正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可以相信别人，为什么不能相信东乡平八郎？而睦仁虽然没有说过他也是心学追随者，但也明白“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的精髓，日本既然已经选择了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已经授权，那么在这场谁都没有把握的煎熬中，只有先让东乡平八郎“独立”，日本才有可能“独立”！
这就是心里的相信。
有睦仁的出面，后方的质疑声总算是压制下来了，而联合舰队内部却又严重不安起来了，预警一直没有消息，对于官兵们来说，时间每过去一分钟，就像过去一年那样漫长。在巨大的压力和焦急之下，镇海湾里的舰长们和参谋们终于忍不住了，他们纷纷涌入三笠号上的司令长官室，发表看法，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不能再在这里干等下去了，必须争取主动权立即把舰队拉向东海岸；有人认为即使不把整支舰队拉向东海岸，也应该派出一支侦察分队过去；还有人认为，在我们找不到罗长官的同时，罗长官也找不到我们，所以现在恰恰是要和敌人比拼意志和耐力，应该继续等待。
面对一锅粥似的争吵，东乡平八郎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正如睦仁所认识的那样，在结果出现之前，别人无论说什么都是无法反驳的。
又有一天过去了，5月26日，波罗的海舰队仍然没有任何踪迹，所有人都在电报室翘首以盼，但所有人都失望而归，更大的急躁和焦虑情绪蔓延在整个联合舰队，蔓延在后方的大本营和军界.
舰长们已经顾不得礼貌了，他们又闯进三笠号上的司令长官室，直接问东乡平八郎：“现在请您告诉我，如果您判断失败了，日本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怎么能想呢！”东乡平八郎看了这些人一眼，斩钉截铁地回答。
夜幕到来了，东乡平八郎数次来到三笠号的甲板上。他的胸前挂着一支特大的德国蔡司八倍双筒望远镜，这是全日本唯一的一部以公款购买的最先进的望远镜，挂在他的脖子上，就像整个日本的命运悬挂于身，东乡平八郎无法做什么，他只能在甲板上不断举起望远镜，不断朝东南方眺望。
海面一片宁静，除了大海本身之外，看不见任何具体目标，只能借助望远镜辨出方位，西南方的北纬30度，那是南清国的中心上海，一派纸醉金迷。数年前他曾经到过那里，现在得知罗长官把8艘运输船派往了那里，但目的不明；更远的东南方，那是台湾岛以东的太平洋浩瀚的海域，波罗的海舰队就是在那里消失的，除此之外，十天以来再无新的消息，整整十日都失去已经接近战场的敌军的消息，这对一个统帅来说是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几乎已经可以认定是判断失败的征兆，现在每过去一分钟，过去一秒钟，都是对内心巨大的煎熬！
要改变计划吗？如果现在改变计划，也许还来得及，作为一个统帅，我也许并不需要去做其他事，但绝对必须做好这件事！
不，我不需要改变，也不能改变。
我相信自己，相信我心里的答案，如果把舰队开到不利于缠打的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设伏，也许可以发现敌舰队，但造成只能追击、还是无法全歼的后果，日本就已经输了。我相信的并不只是发现敌舰队，我相信的更是这样一个信念：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极致的联合舰队不沉，已经上下同欲的日本不死，所有不好的迹象都是暂时的，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往好的方面转化，我并不是不知道一旦判断有误，将是不可想象的灾难，但正是因为不能想，所以不需要去想，只需要去做好自己眼前之事，用肩膀去承担责任，用生命去追赶使命，日本需要波罗的海舰队往对马来，它就应该往对马来，而且必须往对马来，至诚必通天！
胜负之决只在心动与不动！
5月26日深夜，东乡平八郎回到了司令长官室，面对仍然争论不休和焦急万分的部将，东乡平八郎示意大家不要再争了，面对着大家疑惑的眼神，他说出了一句话，一句铿锵有力、足以彪炳世界军事史册的最霸气的话：
“我说它往对马来，它就往对马来！”
大家都等着东乡平八郎继续做出解释，可是东乡平八郎已经没有解释了，只此一句，绝无下文。不过大家也习惯了，这位司令长官向来是不喜欢多说的。
没有解释，只有结论，这就是最霸气的结论。
在舰长们惊讶的同时，东乡平八郎还下达了一道很奇怪的命令，一道在事实上是“子虚乌有”的命令：两天后联合舰队会和波罗的海舰队相遇，请你们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作为一名统帅，不仅要自己相信，还要在关键时刻以此稳定军心！
<h4>决战即将打响！</h4> 
东乡平八郎的这道命令确实错了，因为上天不会让他等到两天后的5月28日，正当东乡平八郎和整个联合舰队都处于最难熬的状态中时，对马海峡以南的预警点海域，正在发生变化！
5月27日凌晨2时35分左右，处于预警区前端的巡逻艇“信浓丸”正在像往常在它编号为203的“格子”里搜索航行，突然发现它的“格子”里出现了若隐若现的灯火，按照每个“格子”里只允许一艘日本船进入的规定，船上的所有人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等了许久的那一刻，难道真的到来了吗？
信浓丸迅速向这点微弱的灯火接近，靠近去一看，才发现是一艘悬挂着红十字旗的医院船，而对方也发现了信浓丸，不断打灯光信号询问是不是己方的军舰，这至少说明附近还有它的同伴，可以确认为波罗的海舰队的可能性又增大了一分！
信浓丸立即驶离了这艘医院船，改为远远地跟踪和监视，它必须立即确认附近是否真的是波罗的海舰队，否则仓促上报会使联合舰队贸然出动，反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在确认的过程中，还要保护己舰在送出消息之前不被击沉，因此最好是在天明之前确认。此时海面上一片漆黑，弥漫着大雾，正是一个理想的跟踪和接近时机！信浓丸就在大雾中转着圈，走着曲线，悄悄地跟着医院船，而医院船在看不到信浓丸之后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它仍然在若无其事地航行。
两个小时后，4时40分，在医院船的附近，信浓丸视野里突然出现了数不清的大型军舰，观测兵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数着数目：一艘、两艘、三艘……它们是形成编队的大舰队！这是日俄两国的交战区，绝不会有他国的大舰队经过这一海域，已经可以确认了：这就是波罗的海舰队！
无线电！报告给上级！
“203发现敌舰！”这个消息正在传送给联合舰队，传送给东乡平八郎！
此时的罗长官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在离开越南海域后，聪明的罗长官在海上走了一个大曲线：他先是率领舰队向东绕过台湾岛进入太平洋，然后又向西折返，最后向北朝对马海峡航行。为了迷惑东乡平八郎，也为了让舰队官兵和军舰的发动机充分休息，以便在通过对马海峡时能达到最高航速，他下令舰队以最高5节的航速断续航行，波罗的海舰队就这样在海上走走停停了将近十天！
5月26日，舰队接近冲绳海域，罗长官下令全舰队进行最后一次炮击演练，停止使用一切无线电，全力侦听联合舰队无线电，同时将舰队航速提高到12节，按照这个航速，波罗的海舰队将在27日白天全速通过对马海峡，选择在白天通过就是怕遭到联合舰队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夜袭。
其实为了避免被发现，罗长官也是下达过严格的灯火管制命令的，但这个命令至少在这艘医院船里并没有严密地执行，反正有国际公约的保护，医院船不担心受到攻击，它就先照顾下自己的方便了。
无论如何，罗长官还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等波罗的海舰队进入对马海峡，等待着他的不再只是广阔无垠的大海，竟然是“格子”！一种密不透风的、可以被称作“秋山真之格子”的海上棋盘格！在这些“格子”里面，一点点微弱的灯火、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被发现！
消息发出后，信浓丸不再躲躲藏藏了，它明目张胆地接近波罗的海舰队，既然消息已经发出，此时即使被击沉，也是了无遗憾了，接下来即使冒着被击沉的危险，也要把波罗的海舰队的编组、航速、队形等情况完全摸清楚，再持续不断地报告给联合舰队。此时的罗长官也接到了发现巡逻艇跟踪的报告，他下令加大航速，民船自然跑不过军舰，在信浓丸即将掉队之际，预警区里的其他巡逻艇一艘接一艘地前来支援接力，它们纷纷靠近波罗的海舰队，就像饿狼一样在波罗的海舰队周围转来转去，一路“护送”这支庞大的舰队前进，与此同时，无线电情报也在源源不断地发射出去。
罗长官并没有下令开炮，确实，在和东乡平八郎决战之前，必须节省炮弹，反正已经被发现了，打这些巡逻艇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罗长官和他所有的参谋都忘了，并不是只有炮击才能对日舰进行反侦察的，他的舰队本身就有一种十分方便的反侦察武器——无线电。
无线电大约在10年前（1895年）由西方人发明，正是为了应对日俄战争，日本决心将无线电国产化，派出专门的技术人员到欧洲学习，终于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实现了国产化，称为三六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其传送距离为120公里。而波罗的海舰队装备的是欧洲最先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不仅传播距离是日本的10倍（1200公里），而且只要它们发出强电波，巡逻艇的无线电就会受到干扰，从罗长官之前发出的侦听联合舰队无线电的命令来看，他其实并没有忘记无线电这回事，他和他的部将只是根本没有再进一步了解到敌我舰队无线电设备的电波强度、传播距离等等这些小事，这样的小事只有联合舰队才会去想办法了解。
信浓丸发出的密码无线电报终于抵达了三笠号电报室，“203发现敌舰！”当电报破译出来时，三笠号上电报室里所有人欢呼雀跃，203，又是203，冥冥中似乎有一种注定，他们高喊着：“海上尔灵山！”
这些电报接受员都并不知道，最先报告的是“203”，但最先发现波罗的海舰队的却只是几个普通的渔民。5月26日白天，当波罗的海舰队通过冲绳海域时，正好被冲绳宫古岛上几个出海的渔民发现，他们想起了之前下发的通知，于是这几位渔民立即回港，一路狂奔到村公所报告，但问题是村公所也没有电话，更没有无线电，大家立即选出全村5个最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乘坐一艘木板渔船，全力划向170公里以外的石垣岛。15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等石垣岛上发出无线电时，信浓丸的电报已经到达了三笠号上，石垣岛派出所（中文“派出所”一词起源日本）的警察告诉这5位渔民：这是国家机密，绝对不可以外传。这5位渔民回去了，自此之后他们和宫古岛全岛的人们就恪守着这个秘密，谁也没有去找官府邀赏，一直守了29年，直至1934年，一位日本记者才偶然发现了此事。
在电报室里守候的秋山真之怀着激动的心情抓起电报，他几乎一跃而起，朝三笠号的司令长官室跑去，然后撞门而入，把电报递到东乡平八郎的眼前。
“真的来了？”看到电报的东乡平八郎只平静地问了这四个字。
“真的来了！”秋山真之几乎要喊出“石像”两个字，都这时候了，他竟然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东乡平八郎走出了司令长官室，接下来，就是命令联合舰队起航，迎战！天色已明，和连续多天的天气一样，海面一开始也是大雾弥漫，然后浓雾散去，太阳霎时跃出，海面上金光点点，看来这是一个大晴天，晴天有利于观察，战斗打响后波罗的海舰队就跑不掉，十分有利于实施“T”字战法和七段击！
但太阳出来的同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风速大约为六级（约12米/秒），强劲的大风卷起了三四米高的巨浪，连1.5万吨的三笠号都上下起伏，风大浪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炮的瞄准作战，所以正常来说这是很不利的天气条件。但是，一旁的秋山真之突然发现身旁的这位司令长官和过去有些不一样，因为他的脸上终于有了表情，看上去显得很激动和兴奋，脸上竟然因为兴奋出现了红晕，这对于平时喜怒不形于色、很少暴露内心活动的东乡平八郎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东乡平八郎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联合舰队一直在海上进行严酷训练，对一支在海上经过严酷训练的舰队来说，最有利的作战天气就是晴天，但必须有一定的风浪，因为作为对手的波罗的海舰队是没有经过这样严酷的训练的，只有在稍微不利于炮击的条件下，才会更加明显地拉开两支舰队在命中率上的距离，这就像在平坦的马路上时，一位技术熟练的老司机和一位蹩脚的新司机还看不出多大的差距，但一到了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就会拉开差距！
当年元朝的蒙古大军两次试图进攻日本，最终都为海上大风所阻，从此，“神风”在日本人心中有着神圣和神秘的地位，联合舰队的将士也曾在战前多次盼望决战的天气是晴朗而有“神风”，现在，这一切竟然都实现了！
果真如此，果真如此，那些“好”的方面不来的时候，它们一个都不会来，而当要到来的时候，它们全部都来了！
东乡平八郎的眼睛湿润了，他就这样站在属于他自己的旗舰上面，舰下的波涛翻滚，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但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已经忘了等待的漫长，秋山真之的报告并没有让他过分激动，因为那只是一个开始，但只有在这一刻，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情绪，才彻底得到释放！
好消息要首先告诉第一个想到的人，东乡平八郎最先想到的是皇宫大本营里的睦仁，他想立即给大本营发封电报，告知前线的一切，告知所有的好消息，在一旁的秋山真之接到这个命令。
秋山真之也动容了，他曾经做过“作家梦”，如果他还是那个悲春伤秋和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此时此刻他可以写一篇长文，而来到东乡平八郎身边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磨去了这些，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拿枪的喋血战士，他的枪就是战术，命运不允许他为日本写几本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书，却可能允许他和全军一起为日本打一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战斗。作为一名战士，秋山真之用极为精准而凝练的情报语言，将所有的好消息电告睦仁：
“接敌舰见之警报，联合舰队欲直出动击灭之。本日天气晴朗，波高。”

第十二章 “东乡T”：东乡平八郎全歼波罗的海舰队
<h4>波罗的海舰队临战变阵</h4> 
东乡平八郎胸前挂着望远镜，手里握着挎在腰间的佩刀，默默地登上了三笠号最高一层舰桥，出航的命令早已经下达，联合舰队在滔天巨浪中向着对马海峡前进。为了决战，日本已经出动了全国所有的战船，达到了惊人的130艘，不过它们大部分为驱逐舰、鱼雷艇、辅助舰、通信舰等巡洋舰以下的军舰，分散在战场各处，不能参加炮战，东乡平八郎将以联合舰队的12艘战舰——4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加上15艘左右的巡洋舰，与罗长官炮战，开始七段击中的第一段击！
根据情报，波罗的海舰队也有12艘战舰——8艘战列舰和4艘装甲巡洋舰。虽然总数一样，但战列舰比联合舰队整整多出一倍，由此导致305毫米大口径重炮数量拥有压倒性的优势（26:16），此外它还有巡洋舰8艘，巡洋舰以下的军舰18艘，整整38艘军舰，可以说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占据着优势！
东乡平八郎下达了出航后的第一道命令：“除射击人员外，全体人员扔掉甲板上的煤炭！射击人员应闭上眼睛。”虽然战舰上大部分都是从英国进口的高档无烟煤，一袋煤比一袋米还贵，但已经发现波罗的海舰队，多余的煤炭就不需要了，射击人员用肉眼进行瞄准，保护眼睛就是要防止煤灰进眼。
煤炭扔进大海之后，官兵们开始紧张清理军舰，所有吊床上的毛毯都绑在军舰上的重要部位，组成防弹屏障，易燃物全部转移到吃水线以下或者有装甲防护的地方，防火和防水用具全部搬上甲板，每隔几米配备一个，最后一项工作是清洗甲板，洗掉刚才的煤灰，再撒上细沙以防人员防滑到。
军舰清理完毕后，接下来是清理人，各岗位人员先洗澡，每个人都换上专为这次决战而准备的崭新干净的军服，既舒服又鼓舞士气，同时也能减少负伤后伤口的感染。所有人都写好了一份遗书，写明一旦战死后，希望政府能够帮他实现的心愿。最后，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包睦仁御赐的印有菊花纹章的香烟（菊花为日本皇室之花），不管吸不吸烟，每个人都有一包。
发完电报的秋山真之似乎重回了癫狂，他冲到甲板上，口中喃喃喊着“好极了！”“好极了！”一个人来回狂奔，见到一个士兵就毫无顾忌地去抱，大家刚刚洗完澡，见到这位从不洗澡的人纷纷躲闪。谁也不会想到，过不了多久，秋山真之就要彻底地去洗个澡。
对对马海峡以南的海面上，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在全速前进，罗长官也在下达他的命令：今天是皇帝陛下即位纪念日，各舰务必祈祷。战前祈祷是俄国军队凝聚军心和鼓舞士气最常用的方式，5月27日正好碰上了尼古拉二世即位纪念日，聪明的罗长官自然不会放过借在万里之外的“圣尼古拉”来鼓舞全军的机会。
中午时分，两大舰队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即将相遇，此时那些巡逻艇才停止“护送”，先后驶离了波罗的海舰队，这一幕出现在了罗长官的眼里，他灵机一动，又突发奇想。这些巡逻艇肯定已经把我刚才的阵形报告出去了，如果我此时变换一下阵形，岂不是就可以出奇制胜，让东乡平八郎来个措手不及？
好主意！罗长官一声令下：变阵。之前的波罗的海舰队是以平行但不并行的两路纵队前进的（一路稍微突前，一路拉后），在海面上相当于有两个前后错落的“1”字。航行在最前面的就是罗长官的旗舰。见到旗舰上发出了信号，后面的几十艘军舰就开始变阵，如果变阵能够完成，这倒也不失为迷惑东乡平八郎的一种方法，但罗长官大概只注意到巡逻艇驶离了，却忘了前方的东乡平八郎正率领联合舰队迎面开来，两支舰队以双方航速的总和迅速接近，于是，正当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还在心急火燎地变阵时，前方已经出现了联合舰队的身影，罗长官又开始担心了：如果新的阵形还没排好，就已经接战，那岂不是更麻烦？于是他只好停止那个变阵的小聪明想法，赶忙下令又变回之前的两路纵队，同时由于即将接战，罗长官也只想留下主力战舰，命令不便参加战斗的辅助舰和医院船等另外单独组成纵队，伺机远离战场。于是乎，大家被这一连串前后矛盾的命令搞得乱成一团，差点没互相撞上。
几乎与此同时，东乡平八郎也在进行布阵，为了以精锐出战，他只带上了12艘战舰，阵形很简单，由旗舰三笠号打头，12艘战舰排成了一个“1”字纵队。如果说罗长官的阵形像“双头蛇”，那么东乡平八郎的阵形无疑就是一把“银枪”。罗长官自然不会简单地认为东乡平八郎的战法就是率领联合舰队迎面杀过来，他判断东乡平八郎的战法应该是先从正面炮击，然后想办法迂回包抄。无论怎么样，炮战即将打响，一进入射程，就会开炮！
13时55分，三笠号上的测距仪显示，两舰队相对距离接近万米，即将互相进入射程，炮战即将开始，东乡平八郎命令在三笠号上升起开战的信号旗——“Z”字旗！
“Z”，这是英文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代表着毫无退路，山穷水尽，也代表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随着这个信号旗的升起，各舰舰长全部立于本舰最高层的舰桥之上，把东乡平八郎提前拟定的旗语通过军舰传音管道传达给每一个战位的所有人耳中：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
各员一层，奋励努力！
<h4>东乡平八郎为何能最终打出“T”字战法？</h4> 
10分钟后，14时5分，两支舰队的相对距离迅速拉近至8000米，对方军舰能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对于双方都很理想的杀伤距离，你不杀伤对方，对方也会杀伤你，俗话说先发制人，谁打响第一炮对于舰队是很重要的。由于之前那两个前后矛盾的命令，波罗的海舰队还没有从混乱中完全恢复，此时应该正是东乡平八郎发起攻击的大好时机，赢个开门红！
而东乡平八郎并没有下令开炮，此时联合舰队的整体航向是由北向南，波罗的海舰队的整体航向是由南向北，两支舰队正好正面相遇逆向航行，东乡平八郎举起了右手向左下方挥去：左满舵！同时命令三笠号向身后的其余11艘战舰打出旗语：各舰随我！
左满舵，也就是向联合舰队的左后方掉头，进入了杀伤距离，却不开炮，也不打声招呼，自顾自地掉头走了。东乡平八郎这一幕“敌前大回头”简直惊呆了俄舰上所有人，拿着望远镜的俄军军官忍不住大喊：“看啦，敌人开始干很奇怪的事情了！”
进入射程后敌前大回头，这是海战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正如每个海军士兵都知道的一样，这不是足够高明，而是足够傻，由于转弯掉头，联合舰队的军舰会一直无法向敌舰瞄准炮击，却自动给波罗的海舰队增加了炮击面，让俄军可以顺着转弯过程把转弯军舰从舰首轰击到舰尾，而且东乡平八郎是让11艘战舰都跟随三笠号掉头。也就是说，这是排成“1”字纵队的12艘战舰定点转弯，在海面上会留下一个固定的转弯点，不仅转弯的军舰无法向俄军炮击，就算是跟在后面等待转弯的军舰也因为被前面己方的军舰挡住视线而无法炮击。那么对于罗长官来说，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了：对着那个固定的转弯点，就像打12个固定的靶子一样，轰完这艘再轰下一艘，不仅可以把每一艘转弯的军舰从舰首轰到舰尾，还可以把整个联合舰队从舰队之首轰到舰队之尾！
波罗的海舰队在大口径重炮上拥有压倒性优势，只要发挥这个优势，利用这个“打靶”的机会，一定可以将联合舰队全歼！这真是天赐良机啊，东乡平八郎这个举动真是愚蠢到了家，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愚蠢之人？罗长官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军官们告诉他，眼前的一幕确实是真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三笠号对波罗的海舰队毫不理睬，正在自顾自地转弯掉头，后面还排着正老老实实等着转弯的11艘军舰，看上去既愚蠢又滑稽。但不论东乡平八郎想干什么，这是他自取灭亡！罗长官一扫多日以来的小心谨慎，他忍不住兴奋地大声呼喊：“可怜的东乡平八郎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他是个疯子！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向敌舰队拐点射击！”罗长官迫不及待地下令在旗舰上升起信号旗！
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首先开炮，大口径重炮飞向三笠号，霎时间，三笠号被击中，而后面的炮弹仍然如雨点般地飞来，三笠号完全消失在四周腾起的水柱和烟雾之中。秋山真之跑来跑去，掏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录三笠号的中炮数，如果三笠号被击沉，一切都将失去意义，谁也不知道他此时为什么要记录这个，但秋山真之就是那么认真地记录着，水柱把他从头到脚浇了个遍，这下可好了，这位不洗澡的老兄倒是连衣服都给洗了。
炮火中，秋山真之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顾不上自己一身是水，马上又跑回东乡平八郎身边，请求东乡平八郎进司令塔，最高舰桥完全暴露在外，毫无防护，是俄军最优先瞄准炮击的地方，大部分的炮弹都是在舰桥周边爆炸，炸裂的炮弹碎片不断地飞过来，碰上者非死即伤。作为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秋山真之绝不能让司令长官置于最危险的境地，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无论秋山真之和其他人如何请求，甚至急得挥舞双拳、大喊大叫，东乡平八郎始终不为所动，他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手握佩刀，一手持望远镜立于原地，绝不挪动半分，就像是军舰上原有的一个部件，也确实像一具“石像”。
对于秋山真之这个痴迷于战的年轻人，东乡平八郎始终是慈爱的，甚至是纵容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拒绝过秋山真之，但这一次他确实是坚定地拒绝了，他只是下令另一部分人分散进司令塔，对他们说：“不要因为我在这里就都上舰桥，军官全部集中在此会增加牺牲，我已经老了，你们年轻，要自重，要分散，你们进司令塔，未来海军是你们的。”
铺天盖地的炮火之中，三笠号终于艰难地完成转弯掉头。作为带领转弯的头舰，也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它一直是俄军重点炮击的目标，击沉对方旗舰相当于成功了一半，这是任何海战将领都明白的道理。罗长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他命令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加速向前追击，一部分军舰继续瞄准转弯点“打靶”，一部分军舰追着三笠号继续开炮。
此时，三笠已经完成转弯掉头，完全可以开炮还击了，可是东乡平八郎还是没有下令开炮还击，此时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三笠号，而是后面跟进转弯掉头的11艘战舰。如果三笠号此时开炮，势必会引起混乱，影响它们的跟进转弯，但罗长官越追越近，照这样下去，三笠号极有可能会被击沉，而且一直挨打不还炮也实在太窝囊。三笠号的炮术长叫安保清种，此时他觉得自己很没种，他忍不住一次次报告间距，每报告一次都要朝东乡平八郎猛喊一句。
“7800米了！还不打？”
东乡平八郎一言不发，仍然没有做出开炮的手势。
“7500米了！还不打？”
东乡平八郎仍然没有下令。
三笠号又只好一炮不发，继续忍受炮火。安保清种简直要疯了，炮兵们也都怒不可遏，要求立即对波罗的海舰队还以颜色。安保清种又看了一下间距，最后他跑了过来，在东乡平八郎面前一跳跳得老高，面红耳赤地吼道：已经7000米了，还不打吗？
东乡平八郎依然没下令开炮，此时三笠号已经多处中炮，其中包括4发重炮，近半条军舰被炸毁，伤亡一时无法统计，东乡平八郎的大腿被碎片直接击中，好在伤得并不严重，他拍了拍裤管又站在原地了，三笠号上的所有人都长出一口气。
东乡平八郎的注意力仍然在后面转弯的11艘战舰上，他根本没有询问三笠号上的受损和伤亡状况，却下令对后面的11艘战舰打出旗语：“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转弯！”
这个时候不仅是三笠最为艰难的时候，也是其余跟进转弯的战舰最为艰难的时候，每艘战舰都受到了炮击，每艘战舰都有受损，由于东乡平八郎一直没有下达开炮的命令，联合舰队所有火炮都保持沉默，已经成了一支残相毕露的舰队，而东乡平八郎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命令那11位舰长：舰队中无论出现哪艘军舰被击沉，无论出现哪个人阵亡——即使是眼看着三笠号被击沉，即使眼看着我本人沉入海底，也要按照预定计划，完成转弯，不要管对手，只要管自己，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14时10分左右，紧随三笠号后的其他3艘战列舰依次完成了转弯，它们在三笠号的引领下，都画出了一个相同的“U”形弯，在与正在整体向北的波罗的海舰队并行一段距离后，很快以全速超车，然后再几乎转向正东方，横切进波罗的海舰队的前方。跟在战列舰后的其他8艘装甲巡洋舰也在以同样的路线前进，也就是说，根据东乡平八郎引领的最终路线，联合舰队这支“残舰队”在变成一横的“一”字，生生地拦在了正呈两竖有两个“1”字的波罗的海舰队之前！
炮击正酣的罗长官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妙，他简直想拿自己的头去撞已经打得发红的炮管，懊恼万分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打炮！我为什么要打炮！这根本不是打炮的时候！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东乡平八郎的“T”字战法已经形成，它刚刚浮出水面，就已经完成了，虽然波罗的海舰队不是纸面上标准的一“竖”，而是两“竖”，但这只不过多出一艘先被夹射的军舰而已，完全不影响“T”字战法，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竖”。虽然联合舰队也不是纸面上标准的一“横”，而是在相对位置上类似于“亻”形状，但纸面上的完全规则“T”即使出现也是不可能持久的，正是因为是“亻”的形状，联合舰队才能不断压制纵队，使这种相对位置关系能长时间存在，如果波罗的海舰队想做出摆脱调整，联合舰队就会依据航速优势做出相应调整，反正那一“横”永远压在你头上——这正是实战中的“T”！
在黄海海战中首次尝试失败之后，东乡平八郎总结了教训，他认识到如果要在实战中打出“T”字战法，就必须先“犯傻”，必须先付出代价，必须让本舰队进入敌舰队的杀伤范围，才能开始转弯，转向那一“横”。也就是说，联合舰队在杀伤范围内的那个固定的转弯点，也就是那个让罗长官无比兴奋的“打靶点”，是东乡平八郎故意送给他的。唯有如此，唯有让他有白白“打靶”的机会，才能让罗长官忘乎所以，才能吸引他的波罗的海舰队不跑并不改变航向，把阵形始终留在那一“竖”上，事实上，这个固定的“打靶点”就相当于先送给波罗的海舰队一个“T”！
原来完成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T”字战法也很简单：只要再往前一步，主动承担风险和做出自我牺牲，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有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这大概是“T”字战法太过凌厉，老天不允许一方尽占先机和一劳永逸，你要得一个“T”，就必须先送给别人一个“T”，你要享受胜利的果实，首先就要承受与它共生的磨难。东乡平八郎正是在首次尝试失败后明白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
首先是朝哪个方向转弯，虽然向左后方的左满舵和向右后方的右满舵都能完成转弯掉头，但两者在实战中有绝对区别。
转弯之前，联合舰队是由我们书页的上方开向下方，波罗的海舰队由书页下方开向上方，所以转弯时必须向左后方转弯，必须以逆时针回转，也就是在转弯的同时拉近两大舰队之间的距离，而向右后方转弯虽然也能够完成掉头，并且由于越来越远离波罗的海舰队而减少被炮击的危险，但与此同时，由于双方的远离，“T”字也就无法形成了。这就是说，要想做到成为波罗的海舰队头顶上的那一“横”，也必须有一段冒着炮火彼此接近后形成的并行线，才能完成“T”。
在这个过程中，航速就是很关键的因素，罗长官的舰队到来之前，它的最高航速早已经被“护送”的巡逻艇大致摸清楚，这支舰队满载煤炭等物资，快舰又要照顾慢舰，最高航速只有11节，而东乡平八郎在战前扔掉了煤炭等多余物资，又只带上最精锐的战舰出战，最高航速为16节，这种航速比首先告诉东乡平八郎：为了全歼波罗的海舰队，在与波罗的海舰队相向航行到一段距离后，必须在它们面前转弯，必须冒险完成“T”，否则如果双方都是全速，就会以27节航速的总和、也就是以约800米/分钟的速度接近，然后打个照面，插身而过，东乡平八郎就只能掉头再追赶，形成毫无意义的追击战。而只要先冒险完成了转弯，联合舰队就可以通过航速优势，迅速横切到还在沉浸于炮击中的波罗的海舰队前面，波罗的海舰队调整，速度更快的联合舰队就会随之调整。总之，在临战的那一刻，东乡平八郎已经彻底坚定了决心：“T”字战法不仅必须打，而且可以打。
但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冒险，是亡命徒般的打法。东乡平八郎为什么在几个月前就决定冒险，并把它上升为战略呢？
东乡平八郎始终记得他的目标——全歼。所谓全歼，首先要从能够击沉敌方的第一艘军舰做起，这才谈得上全歼，但在海上要击沉一艘军舰，特别是超过万吨的有厚重装甲的战列舰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几乎需要“百发百中”的炮击命中率，否则你还没击中它，它就已经跑了。而双方都是运动中作战，大炮又是只能先瞄准再发炮（不是导弹），这种情况下打中一炮实在是不容易，当时世界各国舰队炮击的平均命中率一般为2%~3%，如果能够达到5%以上那是打得相当之好了，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后统计的命中率为5%~6%（太平洋舰队一心逃窜，为1%）。为了迎战波罗的海舰队，虽然经过了流血的训练，命中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也要受到海战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大跨度地提高，只有冒险打出“T”字战法，只有成为那一“横”，形成己方多艘军舰的夹射，才能相当于在短时间里大跨度提高对一艘敌舰的命中率，以多艘军舰的命中率之和达到“百发百中”，直至迅速击沉这艘敌舰！
原来，东乡平八郎对“T”字战法有着深入的理解：“T”字战法的本质是在命中率不高的海战中提高命中率，他的那句“本军百发百中之一炮，可敌敌军百发一中之百炮”，不仅是从宏观战略方面来说的，更是从微观的战法方面来说的，就是对“T”字战法深入细致的总结：只要冒着波罗的海舰队“百发一中之百炮”的风险打出“T”字战法，哪怕只能发一炮，也能因为“百发百中”而一招制敌！为了达到全歼，就必须这样令波罗的海舰队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必须这样一击致命，东乡平八郎不惜一切代价打出“T”字战法，他确实是在赌，但也不完全是在赌，更不是去找波罗的海舰队的破绽“钻空子”，甚至本身并不是为了出奇制胜，而是为了实现全歼而不断深入摸索出的唯一可行的战法！
在确定这个战法之后，就是风险计算，根据命中率，联合舰队的风险大致是可以计算的，东乡平八郎对波罗的海舰队的命中率“很有信心”，虽然他不知道波罗的海舰队的命中率能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准，但对于它们达不到联合舰队的水准是很有信心的。在转弯的时间里，东乡平八郎可以确定：波罗的海舰队有可能击沉联合舰队的一两艘战舰，但绝无可能击沉全部战舰，也就是说，它最终无法阻止“T”字战法的实现。当那个固定的“打靶点”出现之后，罗长官兴奋地认为他可以全歼联合舰队时，他没有想过另外一个简单问题：能不能做到？特别是以本舰队的命中率，能不能做到？他的参谋没有立即根据双方的航速、间距、命中率等等因素迅速计算出一个大致的结果，他不知道海战的结果有时候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反观东乡平八郎虽然让整支舰队都处于危机四伏、被动挨打之中，但他却比罗长官更加胸有成竹，因为风险和结果都大致在他的心中，他知道即使他阵亡和三笠号沉没，他的目标也一定会在舰队中实现，后面的战舰一定会画成功那一“横”。看上去是亡命之徒打法的东乡平八郎，反而是先求胜，再求战！
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作为头舰也是旗舰的三笠号的风险确实无法计算的，从13时55分升起“Z”字旗开战到14时10分转弯成功大势已定，中间整整间隔15分钟。这15分钟，就是他给予罗长官放手炮轰的时间，大部分的炮火只能由三笠号去承受，一切灾难性的结果很难预料，而这就是东乡平八郎必须要站在舰桥上的原因。15分钟中他一直冒着炮火站立原地，后来才挪动了一下地方，军舰地板上留下了两个湿湿的鞋印，那上面全是汗水，在东乡平八郎看来，如果全军都在冒险，主帅又怎么能贪生怕死？如果需要别人不惜死战，首先主帅要不惜死战，至少他不能隐蔽在司令塔暗处，他必须让所有人都时时刻刻能够看得到他。事实上东乡平八郎已经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了，要他进司令塔，抬也抬不动他！
东乡平八郎最后的信心，已经来源于每一个普通的士兵了，他已经认识到世间所有的招法，最后都归于平淡平常，都蕴含着付出与得到，“T”字战法只是战斗中的一个手段，战斗的核心，就是命中率，无论武器和战法如何变化，战斗起源于一枪一弹，最终也皆取决于一枪一弹。战斗要打赢，首先子弹炮弹要打得准，要打得中敌人，就是这个原本连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原本就在内心中的道理，所以战前所有的流血训练都是为了如何打出和打好“T”字战法的基础性训练，命中率是用风浪中的实弹射击堆出来的，而仅仅转弯这一项，12艘战舰最后训练到连锅炉中放入多少煤都有要求！用波罗的海舰队一位参谋后来的话来说，当他看完联合舰队整个转弯的过程后，就知道波罗的海舰队危矣，因为他看到联合舰队即使在转弯时，也整齐有序，整个舰队在海上的航迹竟然几乎分毫不差，从头到尾有如一艘军舰在转弯！
相信到这时候，不会再有人说东乡平八郎仅仅只是凭运气了，在东乡平八郎看来，他的运气只是战地的天气，只是让他热泪盈眶的在晴空中起的大风；只是三笠号连中4发大口径重炮，竟然没沉；只是他一直站在舰桥上竟然安然无恙，而反而是那些最后进司令塔的军官中却有人严重受伤，这也让东乡平八郎觉得不可思议。至于其他的，都是他“该得的”。
而罗长官呢，他的内心自然也有那个如何打赢战斗的答案，但他根本没有为此做过什么，更别说深入研究“T”字战法，因为他的意念是“最好不要发生战斗，我只要平安到达海参崴就可以了”。
心血，巨大的心血，殚精竭虑，知行合一。信念、准备、训练、献身，海上一“横”一“竖”，就此画成！积累的知识和智慧与生命合二为一，相信到底，最终独立地打出“T”，东乡平八郎已经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三阶段，自此而始，海战中终于惊鸿一瞥地闪过了“T”字战法，从理论走向了实际，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地出现在了实战之中，它有了一个专门的名字——“东乡T”。在军舰出现革命性的更新换代以前（航空母舰），各国舰队司令都会津津乐道这个话题，怀着无比神往和景仰的心情问：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他们都以“东乡T”作为座右铭，把这三个大字写下来，贴在司令长官室的办公桌上，以便在实战指挥中时时提醒自己：我能不能打出一个“东乡T”？还有，我能否防住敌舰队打出一个“东乡T”！正因为大家都想打又都在防，所以它又在装甲舰队的海战中变成了唯一闪现的实例，足以在世界海战史上风华绝代、一骑绝尘、彪炳史册！
14时10分，转弯成功大势已定，还炮的时机已经到来，东乡平八郎不会放过这个时机。接下来，就是让罗长官见识那恐怖命中率的时候了。
<h4>波罗的海舰队被全歼</h4> 
东乡平八郎在三笠号上升起了信号旗——“集中射击敌先导舰！”此时，波罗的海舰队是两路纵队，有包括旗舰在内的两艘先导舰，它们将成为第一批屠杀的目标。
为了开炮这一刻，联合舰队已经等了这么久，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各舰立即发炮，万炮齐发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成“波罗的海舰队”了，这一刻也在战前被演练多次，如果所有战舰一齐开炮，就会在波罗的海舰队周围形成各种水柱，谁也不知道哪根水柱是自己发射的炮弹炸起来的，影响后续的瞄准。因此标准射击的程序是旗舰三笠号首先试射，校正方位，然后将射击参数通知各舰，各舰再一齐夹射！
安保清种很快完成了试射工作，各舰抬起舷侧一排排的炮口，射击！百炮齐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密集地飞向目标，联合舰队的这种命中率，简直是俄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连想都没想过的！
30分钟，留给其中一艘先导舰“奥斯里亚比亚号”的时间只有30分钟。它超过1.2万吨，装甲厚实，但是30分钟后，这艘战列舰甲板平面以上的部件竟然几乎全部被打掉！舰桥、桅杆、烟囱等等全部坍塌，已经成了一艘名副其实的“光舰”，舰身上的中炮孔有如蜂窝，舰上燃起无法扑灭的大火，接着又被涌入海水，不得不先退出战场，在海水中挣扎了一个多小时后沉入海底，当它的舰底翻过来时，人们看到了长满的藤壶和海草。
罗长官的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是另一艘先导舰，舰上的司令塔里早已经挤得转不开身，惊恐万分的罗长官也躲在里面，而在联合舰队强大火力的夹射之下，并不是躲在司令塔里就安全的，一发大口径重炮直接命中了司令塔。罗长官被四散的弹片击中，一块弹片划伤了他的额头，一块弹片击碎了他的右肩骨，另外一块弹片干脆把他的脚后跟切断，他疼得昏死了过去，此时“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体已被打穿一个大洞，舵机失灵，舰炮几乎全部被摧毁，毫无还手之力，不得不载着昏迷的罗长官退出战场，它挺住炮火的时间比另一艘先导舰要久一点：50分钟。
对于这危险的一幕，罗长官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在战前他下达了一个命令：在战列舰重伤或者沉没时，巡洋舰和驱逐舰必须立即救护，不得脱离战列舰（自顾自地逃走），在旗舰受伤时，为救护司令和其他长官，其他军舰应立即靠近和掩护旗舰。退出去后，“苏沃洛夫公爵号”打出了“接走司令”的旗语，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驱逐舰正好路过，根据命令，它立即靠近旗舰，把罗长官转移到驱逐舰上。从这个时候起，海战跟罗长官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当他重新出现时，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而这艘可怜的旗舰带着残废的躯壳在海上整整漂流了4个小时，直到19时，联合舰队的一艘鱼雷艇给了它最后一枚鱼雷，沉没。
在旗舰退出后，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权转移到了第二旗舰“亚历山大三世号”上，不过很不幸，它又成为了先导舰，自然，夹射的命运又落到了它的身上。这艘第二旗舰还没好好指挥，又被打得晕头转向，自身难保，顾不得指挥其他军舰了。波罗的海舰队的第三旗舰“博罗季诺号”主动接过了指挥权。由于联合舰队密集夹射，海面上炮烟弥漫，一时还没有散去，这让波罗的海舰队第一次看到了求生机会——赶紧趁着烟幕摆脱这个噩梦般的“T”逃生吧！
“博罗季诺号”立即率领舰队左转，作为压制它们的那一“横”，东乡平八郎自然也要相应转弯，他在三笠号上升起了信号旗，命令全舰队随之转向，反正你一动我就动，死死压住你，一直都是这么来的。但俄军这次也学精了，他们的转弯只是在烟幕中诱敌，眼看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半数军舰转过去之后，“博罗季诺号”率领波罗的海舰队立即来了个原地掉头转身就跑——也就是说，当东乡平八郎完成那一“横”，他又会发现那一“竖”不见了，黄海海战中的那一幕又会重演，波罗的海舰队将逃走，东乡平八郎苦苦追求的“T”字战法又将戛然而止。
但这一幕是注定不会重演的。
此时，联合舰队还没有转过去的是最后的6艘装甲巡洋舰，它们也是由上村彦之丞率领的小分队，见到东乡平八郎在前面指挥全队转弯，又见到波罗的海舰队趁机掉头，上村彦之丞和其他的舰长完全清楚东乡平八郎不是为了转弯而转弯，他的目的是永远保持“T”。于是，尽管东乡平八郎之前发出的是“各舰随我”的命令，上村彦之丞果断地“抗命”了，他指挥后面这6艘军舰不再跟着旗舰三笠号，而是根据波罗的海舰队的掉头再次调整方位，又一次抢在了波罗的海舰队面前，又一次形成了“T”！
把战略战术向每一个人都讲透，让每个人都完全理解舰队作战意图和方案，不教条，面对意外情况独立判断，迅速修正，秋山真之留学回国后一直致力推广的理念，已经在东乡平八郎的联合舰队里得到了完美的执行和体现。
俄军逃生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逃生希望，上村彦之丞为东乡平八郎争取到了足够的机动时间，以便把前面开过去的那些战舰再重新投入战斗。自此，可怜波罗的海舰队无论如何转弯、转圈，始终无法挣脱恐怖的联合舰队，始终被联合舰队如鬼魅附体般地缠打，始终处于局部上以少打多的局面，19时半，在天黑之前，第二旗舰和第三旗舰竟然先后被击沉！
至此，波罗的海舰队已经被击沉4艘战列舰，战列舰的数量已经和联合舰队一致，第一至第三旗舰都已经击沉，已经没有旗舰了，全舰队精锐已失，指挥系统面临崩溃，即将陷入大乱！
在双方的主力战舰大战的同时，联合舰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也绕到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后面，首先切断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后路，把对马海峡的大门关上，免得它们往回跑。当然，波罗的海舰队是没办法往回跑的，海参崴已经成为它们在大海上唯一的驻泊点，总不能再开回俄国去，它们只能前进，东乡平八郎只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守住战果，巡洋舰和驱逐舰更重要的任务是攻击波罗的海舰队那些没有参战的老弱舰和辅助舰——不管你是什么舰，要全部击沉，上了战场就不讲究老弱病残！
天色已黑，“第二段击”正式开始，根据秋山真之原本制定的七段击，第一段击应该是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夜袭，但由于发现波罗的海舰队时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天气状况是风浪太大，小小的鱼雷艇会有被海浪打翻的危险，于是第一段击没有实施，直接开始了昼战，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击”其实是原战术中的第三段击——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夜袭！
东乡平八郎下令12艘战舰停止战斗，先全速向北行驶到郁陵岛一带海域，提前守住波罗的海舰队继续前往海参崴必经的咽喉要道，在第二天继续与波罗的海舰队昼战。至于夜间的战斗，就交给驱逐舰和鱼雷艇去完成了。根据27日白天的战况，东乡平八郎完全有信心相信夜袭能够达到预定目标，完全能够放心先走一步，“大哥”先走一步，“小弟”们继续出战吧！
60多艘驱逐舰和鱼雷艇立即出动，它们早已经等不及了，在战前，那些年轻的舰长一直在与士兵刻苦训练，他们的训练劲头一点都不亚于主力军舰。现在，出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每一条驱逐舰和鱼雷艇上都响起了震耳的欢呼声！
这些小船如大海中的鲨鱼一般，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波罗的海舰队（西面为靠近朝鲜半岛浅水区，无路可去），虽然它们完全可以把波罗的海舰队赶到东乡平八郎守候的地方了事，但它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也决心打一场歼灭战！与庞大的战列舰相比，驱逐舰和鱼雷艇就像是一件小小的玩具，但经过流血训练的它们已经成为了攻击利器，为了提高命中率，舰长们下令冲到离战列舰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地方，鱼雷几乎从鱼雷管飞出就直接命中目标！
这哪里是发射鱼雷，简直就是用手扔上去的炸药包，战列舰根本不用发炮，只需要转个弯，就可以把它们扫倒，然而所有的驱逐舰和鱼雷艇并不混乱，以清晰有序的队形进退，始终缠绕在波罗的海舰队的周围发射鱼雷，一夜追杀，不眠不休。
面对这种打法，波罗的海舰队的官兵肝胆欲裂，他们没有想到，刚刚从噩梦般的“T”字战法中挣脱出来，原以为趁着黑夜可以好好喘口气，没想到战斗立即转换到恐怖的鱼雷之夜，还要继续着这每一分、每一秒的折磨。波罗的海舰队的官兵根本没有夜战的经验，也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的训练，一开始他们打开探照灯“搜寻”目标，后来才发现这简直是给对方指路，于是才关闭探照灯，进行灯火管制，悄悄地开溜，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5月28日天明到来了，年轻舰长们夜袭战的战果出来了：击沉波罗的海舰队2艘战列舰和2艘装甲巡洋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它几乎取得了和前一天昼战同样的战果，年轻的舰长们已经实现了东乡平八郎在战前的要求：夜晚中的驱逐舰和鱼雷艇，就是白天的战列舰！
此时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不能再称为一支舰队，虽然“尼古拉一世号”的舰长涅鲍加托夫自动接过了舰队指挥权，成为了代理司令，不过他发现能够指挥的也就是周边的那几艘，因为各舰都在各自为战，四散溃逃，六神无主地漂流在海面上，东乡平八郎的战术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再需要“T”字战法，分散成小编组，以多对少对逃脱的敌舰进行广泛搜捕，搜到一艘，就集中开火击沉一艘。
海面上传来了一阵阵爆炸声，那是波罗的海舰队军舰不断爆炸起火沉没的声音，士兵们从不断下沉的军舰上不断往上爬，一直爬到桅杆上渐渐下沉。
目睹这惨烈的一幕，代理司令涅鲍加托夫终于受不了了，他把本舰所有的官兵都叫到甲板上，告诉他们，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到达海参崴，所以他决定率领周边几艘军舰一起投降，希望大家同意。
所有人都表示同意，此地距离海参崴，还有500多公里。
涅鲍加托夫命令在舰上升起“我们投降”的旗语，同时升起的还有一块用白台布改成的白旗，由于没有事先预备，这是从舰上食堂紧急找来的，上面还有花纹。三笠号舰桥上的秋山真之见到这一幕，又差点手舞足蹈起来，兴奋地告诉东乡平八郎：“看，司令，敌人投降了！”
可是，东乡平八郎依然左手紧握佩剑把柄，目不转睛地盯着敌舰，并没有下令停止炮击，各舰炮手也在继续发炮。秋山真之忍不住再一次提醒东乡平八郎：“长官，敌人已经投降了，根据武士道精神，请您下令停止炮击。”
东乡平八郎看了秋山真之一眼，说：“如果他们当真投降，必须立即停止前进，你看他们停止前进了吗？”
果真如此，“尼古拉一世号”等舰不但在继续航行，而且炮口还全部指着联合舰队的军舰，随时都可能再开炮，在它们按要求乖乖停在原地后，东乡平八郎这才下令停止炮击，告诉对方：允许你们投降。
受降工作开始，而俄军一艘巡洋舰突然全速冲出投降队列，朝着海参崴方向就跑，东乡平八郎立即下令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这艘巡洋舰后来触礁搁浅，官兵们将军舰炸掉后从陆路回到海参崴，好在对联合舰队并没有造成其他损失。秋山真之明白了，作为主帅，东乡平八郎的谨慎和洞察是有必要的，生而为之将，战而为之国，本来就要有不仁与不忍之心！
对马海战结束了，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约5000人被歼灭，约6000人被俘虏，近2000人在中立国港口被扣留，在进入对马海峡的38艘军舰中，被直接击沉20艘，自沉2艘，被俘虏7艘，向对马海峡以南逃走6艘（均为巡洋舰和驱逐舰）。逃往上海、马尼拉等中立国港口后交出武器，其中有一艘坚持逃亡一个多月，最终又回到了美丽的诺西贝岛。只有1艘轻型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七绕八绕，历经千辛万难最终到达海参崴，但它们已经对日本构成不了任何威胁，俄国海军损失的总吨位超过20万吨，世界排名一夜之间从第三位掉到第六位，使得俄罗斯海军几乎又一次回到了起点！从此，“对马”一词在俄语中成了含有特定意义的名词。
而联合舰队阵亡人数仅为117人，伤587人，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
东乡平八郎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他全歼的目标，他“规定”罗长官往对马来，对方就真的往对马来，他“规定”罗长官成为那一“竖”，对方就乖乖成为那一“竖”。然而，对于日本海军来说，还有一份隐藏在战果之下的成绩是更了不起的，那就是在取得对马海战胜利的同时，东乡平八郎顺便完成了日本海军的换代，让一批拥有新知识的年轻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后来，5月27日被定为日本海军节。
5月28日下午，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押着被俘的俄军军舰和官兵凯旋，俘虏队伍中的俄军“阿普拉克辛海军元帅号”舰长看到了令他吃惊的一幕：在凯旋途中，联合舰队进行了照常的训练，此时联合舰队的对手已经不存在，可是他们的训练仍然一丝不苟，十分认真，这位舰长忍不住感叹：“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惨败了。”
在俘虏的俄军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人，没错，他就是罗长官，离开旗舰后，他先后被转移过两艘驱逐舰，但仍然没有逃过被俘的命运。现在他明白了，从两大舰队相遇开始，整场战斗，只有东乡平八郎特意给他的那15分钟是属于他的，从此之后的每一分钟都不属于他，“聪明却不肯付出实际努力，这种人不足为靠，也并不可怕”，东乡平八郎在战前说过的一句话看来可以送给罗长官了，罗长官和他的波罗的海舰队也会载入世界海战史史册的，只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东乡平八郎后来专门去慰问和看望了受伤的罗长官。大家对这个举动表示不解，当初他的偶像马卡洛夫阵亡时，东乡平八郎甚至没有按照惯例发一份唁电，当时他只是说没有必要，现在却去慰问看望一个无能之辈，这两件事情前后对照起来，至少不利于塑造“名将之风”。当人们问起原因时，东乡平八郎的回答依然很简单：“嗯，因为我想去慰问。”
因为我心里就是那样想的，所以我就那么去做，我听从自己的心。
在日本本土，人们对东乡平八郎的质疑和批评没有了，等待他的是数不清的赞誉和掌声，人们把“战神”“日本守护神”的称号送给他，认为给他什么样的荣誉都不过分，他也即将出任海军军令部部长。而东乡平八郎依然比较平静，他只是很担心秋山真之，秋山真之似乎仍然没有从激动和兴奋中缓过神来，仍然会情不自禁地狂喜，东乡平八郎甚至有些懊悔，现在看来，当初真应该用严格的军容纪律要求他，强制他按时吃饭，按时洗澡，以便得到及时的休息和放松，这位用脑子的年轻人终有一天会明白“终究是平常”的道理，作为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他的困难已经过去，作为秋山真之个人，他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这场战斗确实惊险，只有现在才有种种“后怕”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哪怕波罗的海舰队最后没有走对马海峡，哪怕判断和作战都失败了，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包括那些巡逻艇上的人在内，联合舰队全军上下其实都已经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只要有这一群人存在，有了这种精神存在，即使是日本最后灭亡了，难道还不能复国！
算算吧，从1904年2月6日出战起，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而战场留给个人的时间是不多的，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一天，戎马生涯就是这样吧，一旦投入战场，忘了时间，一旦脱离战场，发现到处是时间。一生只为战，也一生止于战，问世间战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要问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是离开这人群，离开这喧闹，回到家乡鹿儿岛的大海边，去寻找儿时的回忆，用小刀劈鱼自然不能和指挥钢铁巨舰杀敌相比，可是我怎么觉得它们都是一样的呢？无论事情的大小，道理都已经在其中讲透，那个曾经憧憬未来的我和现在回忆过去的我，对于时间的流逝和内心的声音，都是在唱着同一首歌。
在来到伦敦之后，我的性情大变了，这个世界不再吸引我对它开口说话，到底是怎样残酷的事，让一个人有如此巨变？其实我只是找不到我自己，我经常问自己，我如此用力，难道只是为了活给别人看？在那些迷惘无助的日子里，我以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史料记载，凯旋之后不久，东乡平八郎即将这一首和歌写下悬挂于家中客厅，直至晚年，每当有人来探访时，东乡平八郎总要把他们带到这幅字之下，引人驻足、观看。
不怕人愚笨，
唯有耿耿赴国运；
献上至诚心，
天地神祇为明鉴，
功成之日再定论！
<h4>幕后人物即将出场</h4> 
东乡平八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胜利使得日本暂时没有了海战之忧，战争引向本土的危险解除了，俄国有了求和的意愿，但他们不会马上求和。战争对日本的危险还远远没有解除，焦点又回到了陆军，在满洲战场上，两国陆军还在对峙，俄军还在不断增兵，而日本却再也派不出兵，财力也用到极限。总之一句话，没钱没人，一次次战斗的胜利都无法使日本摆脱财政枯竭、资源匮乏的绝境，日本没有能力摧毁俄国全部的武力，已进行的所有战斗都是无法摧毁持久战战略的，只要俄国不结束战争，坚持打持久战，哪怕是拖着，日本还是无法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中走出来。
战争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中，战场上的胜负是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战争的胜利需要把与战争有关的利益都最大化地利于本方，而不是单纯地取得作战的胜利，特别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只有在各个方面都赢了，最终才会赢。
日本还需要一个人，一个当军队在战场上无法取得绝对优势时，能够有强有力的办法力挽狂澜、拯救日本的人，一个能够在方向上打败俄国、促使俄国最终求和的人。
睦仁出场了，准确地说，是带着另一群“幕后英雄”出场了。
对于睦仁来说，与俄国开战的决定是无比艰难的，既然很艰难，那么在开战之初，就要懂得停止战争的方法。和尼古拉二世一样，他也有自己的战略，战争打的也是价值观，如果日本还是以前那样闭关锁国的时代，或许只管埋头打仗就好了，但日本已经开国，就不能再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战争当作一国之事，睦仁的战略就很简单了：在军队战斗的同时，开辟第二战场——深入敌后，融入世界。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满世界为日本找帮手。
1904年2月4日，开战之前，睦仁在自己的寝宫秘密召见了伊藤博文，决定选中三个人去落实这件事情。传奇的人物即将出场。

第十三章 睦仁的战略：从方向上打败俄国
<h4>日本“特工之王”明石元二郎</h4> 
首先出场的这个人是高桥是清，他是日本银行（即日本中央银行，简称日银）副总裁，管很多钱，但他的任务是去找更多的有钱人，为日本进行战争筹款。自古以来的战争首先打的都是钱粮，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睦仁和伊藤博文交给他的任务是：日本的战费不仅要能够维持到日军在战场上取得相对优势，更要为可能的持久战做好准备——只能说，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难了。
开战之前，明治政府的储备勉强可以为战争维持12个月。好吧，通过提高税率和多印一些钞票还可以再维持6个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一年半以后，明治政府将破产。
虽然很难，但必须要去做，高桥是清只能满世界去找有钱人，借一点是一点。
借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如果他正好也想借给你的话。对于一个参战国，当时借钱通用的办法是在“中立国”发行战争债券，也就是先向这些国家的人们借钱，等将来打赢了发了财再连本带息归还，当然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对你有敌对和敌视情绪；其次必须是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会过分限制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就是不阻止老百姓尽可能地发财。别的国家打仗，如果你看准哪个国家会赢，可以去买它的债券投资，成为这场战争的“股东”。对于高桥是清来说，他首先能够去发行战争债券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于是他拖着几大箱子印好的战争债券，来到了世界金融中心伦敦。
虽然英美政府对卖战争债券并不阻止，但能不能卖得出去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债券如果没人买那就是废纸，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你这个国家的信心。又小又穷的日本自然是不被人看好的，当时整个欧美社会预计日本会赢的没有几个人，更有人认为日本连0%的机会都没有，谁也不会干亏本的买卖。于是乎，高桥是清的债券无人问津，通俗一点地说就是卖不动。
高桥是清决定从一群人身上去打开突破口——犹太金融寡头，他们有很多钱，控制着伦敦甚至世界的金融命脉，主宰着金融市场的风向，为首的是一个叫雅各布?希夫的人。
高桥是清和他的助手们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希夫等人，了解到他们很团结，圈子性很强，穷人们生活在市井街巷，他们就生活在“俱乐部”里，一般很难被说动。但只要说动了其中一个人，其余人都好办，并且要注意在这些精明的人面前，靠演说和说谎那是绝对不行的，上策只有直言相告，把明治政府的家底和所有困难、准备、计划和盘托出，说明日本的决心才行。
最后，高桥是清还抓住了一点：犹太人讨厌俄国。
在这些犹太金融寡头一生傲慢的生涯中，如果他们曾遇到过比他们还傲慢的人的话，那么这批人就是俄国贵族。大概是出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论，俄国贵族的反犹太人情绪十分强烈，他们满不在乎地把犹太人称作“犹太猪猡”“犹太畜生”，把欺压和敲诈犹太人当作上流社会的笑谈和荣耀，纵容某些地方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犹太财团也曾经想打入俄国市场，与俄国贵族一同发财，但一直被冷漠地拒绝了。
研究完这些后，高桥是清开始“融资”了，他拜访了希夫等犹太金融寡头，这些人可不管日俄谁是正义谁是无道，反正日俄两国都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生意人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希夫以特有的傲慢用雪茄指着高桥是清问：“如果你们赢不了，你们国内会不会发生动乱？你们的政府会不会倒台？将来拿什么来归还债券？”
在这些大富豪面前，堂堂日本中央银行副总裁像个抬不起头的小学生，但高桥是清抓住了机会，用准备好的话来打动这些“目标投资者”：
“我们都坚信日本必胜，原因在于日本国民将生死置之度外，父母送儿子上前线，新婚的妻子送别丈夫，日本国民会一直坚持到胜利为止，但战争进行下去，必然需要巨额资金，我就是为了借钱才来的，我们有必胜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不只是存在于战争时，战争结束后我们也将和战时一样，同心协力，偿还外债，决不使你们为难。”
然后，高桥是清拿出了准备好的计划书，清晰地讲解了日本的战争计划，说明日本种种的准备和努力，最后再利用寡头们讨厌俄国的心理做思想工作。高桥是清告诉他们：日本现在对付的也是犹太人的敌人，沙皇政府十分封闭僵化，如果你们真正想在俄国做生意，想打入俄国金融市场，也必须资助日本打败俄国，到时候战败的俄国没有办法，只能从你们这里贷款重建，所以无论怎么样，现在购买日本战争债券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谓对讲究实利的人不仅要换位思考，还要换位感受，高桥是清对这伙人感同身受，在晓之以利的基础上再动之以情，希夫终于被打动了。他以一个生意人的魄力个人就认购了500万英镑，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他已经上了日本这条船，自然会出全力，热心的希夫在伦敦带着高桥是清跑了很多个俱乐部以及金融家和实业家的聚会，把高桥是清隆重地推介出去，也把日本战争债券不遗余力地推销出去，不仅个人认购者越来越多，香港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等伦敦各大银行开始代理发行日本债券。此时正值东乡平八郎封锁住了旅顺港，保障了日军海上运输线安全，第一军成功渡过鸭绿江，日军开始在战场上显现实力，通过银行的宣传，很快又在市民百姓中卷起了一股“认购风暴”，伦敦的工人、商贩、公务员拿出多年的积蓄排起了长队，队伍中还有不少大爷大妈，最终认购者达到2万多人，认购金额超过7000万日元！
随着世界金融中心的缺口被打开，纽约等美国城市也闻风而动。以前，普通美国市民几乎没人对日本战争债券感兴趣，现在觉得有钱赚，他们也立即加入了认购大军，认购数额直线上升。据说一位检察官把自己女儿嫁妆的钱都用来买债券了，大学等各种公共团体利用基金来购买，连波士顿市政府都购买了4000日元，据说他们是计划赚了钱之后来更新一下老旧的办公家具。
此长彼消，日本的债券变成了“畅销券”，上了畅销券排行榜，俄国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战争债券就渐渐受人冷落，价格一路狂跌，为了让本国的债券畅销，俄国人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打榜。也就是动用国家黄金储备自己去买自己的债券，以保持债券的“畅销”和价格稳定，然后又开始积极炒作，给巴黎的各大记者塞红包，要求他们鼓吹俄国的好话。但可惜的是，种种努力都无法阻止俄国战争债券卖不动的颓势，俄国战争债券很快跌出了榜单之外。
最后，高桥是清总共筹集了3亿日元的款项，在“融资”战场上成功地击败了俄国，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而日本国内对花钱似乎并不是省吃俭用，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不是如此。他们竟然把100万日元的巨款直接给了一个人，还对钱的去向不闻不问，既不需要看资金使用计划，也不需要看开支明细，这个人其实也是全世界为日本找帮手的人，只是他的方式有些特别——为沙皇政府再找一个敌人，他就是“深入敌后”的那个人，后来有日本“特工之王”之称的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相貌平平，让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能够做特工的本领，甚至看上去有些蠢，不过据说奇才都是这样的，比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明石元二郎绝对是从外表到行动都实践了这一点。后来立功之后，老军头山县有朋特地接见他，他和领导聊天聊得很投机，想上厕所又怕被耽误，怎么办呢？就在一旁当场撒起尿来，边撒边聊，不耽误。
看来这似乎是位不拘小节的狂士。事实恰恰相反，工作中的明石元二郎心细如发，有着狐狸一样的警醒。开战之前，他和广濑武夫一样是日本驻俄使馆武官，开战之后转移到了瑞典，他要给沙皇政府找的敌人就是俄国国内的革命者，只要策反这些革命者在俄国国内引爆革命，颠覆沙皇政府，俄国就打不了一场持久战，而策反工作是很费钱的，并且只能搞地下工作，甚至对日本国内都要保密，这就是明石元二郎要求100万日元秘密资金的缘由。
明石元二郎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透彻地算计了俄国的各个方面，俗话说，算计乃被算计国家自身之罪，当时的沙皇俄国正是这样一个情况。明石元二郎最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革命党人之间不团结、缺乏活动经费和武器，让他有可乘之机，他最感兴趣的是沙皇政府本身中还有一股“暗流”，那就是他们的上层同样并不团结，政治立场分化，各集团利益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同样想利用革命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来推动符合他们利益的“立宪改革”。明石元二郎算计到：革命运动不会在俄国国内遭到彻底和干净的镇压，沙皇政府中的某些势力对革命运动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只要把足够的资金和武器提供给控制了俄国命脉的全国性组织，比如铁路、通信、金融等等，那就如同在后方出动百万大军武装占领了俄国一样，抵得上另外一个战场！
于是，明石元二郎首先是用钱去收买沙皇政府中的人，恰恰是沙皇政府里的人先向他提供情报，然后再把资金和武器提供给革命者，那才有更大的意义。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歹毒的釜底抽薪之计。明石元二郎很快收买了包括俄军军官在内的十几个人，组建起沙皇政府中的“反政府网络”，由他在瑞典遥控，明石元二郎特别注意“保护”他们，免得他们被自己上班的单位给发现了，他给每个人都单独配备了联络员，采用单线联系，让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清楚。一般情况下只采用口头传递情报，万不得已需要寄出情报时，就用双重信封，里面装情报的信封写事先预定的姓名，万一被发现，就说这是一封受人委托转寄的书信，我自己也上当了，而明石元二郎在瑞典的收信名字和地址有十几个，还有女人的名字，他的笔迹也不停地换来换去，以逃过俄国宪兵和密探的检查。
在从这些人中获得大量情报之后，明石元二郎认为他已经有成为一种人的资格了，那就是“俄国革命领袖”，原来这家伙真的是以100万日元为启动资金，把“革命”当作一场事业的。接下来，他要致力于推动俄国各革命党派之间团结！在这位“革命领袖”看来，俄国国内的革命派很不团结，是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必须组成联盟共同革命。他先是结交了芬兰的革命领袖（当时芬兰为沙俄的属地），通过这位革命领袖的斡旋，1905年4月，终于把俄国国内十几个革命派别的领导人都招呼到了瑞士日内瓦，大家坐到一起开会。不管这些人起不起眼，政党势力有多强，明石元二郎事先对他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会上打出了他的口号：“要钱给钱，要枪给枪，但你们必须团结！”
在这次联盟大会上，明石元二郎见到了一个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的人物——列宁。看来列宁也是来寻求帮助的，但日俄在作战，对于要接受一个日本人的援助，列宁表示这是背叛祖国，他不能接受。明石元二郎立即反驳道：“你本为鞑靼人（据说列宁的母系具有蒙古血统），推翻有民族监狱之称的沙皇统治才是最大的爱国！”接下来，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列宁应该是很快离开了会场，并没有认明石元二郎为他革命事业的“金主”。
明石元二郎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短暂的会面，“列宁走到我的身旁小声说：‘你抽的是相当好的香烟……。’其实我并不认为我抽的是好烟，后来我意识到：一个劳苦大众的领袖，即使对一支香烟也不能不密切加以注意。”后来明石元二郎断言：将来能完成俄国革命大业的，必定是这个才三十多岁头发就掉得差不多的列宁同志。
列宁或许有顾虑，而其他一些革命派别的领导人就不一样了，对于资金和武器，他们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革命领袖”明石元二郎指出的确实是一针见血，他们深信沙皇及其残暴腐败的政府是“掠夺俄国、将俄国据为私有、陷俄国人民于苦海的恶魔”，与沙皇政府作战的日本恰恰是他们的盟友。
而作为革命运动的先驱，列宁本人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去。1905年5月1日，俄国开始出现几十万工人总罢工，他们喊着“我要面包”的口号，和政府的军警对峙，还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苏维埃。俄国国内多地遍插红旗，几乎要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与此同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批评教育的许多士兵拒绝开赴前线，即使上了前线的也把“打倒沙皇”的口号带入了军队，波罗的海舰队一出航，有人就开始散布流言，说联合舰队会在半路伏击，于是舰上官兵一路疑神疑鬼，轰掉不少国家的渔船。现在看来，罗长官也确实不容易，当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的消息传来，列宁继续在舆论上炮轰沙皇政府，写了一篇名叫《覆灭》的文章：“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在沙俄的各个属地（芬兰、波兰、高加索地区等）其他革命派也纷纷趁机生事，要求脱离俄国“独立”。在波兰，大规模的暴动发生，哥萨克骑兵出动镇压，造成了2000多人的伤亡；在芬兰，俄国的官员不断遭到暗杀，俄国籍的官员都不敢说自己是俄国人。
后院四处起火，再加上前线战事不利，波罗的海舰队覆灭，已经无法“两线作战”，动摇了俄国进行持久战的决心。尼古拉二世明白了，原来在那些需要持久战的国家里，最关键的往往不是国民能不能持久战，而是政府能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去领导持久战，俄国广大的领土和强大的人力物力并不无条件属于沙皇政府，如果他的政府脱离人民的话。
明石元二郎的目的达到了，他让这100万日元发生了巨大的杀伤力，也用到了它的最后一元钱，就在他离开欧洲返回日本时，他用最后一笔钱购买的一船武器还在试图经公海转运后进入俄国，看来明石元二郎并非俄国真正的“革命领袖”，但自从有了他，俄国的革命达到了一个高潮！后来，了解内情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感叹：明石元二郎把相当于大山岩手下二十万精锐之师所干的事，一个人全干了，他是本世纪最可怕的一个人物！
尼古拉二世终于动摇了持久战的意志，接下来还有一个可怕的日本人，凭着一张嘴最终将尼古拉二世拉到谈判桌前，这个人就是游说美国作为日本“好朋友”的金子坚太郎。
<h4>罗斯福调停，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签订</h4> 
金子坚太郎是明治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和伊藤博文等四人起草的。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有比较长的海外生活经历，深谙欧美人的习性，更重要的是曾经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同班同学，这层“关系”对于日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开战之前，睦仁和伊藤博文等人判断，在战场上彻底战胜俄国，日军并没有多少把握，但只要日军能够坚持一两年，必定会出现可以由外国出面调停的时机，日本将争取用条约来巩固军事上的战果。而在世界强国中，法国是俄国的传统盟友不会出面，德国希望俄国陷入战争，也不会出面，英国是日本的盟约国也不能出面，有实力调停的就只剩下美国了。
于是在决定开战之前，伊藤博文就亲自找到了金子坚太郎，希望一旦开战，他能够前往美国，找到罗斯福说明情况，请美国做日本的“好朋友”，请罗斯福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出面调停日俄战争，促成日俄和谈，甚至在日本万难的时候，出面救千万日本人于水火，也就是说，金子坚太郎的任务是不仅要说动罗斯福愿意当“调停人”，还要说动罗斯福是站在日本这一边的“调停人”。
当伊藤博文把话说完时，金子坚太郎并没有立即答应，事实证明搞法律的都是十分严谨的。金子坚太郎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存在两个方面几乎不可战胜的困难，一是俄国曾在南北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对美国有恩，美国的很多富豪和俄国的贵族有联姻，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外交，美国与俄国的联系都要比与日本的联系更加紧密，俄国又那么强大，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国都将选择与俄国成为“好朋友”，而不是选择日本。
更加不利的是，金子坚太郎曾亲自向日军陆海两军首脑了解过战场的胜算，得到的答复是“日本不占优势”，也就是说胜算最多五成。正因为深谙欧美人的习性，金子坚太郎知道，如果日军本身不能在战场上取胜，仅仅依靠同学这层关系让罗斯福愿意帮助日本，在美国人那里是行不通的。出于这两点考虑，金子坚太郎反过来建议由伊藤博文亲自前往美国，伊藤博文虽然不是罗斯福的同学，但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这一点在讲究实际的美国人那里更管用。
没有说动金子坚太郎，而在1904年2月4日，开战的决定依然做出了。2月4日晚，伊藤博文一出宫，就立即派人把金子坚太郎请到他的书房，要说动一个严谨的学者去办他认为没什么可能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在阴暗的书房里，伊藤博文只是给金子坚太郎让了让座，然后一个人陷入沉思，整整有二十多分钟没有开口说话，中间只吃了一碗家人送过来的粥。最后，伊藤博文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他抬起头来告诉金子坚太郎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开战，并且他自己必须留在日本，留在天皇身边，所以还是恳请金子坚太郎能够抛下一切顾虑，前往美国。
伊藤博文接下来对金子坚太郎说：“伊藤承蒙皇恩，享有高官厚禄直至今日，就是为赴如此国难，倘若这次日军战败，从战场撤退回国，我便到下关（马关）和退下来的士兵一起抗敌，妻子则去下关做饭团以慰将士，万一军人全部牺牲，我将与国民一道，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看着这位老先生愁眉苦脸的模样，金子坚太郎只能说：您也真是太能演了啊！
事实上金子坚太郎被打动了，是整个日本的勇气打动了他，而他也是日本人，面对日本，他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也真正明白了所担负之事的意义。伊藤博文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日本之所以在战争一开始就考虑议和，绝不是因为没有作战到底的信心要事先安排好退路，也绝不是要以出卖日本的国家利益来换取和谈，只是为了让日本的利益最大化，所以需要他去开展战时外交。这件事情自然越提早办越好，这样日本在将来才有主动权。明白这一点，金子坚太郎答应了，而当他出发时，睦仁派出了自己的老婆、也就是日本的皇后亲自前来为他送行，金子坚太郎感动不已。
1904年3月10日，金子坚太郎来到了美国之行的第一站旧金山，日本打着“抗俄援清”的旗号，当地的华人华侨很支持日本，不少人捐款捐物，还有人表示可以上前线帮助日本参战。然而，正如金子坚太郎预计的一样，美国的主流舆论并不利于日本，而且俄国驻美大使花了大笔的金钱，大肆在报纸上打广告，连篇发表攻击日本的文章，说俄国根本不想打仗，是日本偷袭旅顺俄军才不得不还击，日本不宣而战，这是有违国际准则的。这次战争，事实上是基督教国和反基督教国之间的战争，是黄种人的低级文明试图毁灭白种人的高级文明才爆发的战争，日本人是黄皮猴子，是野蛮世界里的人，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文明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惩罚日本，如果连日本都不能消灭，那将是文明世界的耻辱！
不得不说，俄国驻美大使打的这些广告是十分厉害的，金子坚太郎没什么钱打广告，他就更多地靠一张嘴，奔走于各大城市，在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团体中不停地演讲和游说。金子坚太郎告诉美国人，在俄国看来，小小的日本竟然敢同他们交战，实在是不自量力，但这场战争不是日本人所期望的，也不是日本认为能胜利而发动的，只是如果不进行这场战争，日本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才主动发动了这场战争。对于俄国来说，这场战争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领土扩张的欲望，但于日本则关系到民族存亡，从维护世界正义和人道出发，欧洲和美国不应该采取中立的立场，对俄国这种践踏人类文明的事情熟视无睹！
看来真是针锋相对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只看谁坚持得久一点。金子坚太郎在日本是参与了宪法起草的德高望重的学者，此时已经50多岁了，他在日本出席的场合都是受到隆重邀请和热情欢迎的，可是来到美国后谁也不认识他，就算是他主动求见，也处处碰壁，这让金子坚太郎很不舒服，但是想到自己的目标，他也战胜了自己，放下了面子和架子。没有助手，就自己一个人印资料、发传单、挤公共电车，每到一个美国的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广告推销员，大力推销日本的形象，只打广告的俄国大使落在下风，就组织人群在金子坚太郎住处游行示威，有人劝金子坚太郎雇保镖，以免被俄国人暗杀，金子坚太郎拒绝了，他说：“我巴不得自己被暗杀，如果是这样的话，正好让俄国形象大打折扣！”
3月底，金子坚太郎来到了华盛顿，在白宫见到了罗斯福。当金子坚太郎问起罗斯福的意见时，罗斯福说：“美国总统表示中立，但是西奥多?罗斯福却站在日本一边，而且确信日本必胜！”
罗斯福的表态令金子坚太郎大吃一惊，要知道就算是日本军方，也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必胜”。罗斯福说出了秘密：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来自于他自己对日本做了细致的研究，同时美国军方以及驻外使馆也一致报告说日本必胜！
罗斯福的表态给了金子坚太郎极大的安慰，他知道罗斯福是偏向日本的，但金子坚太郎很明白，他需要的不只是罗斯福个人偏向日本，而是“美国总统”也偏向日本。尽管罗斯福就是美国总统，但美国总统不会去做在美国没有一定的舆论支持和社会基础的事情，如果美国的舆论对日本一直是不利的，美国总统不会去帮助一个令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好感甚至是讨厌的国家。金子坚太郎认识到，他虽然是来找老同学帮忙的，老同学也不拒绝帮忙，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推给这位老同学就可以了，他首先要从罗斯福的角度，为作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最终能够完成帮助日本这件事情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看来这才是真正求人办事的路径，哪怕找到了美国总统也一样啊。
于是，告别了罗斯福，金子坚太郎又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推销员，为推销日本的国家形象付出更加艰苦细致的努力，更加广泛地接触美国的有识之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日本得到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不得不说，这个意外收获十分关键。
在一次活动上，金子坚太郎遇到了美国著名的“亚当斯家族”成员亨利?亚当斯，这个人的祖上已经出过了两位美国总统，而他自己喜欢历史，是个比较有名的历史作家。亚当斯告诉金子坚太郎：他也确信日本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有一点他要提醒日本，俄国将来一定会从掌握欧洲金融命脉的犹太金融寡头那里筹措军费，但之前俄国对犹太人并不友好，甚至发生过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日本应该利用这一点，做犹太金融寡头的工作，使他们不要把钱借给俄国，同时，最好尽快向芬兰、瑞典派出密使，煽动内乱，狠戳俄国的背后，牵制它向战场前线增兵！
精彩，十分精彩，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一个人对他出生前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么将来很可能连他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金子坚太郎立即把这些建议发往国内，此时的高桥是清正在伦敦为筹款之事一筹莫展，接到这个国内转来的建议后才盯上了希夫等人，最后不仅没让犹太金融寡头借钱给俄国，反而让日本从这些人手里借到了钱，而在瑞典的明石元二郎也同时接到了国内转来的建议，他简直要把这位学历史的亚当斯当作知音。
这属于金子坚太郎的一个意外收获，他自己还必须继续把日本形象推销出去，当然，最好还是用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来说话，但此时日本陆军还没有完成登陆，只有东乡平八郎在旅顺港外进行封锁作战，一时还看不到战果，也就无法用日军的胜利来进行宣传。随着推销工作的深入和对美国社会更加了解，金子坚太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塑造英雄。
相较于其他国家，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各方面制度都比较完善的社会，这决定了大部分人在各自领域的表现都是差不多的，不会太差，但也不会太好。美国人认为这是正常的，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反而是很难创造英雄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很难见到英雄，美国人的骨子里有一种比较强烈的“个人英雄崇拜情结”，相比那些最终成功了的英雄，他们更加青睐那些失败了的英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更加可贵。1898年，美西战争中打出“闭塞作战”的霍布森就是这样一位在美国人眼中了不起的英雄。
当金子坚太郎了解到东乡平八郎第二次“闭塞作战”的过程和结果时，悲壮而死的广濑武夫打动了他，他知道真正的机会来了！于是乎，在睦仁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日本国内迅速掀起了一股对广濑武夫的“造神运动”，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金子坚太郎也大肆宣扬广濑武夫，本来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广濑武夫，但金子坚太郎只要说他是“日本版的霍布森”，所有美国人立刻就明白了，他们顿生好感，立即跷起大拇指说：“噢，你们日本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也有自己的霍布森！”
而日军的表现最终也没有拖后腿，虽然一直没有大胜，但逐步向着优势方向转化，陆海两地战场都是日军占据上风，战场上打不赢，那位俄国大使除了打广告也没底气参加什么活动了。而金子坚太郎却凭着坚忍的毅力，告别了最初受人冷遇的境地，不断收到出席各种活动和访谈的邀请。他重回母校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面对师生和记者，他说：“日俄开战，日本无论如何也没有取胜的希望，就是日本人也没有人认为这次战争会赢，不过日本如果退让一步，俄国就会紧逼一步，日本决心拿起武器，即使被灭亡也在所不惜。只要在世界史上写下这么一页我们就感到满足：‘过去在亚洲，有个称为日本的国家，因为反抗残暴的俄国的野蛮扩张，经过勇敢的战斗灭亡了！’”
为这一句，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而战场表现良好，战争债券也就越来越被看好，美国人不会跟正义过不去，也不会跟钱过不去，他们开始大批购买日本战争债券，投资的走向又反过来影响了舆论的走向，主流和民间舆论终于开始转向亲日。投资了日本战争债券的美国“股东们”用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日本的支持，一个人牵着几匹马找到了日方人员，说他可以组织一个骑兵团帮日军出战，理由是“听说日本骑兵吃尽了哥萨克骑兵的苦头？听说是因为你们没有好马，你看我们的马都是好马，让我们去教训那些该死的哥萨克吧！”；在学校，美国孩子拒绝穿俄国产的皮鞋，课余玩打仗游戏时，扮演俄军的一方必定是失败者；在歌舞剧院，当幻灯打出尼古拉二世的头像时，观众会立即骚动，高喊“取下去”，换上睦仁的头像，全场为之欢呼雀跃，学着日语高喊“班载”，每当日军有捷报传来，人们就会上街游行庆祝，就像是欢庆他们自己的胜利。
越是深入开展推销，越是深入接触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金子坚太郎越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助者他助”的道理，无论他的口才、见识多么好，多么能言善辩，日本都必须先自强，日军都必须先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战场上的最终胜利，一切都无从谈起，最终都会烟消云散。讲究所谓“平等”的西方人有个奇怪的逻辑：在他们的世界里，有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之分，当西方人把你当作野蛮人时，他们是不会去帮助你的，甚至不会去同情你，因为他们认为野蛮世界的事与他们无关，这正如人类不会因为丛林里的狼在吃羊而杀害狼一样。
对于金子坚太郎来说，他的工作也完成了，随着美国舆论的好转，对日本的支持率上升，他成功“帮助”了罗斯福，为罗斯福出面调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这件事情变得水到渠成，这个时候，罗斯福不去帮助日本反而有点不合时宜！
1905年2月8日，趁着日俄战争打响一周年之际，罗斯福首次以私人身份向尼古拉二世劝和：你们辛辛苦苦打了一年了，可以说打得难解难分，彼此难分胜负，谁也没打过谁，现在结束战争并不有损您的威严，但如果继续下去只会两败俱伤，真诚地希望两国为了和平早日停战。
此时奉天会战还没打响，睦仁和大本营的打算是，如果尼古拉二世同意停战，日本就和俄国开始谈判，但日本必须取得对本国有利的条约，否则奉天会战继续打响。
没想到尼古拉二世更是条汉子，他用一句话回呛罗斯福：俄罗斯帝国在奉天的几十万陆军精锐正枕戈待旦，波罗的海舰队正要扑灭日本，我们战斗到底！
接下来，俄军在奉天会战中失利，东乡平八郎更是全歼波罗的海舰队，明石元二郎煽动了更多的革命暴动，大家以为尼古拉二世这下该低头了，没想到他对于和谈又置之不理，反而决定把战场重新调回到陆上，下令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向前线增兵，看来又要继续打陆战。
这个狂人，看到俄军在陆上没打赢，他打到海上，海上没打赢，又重新打回陆上！尼古拉二世的疯狂终于连日本人都感到了害怕了，山县有朋战战兢兢地问周围人：莫非这个人要等到莫斯科、圣彼得堡被侵占，才会和谈？
而日军占领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尼古拉二世的顽强也大大出乎了睦仁和大本营的预料，他们重新评估了战场形势：眼前的局面绝不可能摧毁尼古拉二世的意志，绝不可能是战争的终点，要迫使这位强硬的人低头，必须达到一个目标——攻进俄国本土。
多少年来，在历代沙皇的头脑里，向来只有俄国掠夺别国领土，没有别国侵占俄国领土的份，所有的俄国人也不能接受领土被入侵，只要有一寸俄国土地被占，这都将是俄国人的民族感情难以承受的！
睦仁和大本营经过研究后认为，进攻俄国别的领土是没有指望的，只有一个目标——库页岛。它与日本只隔着宗谷海峡，并且远离俄国本土，孤悬海外，俄国驻兵稀少，重新集结重兵也来不及了，岛上总共的居民才3万人左右，日本只要派出一个师团就可以解决战斗。1905年8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占领库页岛全岛。
这大概是几百年来，俄国领土首次被外国军队侵占，虽然库页岛说到底也并非沙俄的领土，是他们从大清侵占的，但库页岛被日本人攻占已经让俄国国内群情激奋，引起极大的民愤。尼古拉二世本人和沙皇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革命者趁机四处暴动，火焰在熊熊燃烧，更要命的是，就连法国和德国两个传统的“盟友国家”竟然也落井下石，他们不但不再认购俄国的战争债券，竟然反过来认购日本的债券，看来是要搭上发财的最后一班车。
国外借不到钱了，这对尼古拉二世和俄国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他此时的境地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四面楚歌。战争是要建立在政府还能够运转的基础上的，如果政府运转都濒临危机了，那还是先保政府吧。
尼古拉二世任命了财政大臣维特作为他的代表前往美国与日方和谈。维特出发前，尼古拉二世特意接见了他，谈到条约时，尼古拉二世突然变得面目狰狞，他咬牙切齿地告诉维特：“我真诚希望谈判能导致战争和平解决，不过我不会允许俄罗斯让出一寸土地，也不会允许俄罗斯付出一个戈比（俄国硬币的最小面额）的赔款，记住，是一个戈比。”
带着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维特出发了。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维特一行人制定了应对日方的政策：第一条，做一个配称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特使，不因这个强大帝国一时稍受挫折而沮丧和心急，丝毫不能表露出俄国有急于求和的想法；第二条，和谈是在美国进行的，要以民主、朴素而毫不势利的作风博得美国人民的同情，特别是对在美国的记者要主动并殷勤对待，让所有的记者都容易与俄方接近，使他们舒服（吃一堑长一智）；第三条，犹太人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的势力很大，对他们要十分友好，不露出任何敌意（血的教训啊）。
1905年8月10日，在美国不起眼的港口城市朴茨茅斯，日俄和谈正式开始。日方的代表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果然不出维特所料，他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把日方条件一口气说了好几条，维特这边的文书简直拿笔都写不赢。概括一下，小村寿太郎说的主要是这些：
第一，朝鲜半岛看来是“远东和平的最大祸源”，它就划归我们日本单独管理了；
第二，日俄都同时从满洲撤军，但你们之前取得的旅顺、大连湾的“租借”权以及附属特权都要转让给日本，同时东清铁路南满支线也要转让给日本；
第三，库页岛和附近的岛屿必须全部割让给日本，如果俄国不想割让，就必须按照甲午战后“还辽”的案例，允许你们以12亿日元“赎回”库页岛的北半部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第四，你们同意把逃入中立国港口的俄国军舰引渡回日本，因为那是日军在战场上的成果（算得真细），同时还要允许日本的渔民以后可以到你们在远东的海域打鱼；
第五，最后，为了保障日俄两国将来长久和平，你们必须对在远东的驻军人数有限制，海参崴必须由军港改成商港。
别看小村寿太郎说得滔滔不绝，对于这些条件，日本也是有区分的，第一、二条是“绝对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必争的；第三、四条是“相对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力争的；第五条是“附属的条件”，那是用于讨价还价的。
看来日本最为看重的是他们要全部得到朝鲜，其次是部分得到满洲。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必争条件中，除铁路部分改成转让从长春到旅顺外，其余都得到俄方的承认，也就是说，俄国将继续拥有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小村寿太郎已经在“必争”项目中基本实现了目标，接下来就是最为关键的要让俄国割地赔款问题。
维特把尼古拉二世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小村寿太郎：割地赔款是俄国民族感情难以承受的，俄国不割一寸地，也不赔一个戈比的款，否则俄国将毫不犹豫拿起武器重新战斗，我们虽然是来讲和，但绝没有到不惜一切代价求和的地步，俄国拒绝服从任何与其尊严不相符的条件！
“从你们的态度，似乎你们就成了战胜国了。”小村寿太郎说道。
“很遗憾，这里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还没等维特反驳，他的手下就站了起来。
双方眼看就要谈崩，罗斯福出面了，他劝告维特适当做出让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国真的可能需要把库页岛割让给日本，因为日军已经占领库页岛了，这个岛屿孤悬海外，波罗的海舰队既然已经灭亡，俄国缺乏远东海军，就没有收复该岛的希望。
维特觉得罗斯福说的也是实情，他立即给尼古拉二世发了封电报请示：“库页岛目前在日军手里，很难预料我们能很快把它给夺回来”，这是暗示尼古拉二世是不是可以在割地的问题上稍微做出妥协，反正俄国土地很多，反正将来再夺回库页岛也不是没有可能。
尼古拉二世在这封电报上做出批示：我已经说过不割一寸土地，不赔一个戈比的战费，在这点上我坚持到底。
这位老兄的脾气维特是清楚的，他知道怎么做了。下一轮会谈开始，维特直接说了一句话：我想告诉贵方，我们的条件就是这些条件了，不服就再打一次。
小村寿太郎当然也不能退让，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又有谈崩了的危险，此时最急的倒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罗斯福。
调停是有政治风险的，把交战国双方叫到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和谈，他们却最终没谈成，又回去再打了，这在世界战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对罗斯福本人以及美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以后美国政府也不太好在世界上混。正是因为预见到了这种风险，所以罗斯福才没有把和谈的地点选在华盛顿和纽约，而是选在了毫不起眼的小城朴茨茅斯让日俄低调地谈，悄悄地谈，没想到这两方天天都是拍桌子，天天都是叫喊着还是别谈了，我们回去再打，罗斯福算是明白了，也许这两方根本就是谈不拢的，能坐下来开始谈，能谈成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他干的实在是一项苦差。
没办法，罗斯福只好亲自出马竭力促成和谈，他以美国总统之尊，亲自给尼古拉二世写了一封信，信比较长，情真意切，主要意思是：库页岛在事实上已经被日军占领，无论怎么样，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试想，如果让岛上的日军再灰溜溜地全部撤回去，到头来俄国寸步没让，日本一寸土地也没得到，他们的政府在国内是不是也无法下台？沙皇您也是领导一个政府的，要知道领导一个政府难啊，国内的人民动不动就不满意了，人民不满意，政府就会很为难，必然会反过来战斗到底，这点上您真的还要体谅，如果您能考虑稍微做出妥协，我会尽量说服日本把库页岛的北半部以及附属岛屿归还俄国（这是对俄国要割让库页岛南半部以及附属岛屿的巧妙说法，避免刺激到尼古拉二世），至于日方提出俄国需要为“赎回”库页岛北半部支付12亿日元，这个款项最后的数额，我可以跟日本人去谈。
发完信后，罗斯福又把信的副本分别抄送给俄国的传统“盟友”德、法政府，请他们竭力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时，美国驻俄大使也按照信件的意思，亲自进入冬宫游说尼古拉二世，看来罗斯福把所有能出动的人都出动了，作为一个第三国的总统，他已经给了尼古拉二世足够大的面子。
从事实说，罗斯福的立场虽然一直比较倾向日本，但他说的也是实情，这个实情尼古拉二世也必须面对，在考虑完之后，尼古拉二世做出了他的第一次让步，也是最后一次让步：同意日本提出的得到库页岛南半部以及附属一切岛屿的要求，但日本希望得到的所谓俄国支付“赎回”库页岛北半部的赔款是：零。
在尼古拉二世看来，库页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那也只是暂时割让给日本，将来俄国还是要再夺回来的，但是如果日本人想要钱，一个戈比也没有。“他们想要的话，可以自己来取”，尼古拉二世强调了一遍，命人发电报给维特：“皇上命令你，如果日本代表仍然提出过分要求，就停止同他们的会谈。”
沙皇最后的底线已经露出来了，接下来就看日方的反应。维特一干人已经在收拾行李，做好了随时离开朴茨茅斯的准备，现在就连维特也有信心，尼古拉二世虽然极其强硬，但也并非完全狂妄无知，尽管再打一次俄国会有很多的困难，但事情总是有多方面的，也总是会很复杂的，尤其是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俄国的战费确实很紧张，没有国家愿意再借钱给他们，但俄国还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连尼古拉二世私人都藏了很多，必要的时候愿意把它们拿出来；革命之火确实很难扑灭，但俄国也在进行相关的君主立宪改革，罢工和骚乱的浪潮正在逐渐平息下去；最后，维特已经把谈判的过程和细节在美国当地报纸上披露出来，只要在俄国国内再公布，让俄国人们了解谈判破裂的过程，他们又会燃起保护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感情的斗志，在事实面前，革命党人自然也无法攻击沙皇是在“蒙蔽人民”，到那时，凝聚军心民意再打一次也不是不可能。
这就是尼古拉二世的底气，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用几乎蛮横的态度把这个底气发挥了出来，阻止了日本人在条约上贪得无厌，现在该轮到日本人来面对现实了。如果再打一次，日本的困难并不比俄国小，实际上也完全打不起了。罗斯福转而给日本政府写了一封长信，同样情真意切。罗斯福说：“如果日本是因为没有得到一寸土地而继续作战，那倒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日本只是为了一笔赔款而继续作战是不明智的，即使日本再打一年的仗，本身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哪怕日本最后取胜，占领了西伯利亚，俄国还是不会偿付任何赔款，甚至到那时连赔款的能力都没有，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俄国将拒绝赔款，而文明世界的舆论也将支持俄国拒付日本所索要的如此巨额或与此相近的款项。”
与此同时，犹太金融寡头希夫等“股东”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战争再继续打下去，这是一种互相毁灭的做法，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说，一切的风险将变得极为不可控，我们恐怕将很难再向日本提供大量资金。
而随着和谈的进行，美国的舆论又开始倒向俄国了，这是因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维特等人始终遵循他们“善待记者”的原则，谈判过程对媒体全程透明和公开，而日本代表团恰恰相反，现在他们变成了索要的一方，只能狮子大开口，提出苛刻的条件，自然要竭力防备和阻挠记者的采访报道，不让美国媒体和民间知道更多的真相。就这样，双方代表团就像是拿着剧本的演员，处处各怀目的又小心翼翼，让美国的舆论发生了变化，大部分的舆论和美国人都认为，就两国在战场上的表现，日本应该获得库页岛，但继续要求俄国支付赔款是不对的。
日本没有实力了，也不能再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接受现实，反正他们“必争”的目的已经达到。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历时19个月的战争结束，日本直接参战兵力约30万，总伤亡数超过了24万（阵亡约8.9万人），伤亡率高达80%，几乎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人战死。俄军直接参战兵力约为50万，阵亡人数只有日军一半（4.3万人），但被俘人数是日军的40倍（8万对2000），日军以“死海战术”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加上和谈成果，保障了“利益线”，实现了开战前的预期目的。
战争还给日本带来了一个“长期利益”，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不得不承认日本已成为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日本已迈入“文明国家”的行列。1911年，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的关税协定权被彻底废除，从此结束了西方世界在日本的一切特权。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为这一目标走过了40多年的时间，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当时亚洲唯一能够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h4>“一生俯首拜阳明”，乃木希典的最后提醒</h4> 
罗斯福为调停日俄战争做出了贡献，当时的舆论对他的评价是，“他让100万人放下了手中的枪，为此他将获得一座纪念碑”。1906年，罗斯福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而《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也最终使得日俄两国在满洲保持了一种“均势”，完全符合美国一直推崇的“与其让一个国家的大兵留在那里并封闭那个市场，不如让各国的银行家和贸易商人进去互惠互利”的“门户开放”政策，爱好和平的罗斯福更爱美国国家利益。
根据条约，日本获得了东清铁路南满支线的大部分以及旅顺、大连湾的“租界”权，青泥洼自然不能再按俄国人的说法叫“达里尼特别市”，日方根据中文“大连湾”的名称，正式将青泥洼改名为大连市。
条约签订后，尼古拉二世在俄国国内加快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等自由。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的速度远远追不上革命的速度。1917年，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主要力量的“十月革命”成功，沙皇政府被推翻，尼古拉二世走投无路，当年拒绝割让俄国一寸土地的他以及包括医生、厨师和仆人在内的全家11人惨遭革命者灭门，留下了欧洲皇室历史上最血腥的灭门惨剧。
条约签署了，虽然部分日本民众对这个结果也并不满意，甚至发生了反对条约的骚乱事件，但战争基本按照明治政府的意愿结束了，日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场盛大的庆功会在睦仁的要求和主持下召开，他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为这次战争做一个总结，也为此时的日本做一个总结。
这场战争最后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他们确实曾经耀武扬威，但也到油尽灯枯之境，儿玉源太郎气色大不如前（1906年死于脑出血），秋山真之疯疯癫癫，神神道道，成天待在寺庙里面叫嚷着要出家。他幼年时没有当成和尚，现在倒真有可能要去当和尚了，或许他是没有战术可以研究了，只好去研究神佛，不能再向东乡长官倾诉了，只好去向佛祖倾诉。日俄战争，要去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还有一个人和死无异，那就是——乃木希典。
他总忘不了那些阵亡在203高地的第三军年轻士兵，那一张张充满稚气和憧憬的脸，他们是带着策马扬鞭的梦想来到前线，不是要死在本国军队的无差别炮火覆盖中，他们是他的士兵，却在事实上被他屠杀。
在那一天的庆功会上，有一个人的出场是值得提到的，他就是东乡平八郎，在所有人看来，东乡平八郎的发言是值得期待的，所有人也对东乡平八郎充满着喜爱，他们认为日本失去了一个旧武士的精神领袖西乡隆盛，却又得到了一个“新武士”的精神领袖东乡平八郎，失之西乡，收之东乡，这是日本的幸运。大家已经把东乡平八郎当成“国宝级”的人物，准备聆听他的高见妙论和充满智慧哲理的话语，人们特意掏出了准备好的小本子，抬头看着东乡平八郎，准备记录下他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经历过多次战争的东乡平八郎，只想对日本有一个提醒，一个明确的、最后的提醒。
在我经历的那些战斗中，始终有一个未出场的英雄，一个站在幕后看不见的主角，他就是王阳明。王老夫子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人能自求多福，也会自作自受，一团体，一组织，一国家，一政府，一民族概莫能外。兵者，终究是不祥之物，唯有敬畏才能破除不祥，希望将来的日本能够对用兵之心有所节制，不要陷入对战争的狂热，不要陷入穷兵黩武的深渊，那些成天梦想着攻上中华大陆、叫嚣着“大陆政策”的人更要警醒。
中华文明依然很强大，它本身并没有过时，只是中华之子没有让它跟上时代，故步自封、家天下的大清朝廷对此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是它在主宰着中华大地，但日本不要再向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表露敌意。大清朝廷可以任凭腐朽堕落，它却抵挡不住中华前进的脚步，中华的力量之源，始终蕴藏于民间，广袤的中华大地如渊，如野，但也总是藏龙于渊，藏英于野，英雄皆崛起于草莽，继往开来者多始于布衣。只要每隔上千年，甚至只要几百年、几十年，中华民族中就会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和优秀儿女，怀着至诚之心，勇敢地站出来，用坚实的肩膀去承担自己的使命，终有一天，中华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一定会发出他们的怒吼，搬开所有挡住他们前进的巨石，包括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
东乡平八郎太想把这一些告诉在场的每个人，但他实在是很不习惯说长篇大论的话语，特别是在这样的场合，简直比指挥联合舰队还要紧张，他准备了一块木牌，一块挂在腰间的能够表明他最后的态度与提醒的木牌，他举起了这块木牌，让周围的人们能够看到那上面的几个大字：
一生俯首拜阳明。

第十四章 立宪改革的起点：慈禧亲自提拔袁世凯
日本做出了它的总结，大清也需要做出它的总结，它是“中立国”，但战火就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朝廷并不具备中立的前提，朝廷可以不参战，民间却无法避祸。这场战争给大清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俄两国军队所到之处，多少平民死于炮火之下，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选择“中立”，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最屈辱的选择。
日本的胜利深深地震撼了大清，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和几年前的戊戌变法一样，这次改革的时机竟然也是因为日本，看来日本确实是“大清的闹钟”。而这次改革不仅是因为日本，还要学习日本——最主要的是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保大清”的口号已经响彻朝野，以日本模式的立宪改革已经获得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高层的首肯，曾经的对手日本越强，朝廷内部的“救亡”危机就越严重。对于立宪改革朝廷很心急，担心的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还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它能让大清实现强大吗？
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强力反对朝廷以日本模式实现君主立宪的，竟然是与日本有着极深渊源的袁世凯。
<h4>李鸿章去世，接班人成各派争夺焦点</h4>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皇宫之际，慈禧逃往西安府。一路上，慈禧见到了一个和京城大不一样的西部地区，这里没有繁华，甚至连表面上的繁华都没有，只有实实在在的荒凉和贫穷，连慈禧的伙食都没有保障，老人家还要挨饿受冻，更加可怕的是慈禧之前从来没有在哪位大臣的奏折上发现过这一切。
大清果然是国坏、官邪、民穷啊，但对于慈禧来说，这并不是最紧迫的，最紧迫的是八国联军还在京城里待着，朝廷只留下了奕劻和李鸿章在京城和八国联军谈判。洋人的态度是慈禧可以回宫，但朝廷也必须保证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不会再来一次，如果慈禧不表现出锐意改革的开明形象，洋人那里就过不了关，那就只能永远在陕西吹风沙，最好的伙食可能就是羊肉泡馍。
1901年1月29日，慈禧颁布上谕，这道上谕比较长，我们在这里就不摘录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各位，从今天起，咱大清要坚定不移地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啦！史上著名的“清末新政”开始了，其实“清末新政”只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在民国，它被称为——遮羞变法。
对于改革，慈禧这一次似乎是大刀阔斧的。4月，她在西安府宣布在朝廷层面成立指导改革的最高机构——督办政务处（简称政务处）。这个机构把奕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大佬全部拉了进来，改革的分量骤然加重。而到了8月份，慈禧推出的各项改革举措达到了高潮，其中包括部分裁撤只能吃朝廷干饭的绿营军等等。慈禧突然发力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个月，李鸿章在京城与八国联军的谈判进入了尾声，在即将签署条约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慈禧可以回到皇宫的关键时刻，她不得不在改革方面有所表示，密集出台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重大改革举措——对洋人也要讲政治啊。
9月，《辛丑条约》正式签署，八国联军从京津撤军（但俄国没有从满洲撤军），慈禧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终于可以比较安心地回到皇宫了，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吧。
但在北京的李鸿章并没有等到见上慈禧最后一面，在签完《辛丑条约》之后，79岁的李鸿章一直病居北京贤良寺，俄国人不想从满洲撤军，就指示俄国驻北京公使来找李鸿章施压，希望李鸿章能够代表朝廷答应满洲以后只能先“租借”给俄国。这还是独霸满洲，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李鸿章自然无法答应，否则其他列强也会为难朝廷，而俄国公使就守在李鸿章的病床前催促，反正你不签字，我就天天上门来催，说得恶毒点，就是趁着你还有口气，我才来。
11月7日，严冬，俄国公使径直来到李鸿章病床前，要求奄奄一息的李鸿章就俄国提出的条件签字画押，而李鸿章早已经是连笔都拿不起来了，再也无法去签什么字，也再也无法为大清去操劳了。在俄国公使走后不久，李鸿章逝世，逝世时双目依然圆睁，留下一段流传至今的名言：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
李鸿章去世了，慈禧很伤心，但更重要的事是决定李鸿章接班人的人选，这个其实似乎并不需要慈禧操心，因为李鸿章在去世之前已经早做安排了，他已经把自己的直隶总督之位暂交给了周馥代理。
我们来认识一下周馥。他当年64岁，也是安徽人，李鸿章的正牌老乡。自从25岁那年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之后，周馥一直是李鸿章的左右手兼心腹，对李家很不错，可以说与李鸿章名为主仆，实为手足。如果说盛宣怀是李鸿章最信任的经济上的助手的话，那么周馥就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政治上的助手，事实上李鸿章一直把周馥看作权力衣钵的继承人，提前进行了安排。
当李鸿章来京与八国联军谈判之时，周馥正在四川做官，李鸿章就奏请慈禧把周馥调为直隶副省长（布政使），成为他这个直隶总督的下级，然后去世之前又让周馥代理自己的直隶总督之位并奏报慈禧。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说，但一切已经显而易见了：周馥是李大人从他的北洋集团中挑出来的接班人，如果在他死后，周馥能够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比较满意的。
正是为了能够让周馥顺利接班，李大人生前的安排还不止这些，他还为周馥打击了一下那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袁世凯。
此时的老袁为山东巡抚，他曾经作为李鸿章的下属驻扎朝鲜，那时候李鸿章很是欣赏袁世凯，毕竟这家伙办事能力突出嘛。不过甲午战争前，袁世凯这小子从朝鲜一回国，就立即抛弃了当时权势还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寻找新的靠山，给京城里的王爷们送了好几箱金条。原来在朝鲜多年的袁世凯早已经看出，日本必定会对大清动手，而一旦动手，李鸿章必败，大清必败，李大人即使将来不被朝廷拿来当替罪羊，权势也会一落千丈。而对于老袁这样深刻了解日本的人来说，他知道日本既可怕又可学，到时候朝廷会“奇缺”军事人才，所以要早做准备，去寻找李大人之外的晋升门路。果然，甲午战争后，通过转投到李鸿章原来的政敌——清流派李鸿藻、翁同龢门下，老袁最终获得小站练兵的机会，以德、日模式训练新军。李大人对于袁世凯的“背叛”就只有气不打一处来了，这是他心里的一根刺，他曾当众痛斥袁世凯：“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
当然，从整个事情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李鸿章和老袁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权走茶凉，翻脸比翻书还快也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只不过老袁准确地预判了官场权力走向，相信李大人也是会理解的，只是有些怄气。果然，在成为小站练兵统领之后，老袁又把原来的翁同龢等人给无情地抛弃了，新投靠在了荣禄的门下。此时的荣禄已经是领班军机大臣，深得慈禧的信任，正在西安陪在慈禧身边，一旦李鸿章去世，荣禄自然会支持老袁接班。李鸿章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在去世之前，李大人只好请动与他同在京城的北洋集团的老朋友庆亲王奕劻出面，奕劻在京城亲自表明了他并不支持袁世凯的态度，也算是为李鸿章中意的周馥铺路了。
等李鸿章一去世，接班人之争就达到了高潮。按照惯例，李鸿章应该有一份“遗折”的，也就是死前的最后一折，但李鸿章生前并没有来得及写这份折子，只是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11月8日），才由心腹幕僚于式枚根据李鸿章生前的意思代为写好，然后上奏此时正在回京路上的慈禧，关于这份“遗折”，各种说法就冒出来了。
有一种说法是，折子中明确地推荐了老袁接班，并且还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环顾宇内人才，无有出袁世凯之右者”。可是，我们在这份遗折里并不能找到这句话，白纸黑字，没有就是没有，甚至连袁世凯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那么，是不是这份遗折还夹着一份机密的附片，这句话就出自附片中，被慈禧“留中不发”，导致我们现在无法在历史档案中查到这一句话了？
其实，不要说凭着李鸿章生前对周馥的安排他不会推荐老袁，即使真的有这样一个推荐老袁的附片，慈禧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留中。李鸿章是11月7日去世的，慈禧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并在当天就终止了李鸿章去世前做出的周馥代理直隶总督的安排，正式任命袁世凯为署理（代理）直隶总督，而收到于式枚代笔的遗折是11月8日之后了，在慈禧已经任命老袁的情况下，如果李大人在生前也有推荐老袁的意思，这不正代表君臣一心吗，慈禧有什么需要特别将这样的“附片”保密的呢？另一方面，在于式枚发出这份遗折之前，他也已经在北京看到慈禧对袁世凯的任命，老袁成为接班人已经成为大家都知道的既定事实，如果再写关于老袁的推荐语，按照官场上的理解，这并不能表明李大人“和朝廷一心”，而是李鸿章北洋集团的后人在借机向袁世凯“献媚”，让李鸿章显得“掉价”，于式枚实在是没有必要多此一举的。
问题来了，既然李鸿章在生前其实已经选中周馥作为接班人，他为何不亲自写个遗折呢？明确推荐一下周馥岂不是更好？
答案是：这不是更好，而是不能，即使他是李鸿章。
朝廷的大臣几乎月月都要写折子，事情紧急的时候天天都要写，一直写到死，平生千折万折，遗折为最后一折，俗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考虑了大半辈子的“领导会怎么想”，似乎可以借着快死的这个机会考虑一下“自己怎么想”，猛着胆子说点儿心里话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将死之言比平时要考虑得更多，这不仅只是关系到你死后荣誉的追认、谥号的档次、葬礼的规格、哪种级别的领导来出席你的葬礼以及身后人的待遇等等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死了，你自己就没有挽回的余地，说老袁翻脸不认人？那是整个官场都翻脸不认人！
要知道在遗折里指名道姓地推荐一个接班人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如果没推荐准，无疑就会有损李大人死后的声誉和清白，让李鸿章连死了都下不了台，其实也就是让慈禧和朝廷下不了台，让人觉得朝廷对一个刚死的大臣也没人情味，最终损害的还是李大人身后人这一方；而如果碰巧推荐准了，就又多少有以“尸谏”来要挟朝廷的味道，要知道天威难测也是朝廷要追求的正常现象，总之，朝廷里的有些事情，可做不可说，对于推荐周馥接班，李鸿章已经做了，就不需要在遗折里去说了，考虑到北洋集团方方面面的利益，把这个问题在纸面上回避就是最佳选择。
位极人臣的李鸿章，就是这样在死前用行动微弱地表达了一下他的愿望，而慈禧在第一时间否定了他的遗愿，然后给了李鸿章一个无比体面的谥号——文忠。李鸿章时代就算已经结束了，其实李鸿章和慈禧的关系一直还算不错，如果不是“非常之时”，他的遗愿慈禧还是要照顾一下的，至少也不会第一时间就否定——哪怕是先让周馥出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过段时间再把他调走，也算是给了李鸿章一个面子嘛。慈禧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此时正是她的“非常之时”，最终决定这个接班人的人选的，不是李鸿章、奕劻，也不是荣禄，而是她自己。
<h4>慈禧的考虑</h4> 
当时传言，慈禧决定谁来接李大人的班，其实连她自己说了也不算，是洋人说了算。这个说法表面上是有道理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直以来都是直接与洋人打交道，慈禧必须照顾一下八国联军的态度，她还没有回到京城，那帮大爷是得罪不起的，不过八国联军那边的意见慈禧早就了解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也挺乱啊。
俄、法是一直支持他们的“老朋友”李鸿章这边的，而这两国的利益相反国英、美、日就支持袁世凯。由于山东是德国的地盘，德国人也不希望老袁出任直隶总督，但他们担心的只是袁世凯调走之后，再没人能够镇得住山东，又闹起义和团事件，所以实际上他们是支持老袁接李鸿章班的，只是又加上了一个建议：如果朝廷要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就应该把山东也划给袁世凯兼管，改称直东总督。老袁听闻后，惊奇地表示“那怎么可以！”，然后派人把德国人的这个态度“无意中”报告给了荣禄，荣禄大惊失色，小袁你这野心也太大了啊，不仅想成为李鸿章接班人，原来的地盘也不想放过。于是荣禄不得不亲自出面阻止这个传言，让洋人明白这绝无可能，荣禄还忍不住感叹了一句：我死之后，只怕没人可以制得住袁世凯！
这是一个插曲，不过这也说明在这件事情上洋人那边也复杂得很，也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慈禧选周馥也好，选袁世凯也好，都不会遭到洋人的集体支持或抵制，朝野间流传的“洋人做主”并不真实，一切都要靠慈禧自己拿主意。
而生前的李大人不知道的是，为慈禧签订完《辛丑条约》，让慈禧有了回宫的条件之后，他的使命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即使他不死，又多活几年，慈禧也会把他从直隶总督的位子上调走，给李大人安排一个新的工作，而让袁世凯接任！
这一切的秘密，正是来自于那件慈禧不得不办的大事——新政，也就是新一轮改革。
对于慈禧来说，在启动这场改革的同时，她也从当年的那场戊戌变法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她没有像当年光绪那样一头扎进改革大业中，亲自去冲锋陷阵。她先是在朝廷层面成立了办事机构（政务处），把当时所有的重臣都拉进这个班子，班子里分为做主的（督办政务大臣）和助手（参预政务大臣）。做主的除了庆亲王奕劻外，其余都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如荣禄、李鸿章等，助手则是有影响力的总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开始，袁世凯是没有进入政务处的，他只是个山东巡抚，级别还不够。这就是说，只要仔细想想，政务处这个指导大清改革的最高“司令部”，其实就是朝廷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的另外一块牌子，足见慈禧对新一轮改革的重视和掌控，要知道军机处也是被她直接掌握的。
于是乎，政务处成立之后，所有的重臣都要去考虑如何“办改革”这件大事，慈禧自己却是凌驾于这个政务处之上的，她是一个总揽总管的人。虽然慈禧也是像当年的光绪那样亲自发动了改革，但她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没有丧失始终充当仲裁者的地位。将来改革有功了，出来领功；一旦再次出现戊戌年间那样危及江山颜色和她个人权力安全的情况，她又可以出来灭火。即使是在政务处里，慈禧也没有特别指定一个人去办，只要是政务处里的大臣，谁都可以去做，反过来，谁都可以不去做。
关于朝局，老人家已经想得够现实了，但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方面，大清的改革总是先由最高层从朝廷发动，然后找个地方来落地，实现最高层关于改革的设计。而大清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其他地方想推进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慈禧虽然只想总管总揽，但也绝对无法像戊戌变法时期那样躲进颐和园去当“甩手掌柜”，必须亲自推进这场改革，时时给予态度上和政策上的支持，当然对慈禧来说也是时时盯住这场改革，让改革推进到她希望的那种状态，这个地方就是以皇宫为辐射的“天子脚下”。
这就是说，从改革的角度，这个人对慈禧来说十分重要和关键——新的直隶总督，同时也将是大清新的改革带头人。
慈禧心目中所谓“新”的直隶总督，是指原直隶总督李鸿章北洋集团之外的人选，所谓“新”的改革带头人，恰恰就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这些原大清改革的带头人之外的人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谁都知道，通过洋务运动，这三位“改革老臣”是大清改革领域的种子选手，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即使李大人在当时确实已经年老多病，还不知道能够活到哪天，他也在表示会把权力衣钵传给周馥，他死了周馥就可以顶班。而慈禧并不考虑他们以及他们中意的继承人的原因恰恰就是：这三个人具备丰富的改革经验，他们在改革领域的资历实在是太好了。
自从洋务运动开始之后，这三位大人已经在改革领域混了几十年，先后把北洋、南洋和湖广打造成大清改革的“样板地区”。但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里，以这三位大人为核心，这三个地区的大小官员们借“改革”之名，成功地完成了利益的重新分配与垄断，并把模式固定下来，在利益垄断上做到了“与时俱进”。与大清其他晚进入改革轨道的地区相比，这些地方有了机器制造局、电报局、铁路等，表面上的经济一派繁荣，改革显现了巨大的效应，但也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门路。如果要在这些地区随便进入某个衙门，跟这里的大小官员打交道，就会发现和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多少区别，老百姓们要想办件事情反而更难——因为这些地方经济好，红包要给得更多嘛。与其他所谓落后地区相比，这三个地区其实并没有积累多少所谓“改革的优势”，甚至由于官员们利益垄断模式是新近结成的，反而在下一轮的深化改革中更加难以打破。
原来，大清的改革进行得越久，积累的不是继续推动深化改革的能量，很可能是阻碍深化改革的负能量，至少改革正能量的积累与改革推进的时间并不是成正比的。李、刘、张等这些曾经的改革领导者，已经被官僚集团吞噬为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那些当年很是瞧不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洋务派、变法派，依靠新一轮的官僚资本的积累，反倒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压制民间经济，反对深化改革，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即使不那么反对，也不再那么积极了。李鸿章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表现就是明证，因为在他们眼里，改革改到实现他们的利益为止就可以了，他们一直与大清的疾病打交道，直至自己也成为了患者！
这就是官僚集团的威力，也似乎是所有由朝廷发起的、至上而下的改革的宿命。李鸿章等这些改革带头人，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打造的那些改革“样板地区”，就在改革推进中被他们自己给抛弃了。当然，在慈禧这个现实的人的眼里，这些改革老臣和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不仅已经是改革的阻力，还是在大清掌控权势和财富最多的人。当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时，改革又会成为最大的利益蛋糕，慈禧自然不会选他们，从而去增加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权势。事实上，仅仅在3年后（1904年），又借着这新一轮的改革之名，慈禧是要拿这三个曾经的改革“样板地区”开刀的，而首要的是夺去它们的人事权和税权。这个故事我们放到以后再说。
现在我们知道了，朝廷的改革并不亚于一场战役，对改革带头人的选拔不亚于战场主将的选拔，袁世凯恰恰是因为还不是“改革老人”，不是李鸿章北洋集团的人才脱颖而出，也恰恰因为不需要李鸿章什么“环顾宇内人才，无有出袁世凯之右者”的推荐才脱颖而出。他还只是个山东巡抚，他的势力成长到能够影响甚至与慈禧抗衡，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他才可用，这是慈禧选中他为李鸿章接班人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至于能不能干，有没有改革的意愿和能力，那是第二位要考虑的。
当然，这个第二位条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老袁这个人有强烈的改革意愿，戊戌变法时期领衔编练新军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此次政务处成立时，他因为级别问题暂时没被选入，但政务处成立后的第四天就上奏了有关改革的详细方案，从十个方面逐条提出改革建议，在全大清所有官员中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了对新一轮改革的支持。而在老袁都已经上奏两个半月之后，政务处里的刘坤一和张之洞这才联名连上三道改革方案奏折，时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虽然名头更响，但从上奏的时间来看，这两位改革老臣似乎是拖到了拖不动的时候才拿出改革方案。袁世凯目前基本无害又有新一轮改革的热情，慈禧心里简直“满满都是爱”啊。
如此看来，李大人的面子实在是不算什么了，事实上为了提拔老袁，慈禧还破坏了朝廷的一个大规矩，甚至可以说祖制，它说起来很搞笑，这就是年龄。年龄问题对于朝廷来说是很重要的，而此时的老袁只有42岁，比周馥还小了20多岁，由他担任有“天下第一督”之称的直隶总督，也实在是太年轻了。以42岁就担此重任，这应该是大清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要知道就连当年参与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李鸿章大人也是熬到了47岁才爬上这个位子，而功劳比李鸿章还大的曾国藩同志更是熬到了57岁才成为直督，经常把“祖制”挂在嘴边的慈禧，那是用这个框框去框住别人的。
和荣禄一样，慈禧担心的其实也只是老袁的野心问题，担心将来还能不能制得住他，袁世凯的手上有一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军，在军队里的势力不算小，但他毕竟1894年才回国，在大清官场不过混了六七年，政治基础还比较薄弱，军政两界有一处软肋，便可以掌控！
而慈禧远远不知道的是，正是由于她的这个任命，袁世凯才从一个基本上的纯粹军人成功“跨界”，通过接下来在改革领域实实在在的作为和业绩，建立起他雄厚的政治资本，并最终成为他在几年后终结大清朝廷，也压制革命党领袖成为民国总统的资本！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属于袁世凯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接下来袁世凯应该在改革领域大显身手，做出一番成绩，这也是大众所希望的。而对于老袁来说，他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这些，回宫路上的慈禧一行人已经进入河南，马上就要进入直隶境内，老袁的首要任务是做好对慈禧的接驾工作。
<h4>钻营和逢迎：袁世凯为改革打下“皇室靠山”</h4> 
早在几个月前，当慈禧的车队从西安府启程时，老袁就派出了军队前去一路护驾。现在，慈禧的车队即将进入自己的地盘，老袁派专人去省界先行迎驾，而他自己率领直隶高级官员在直隶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跪迎。
对直隶地区的高级官员来说，马上要见到太后了，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谁都明白，只要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次，说不定就够得上他们在下面辛辛苦苦干一年，所以对于这次的接驾他们也是有精心准备的，发自内心地期盼和欢迎。早在几天前，他们的脸上就提前准备了幸福的笑容，准备一见到慈禧，就要给她一个乐开了花的表情。
12月26日，慈禧车队抵达顺德府，随机召见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地方官，众官员根据预先彩排，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只顾着保持微笑了，却没有注意到署理总督大人有一个让人很吃惊的动作——哭。袁世凯一开始还哭得很小声，做抽泣状，然后跪在地上越哭越大声，越哭越伤心，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肚子疼。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在场的官员们都暗暗捏了一把汗。按照大清祖制，除非国丧（先皇死了），跪迎的大臣是不许在皇上面前哭的，哪怕你小老婆刚死，大老婆一激动又不再允许你再娶小老婆，见到圣驾也应该恭敬为是，摆出一副幸福感油然而生的样子，总之哭是万万不可的，否则轻则治你冲撞圣驾之罪，重则怀疑你图谋不轨。众官员都大气不敢出，袁大人啊袁大人，您这哪里是来迎驾，简直是来砸场子的啊。
发现袁世凯跪在那里哭，就连龙车里的慈禧也觉得纳闷了，连忙派人去问话。
“始太后蒙尘出外（逃到西安），臣未能追随、警跸（保护您），万分悲悔。今见圣容清减（您瘦了），痛彻肺肝，不觉失礼！”袁世凯跪在那里，大声回答。
原来如此啊，听到这番话，慈禧也不禁两眼发红，只想大哭一场，她不是不知道袁世凯说的是事实。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老袁也在事实上参加了东南互保，对慈禧抗令不遵，最后只派了3000人到京城，还故意磨磨蹭蹭，没有与八国联军作战和保护慈禧出逃。但别的大臣参加东南互保是把慈禧真给忘了，老袁没有，慈禧在逃亡的路上，一路艰辛，满面尘烟，平时那些满口效忠的臣子都不见了，甚至连皇亲国戚也都没人管她，只有一个人始终给过她温暖，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如果要让此时的慈禧发表一篇现场感言，标题那一定是“我还记得”。
袁爱卿啊，我还记得，当我逃到山西时，众多官员中只有你上折子，说山西太穷了，你从山东挤出了10万两白银，派军队星夜兼程给我送来；袁爱卿啊，我还记得，当我逃到西安终于有一个落脚点时，你不是送银子了，而是派人送了几百车的各种生活用品，有吃的，有穿的，还有用的和赏玩的，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山东巡抚，别人可以说你这是投机，但我却要说你很厚道。
做人很厚道，这就是逃亡归来的慈禧对袁世凯的最终评价。
老袁不愧为一个精干之人，他知道，以他自己的情况，在第一次见到逃亡归来的慈禧的那一刻，首先不是积极表现出“热烈欢迎，喜迎领导”，而是消除领导对自己违令不派兵救驾的不良看法，坚决拔掉慈禧心里的那一根刺。于是，他哭了，哭得很认真，哭得“万分悲悔”，通过他的一哭，给了他自己与慈禧一个台阶下，倒让慈禧想起了他的那些暖心往事，君臣之间的嫌隙也就消解了。果然，慈禧不仅没有治袁世凯失礼之罪，反而指着袁世凯不停地说：“他是个忠臣，他是个忠臣”，一时间君臣两人一齐做落泪状，就差点抱头痛哭了，气氛好一阵小温馨。
要问跪在老袁身后的大小官员呢？不用问，他们全哭了，声音竟然比老袁刚才还大，呜呜呜……望着这些下属，害得老袁也比较尴尬，也不好当场发作，唉，你们跟着哭什么啊，太后夸我是个忠臣并不只是当场说的一句话，是说了一个故事，你们不懂？
袁世凯赶紧把慈禧迎候到老省城保定，小住三日后，正式欢送慈禧一行继续前往京城回皇宫。在这里，袁世凯精心安排的另一个盛大仪式出场了：
 
铁路局特备火车一列，共二十二辆，计上等花车四辆，皇上、皇太后各用二辆……车站两旁，扎有彩棚三十座……开驶时，军队擎枪奏乐。（《西巡回銮始末记》）
 
说起来这并不是慈禧第一次公开坐火车出行，几天前从正定到保定的路途中，袁世凯就精心安排慈禧坐了一次火车，这次的专列将是直接开到京城的马家堡火车站，袁世凯安排新军在起始站和终点站分别接送。根据老袁的吩咐，他们一律不下跪（这在之前是大逆不道之罪），按照西洋军礼背包举枪，行举枪礼，旁边还有一支军乐队用西洋乐器敲敲打打，演奏西洋乐曲。据说在马家堡火车站，袁世凯让军乐队演奏的是激昂的《马赛曲》（法国国歌）。所有这些“西洋景”，在过去的皇家礼制中别说看见，连想都是不敢想的。而对于老袁“出格”地安排的这一切，慈禧不仅感觉很受用，还有另外一种特别的心情——感激。
从西安府启程开始，慈禧表面上是风光回京，但她自己也知道，自从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她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朝野上下都很明白，如果不是李鸿章签署了《辛丑条约》，她是回不了京城的。在这个时候，她任命老袁为“天下第一督”，名列疆臣之首。在慈禧的心目中，这个“第一”，首先是要带头处处维护她和朝廷的权威，袁世凯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而真正让慈禧对袁世凯刮目相看的还是他鼓捣出来的这些“西洋景”。
在通过《辛丑条约》换来可以回宫的基本保障之后，慈禧心中始终放不下的是另外一件大事——改革。但与其说此时的慈禧有多么关心改革，不如说她更关心如何在朝野特别是洋人中打造开明形象，这不仅关系到慈禧的权力安全，更可以说关系到她的生命安全。虽然签了条约可以回宫了，但难保不出现变数，这就是慈禧光从西安府到直隶就走了将近三个月的原因，她老人家是一直在走走停停观察局势，即便是被袁世凯迎候到了保定府之后，她又小住了三日，这不是一定要给老袁这个面子，真正的原因是那几天甘肃又发生了攻击传教士的教案，虽然八国联军已经退出了北京，但慈禧很是担心立即回宫洋人又要找她麻烦，在又观望了三日之后，这才安心地坐上老袁为她安排的火车。
老袁费尽心思弄出来这些“西洋景”，正是为了进一步塑造慈禧的开明形象，在官场上，老袁的这一招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移风易俗。风气向来是被当作政治信号的，这一点倒是中外都通用，具体做法就是让领导带头亲近一下新玩意儿，虽然这些所谓的新玩意儿很可能在民间早就不新鲜了。比如火车在大清就已经出现了好多年，而慈禧公开亲近它们，大家一想到领导竟然也跟我们一样了，“泯然众人矣”，就会十分喜闻乐见，乐于奔走相告，领导和朝廷的形象似乎立马也就扭转了。
这正是老袁把慈禧“安排”上火车的原因，体现了老袁同志敢于打破传统的魄力和准确把握局势的“大局观”，更何况他的“细节”也不差，新军不下跪而举枪、军乐队演奏《马赛曲》等等，形式上是新，效果上也丝毫不损慈禧的权威，反而能给人一种别样的威严感。到这里，慈禧算是彻底明白了：让她有能够回到皇宫的基本保障，这是李鸿章给的；而让她能够在回到皇宫之后继续驾驭群臣和这个国家，在洋人那里也说得过去，这是袁世凯给的！
有这样一位能够让领导放心和舒心的下属，慈禧不感激老袁，她感激谁啊？回到皇宫后不久，她就把袁世凯由署理直隶总督改为实授，正式转正！
老袁并没有因为领导离开直隶而中止他的“送温暖工程”，他也坐上了那趟火车，一路亲自护送慈禧回宫，总算是弥补了之前“未能追随、警跸”的遗憾。来到皇宫之后，老袁同志仔细检查了皇宫，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皇宫很破烂，很多地方都被八国联军损坏了，领导出了一趟长途差回来，连住都住不舒坦，怎么办？
有位名人说过，这个世界上的女人都喜欢不易长久保存的礼物，这意味着你还要再送，但只有一样礼物是例外的，那就是石头，石头的升级版是钻石，而石头的加工版就是宅子。老袁啊，你有本事送太后另一座皇宫吧！
老袁没这个本事，不过送不了皇宫，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办到的，那就是对皇宫进行装修。
这件事情落实的难度是装修用的银子。逃亡归来，朝廷是没银子的，内务府也没银子，直隶总督衙门更没银子的，但老袁很清楚，朝廷和官府都没银子，并不代表官员们没银子，银子就在他们的手里。
考虑良久，老袁决定还是先礼后兵，他把直隶的中高级官员都找出来开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告诉了他们有关慈禧的住房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总不能让太后住危房，希望各位能够奉献一点银子出来，支援一下国家搞建设，本督保证将来归还。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参加了上次的迎驾，当时他们哭得很伤心，现在——他们真哭了。
大人啊，我们也很穷啊，您也是知道的，近年家当货物的银钱啥都涨，就是朝廷的俸禄没见涨……
说完，这些直隶官员一脸无辜地望着这位袁总督，那意思就是明摆着：要银子没有，要命您也拿不去，想摘掉我们的顶戴您还得请示朝廷，您看着办吧。
老袁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了。没过几天，他又回来了，重新把这些人叫在一起开会。这次，他还是那么客气，他痛心疾首地告诉大家：各位大人啊，天津的那些票号掌柜（银行老板）实在是太可恶了啊，他们竟然告知诸位在票号里都有巨额存银。各位知道，自朝廷新政以来，整顿吏治、查贪反腐也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此事事关诸位官声廉洁和前途，本督不得不派人去查验，查验结果证实所言不虚。但本督绝不敢相信那些存银就是诸位大人的，一定是某些不良掌柜冒用了诸位的名义作为户头，以吸引更多的存银，为了惩戒奸商和整顿市场秩序，本督已经下令把那些有冒名之嫌的存银全部封存了，众位大人看这样处理如何啊？
话音刚落，有人当场一口气上不来，袁世凯说得对，在这个非常时刻，反腐的高压线是不能碰的。大家只好强忍着内心的疼痛，连声说道：“大人您封存得对！封存得对！我们可以保证，那些存银绝不是下官的，绝不是下官的！”
“真的不是吗？”袁世凯很关切地问。
“不是的啊，大人！您看那像是我们的吗？我们一脸菜色……”有人站起来，拍着胸脯表示。
“那好，我们就把封存银两全部充公，上缴国库！”
装修银两的问题解决了，对于老袁来说，这下他连还都不用还了。不过从此之后，大清官员们都知道把银两存在票号里是不太安全的，票号也归朝廷管，他们想什么时候拿走就能什么时候拿走，还是要把它们存在朝廷管不到的票号里，比如国外的汇丰银行什么的。
装修开始动工后，袁世凯也回到了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上班，毕竟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但老袁也并没有因为离开了京城而忘记了皇宫里的慈禧，而是把“送温暖工程”坚持下去，坚持把太后照顾得无微不至。老袁派人在京城西郊民巷附近开了一家名叫“临记”的洋行，表面上，这只是一家外贸商店，实际上却是老袁的秘密驻京办。洋行里会时不时到一批外贸潮流产品，比如巴黎香水、瑞士钟表、伦敦八音盒等等，然后和内务府联系一下，问问太后对这些玩意儿感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马上就会有人送到宫里。等到慈禧过生日时，老袁甚至还从香港进口了一辆小汽车，亲自送到宫里，它十分先进，最高时速可达19公里。慈禧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连忙问：你这又是玩的什么名堂？据说老袁灵机一动，用“会跑的轿子”来打比喻，说它是轿子改装的车，名曰轿车，从此“小轿车”这个称呼就流传了下来。
连太后你都敢哄，胆子不小。
后来，慈禧要去西陵祭祖，这可以说是朝廷大事，但也可以说是慈禧个人的私事，从京城到直隶境内的西陵原本是不通铁路的，为了让慈禧避免长时间坐轿子的辛苦，老袁请了一个名叫詹天佑的人修了一条40多公里长的支线铁路，名叫西陵铁路。它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由国人自主设计和修建的第一条支线铁路。几年后，在袁世凯的聘请下，詹天佑又成为总工程师，成功地修建了第一条由国人设计并修建的干线铁路——京张铁路。
回天津后，袁世凯的眼睛并不只是盯住慈禧，除了慈禧身边的太监、宫女需要打点，还有老靠山荣禄大人自然也要送银子。1903年，荣禄病重，“临记”洋行里的眼线立即打探出，宫里已经传出消息，接替荣禄成为领班军机的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老袁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决定：派人携带十万两银票进庆亲王王府！
一直以来，老袁和这位庆亲王之间虽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也算不上融洽，这位王爷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爱好——银子，所以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很深，能从李鸿章的北洋集团中拿到不少银子。当老袁不断给荣禄送银子时，奕劻还曾经酸溜溜地说过：“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现在，老袁相信，十万两银票一定会敲开庆亲王王府的大门，一定会让他和这位王爷冰释前嫌。
在听到自己即将取代荣禄成为领班军机时，奕劻在他的王府里紧张地思考着今后该要走的路。大清自开国以来，在慈禧之前，亲王一般是不能进入军机的，更别说成为领班军机了。不论你有才没才，各位亲王才是皇帝重点戒备的对象，如果让他们既位高又权重，那么和皇帝也就差不多了。但慈禧的情况有些不同，她擅长权谋，在局势面前很精细冷静，驾驭人的手段极其厉害，拉和打都很有一套，但她对具体的行政事务没有兴趣，再加上毕竟也是个女人，从精力到行政才干方面都需要一个男人在前面顶着。当必须有一个男人在前面顶着的时候，她还是宁愿相信爱新觉罗的后代，而不是曾国藩、翁同龢、李鸿章。于是乎，从当年的恭亲王奕?开始，亲王进入军机处并成为领班军机在慈禧这里几乎成了惯例，中间只被一个出身于满人平民之家的荣禄打断过，害得朝野间也不断传出她跟荣禄的男女八卦，而现在，荣禄大人即将离去，终于轮到奕劻了！
从1894年受封起，奕劻已经当了近十年的“庆亲王”了，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军机处，就成为领班军机，“位”和“权”一肩挑，将成为大清真真正正的二号人物。但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奕劻还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处理朝政，除了常年在外务部积累了一些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外，其他的都比较平庸；对于搞权谋，连想都不用想，那绝对不是慈禧的对手。不过奕劻很清楚，正是因为他不像当年的奕?那么能干和厉害，这才进入了慈禧的法眼。慈禧已经老了，再来一个奕?那样的人，她可受不了，绝对不会让他成为领班军机。所以，归根结底，在慈禧的眼里，奕劻的“忠心”是比能干更具价值的。
于是乎，站在慈禧的角度，奕劻很快就明白了今后的路：只有紧跟慈禧，不犯事关忠诚的“原则性错误”，哪怕“小错”不断，也能最终保平安。在军机处，自己能不能做到把表现对太后的“忠心”放在处理朝廷和国家大事之上？在朝堂上，能不能做到处处带头自觉维护慈禧的权威？至于自己那点贪银子的爱好，只要是在朝廷谁的银子他都收，谁的银子他都爱，只贪财，不结党，就已经不是慈禧眼里的原则性错误和路线问题，甚至就是主动给慈禧送上的敲打自己“忠心”的武器。千百年来，多少二号人物就是以这种自污来换取专制君主的放心，免得君主要打击你的时候，他还一时找不到把柄。
而“政治正确”的第二条就是要笼络好袁世凯，也就是替慈禧笼络住袁世凯以及他手里的新军，成为保护慈禧权力安全的枪杆子。这件事情原本是前任领班军机荣禄做的，现在荣禄走了，必然会成为他这个继任领班军机不得不去做好的事情。当然，对于奕劻大人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袁世凯成为了北洋集团新的带头人，他那个贪银子的爱好就很需要袁大人。袁世凯需要办的事，他会在朝廷中帮衬，而他不方便敛的财老袁自然会替他来敛，奕劻担心的其实只是袁世凯还会不会像当年李鸿章那么大方。毕竟自己从那里拿习惯了，再拿总要方便些，这才酸溜溜地说了不少“醋话”，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了。
庆亲王府，奕劻把那张银票推辞了好一阵，实在推不掉也就只好收下了。正是从还没正式进入军机处这一天起，奕劻大人就已经在成为“朝廷第一巨贪”上一路狂奔，很快就到达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境界：谁的银子他都能收，朝野上下把庆亲王王府私下里称作“庆记公司”，奕劻本人也在汇丰银行里存有几百万两银子。当然，送钱最多的还是袁世凯方面，对于这个习惯用银票来说话的人，奕劻简直十分喜爱，差点叫他一声大哥，后来发现自己比老袁足足大了21岁，叫大哥实在是不合适，就让自己的儿子载振与袁世凯结为拜把子兄弟，老袁的事，就是他的事，老袁的钱，也大部分是他的钱。大清的朝臣和疆臣、军机处和直隶总督衙门、皇族权贵和改革阵营，就这样达成了权钱交换的高度默契，结成了彼此需要的利益共同体，历史上把他们称作庆袁集团。当然，对于在慈禧和袁世凯之间把握准那种微妙的关系，奕劻相信他的心里还是有数的。
就这样吧，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任直督袁世凯同志，被朝野寄予厚望的李鸿章接班人袁世凯同志，就先后稳住了朝廷的一号人物，搞定了朝廷的二号人物。在大清最需要改革强者的时刻，历史似乎选择了一个只会耍官场阴暗手段的人。但我们知道，老袁绝不是这样的人，事实上就在溜须拍马、行贿逢迎的同时，老袁也一直在直隶总督衙门锐意改革。那为什么要改革，就要先行贿呢？或者是边改革，边行贿呢？其实这件事情对于老袁来说，是比较正常的，甚至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因为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当慈禧从戊戌变法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时候，老袁也得到了他的想法。几年前的戊戌变法开始时，改革也是大清朝野最广泛的共识，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老袁还没有直接参与，却差点连命都没了。现在，局势让他走到了前台，这是他的意愿，他也别无选择，就更不想因为这新一轮改革把自己的顶戴给改没了，甚至把脑袋给革掉了。当大清需要改革的时候，其实已经病入膏肓，朝廷已经存在普遍而有系统的贪腐，想避开这种贪腐“洁身自好”地去改革，老袁认为他办不到，那不是他认为可以在现实里能够做到的事情，依据多年在官场磨炼出来的技能，老袁反而认为这并非坏事，因为他擅长这一套，他也需要为他自己钻营，为改革寻找最强最硬的靠山。这也是变相增强了改革阵营的力量，扩大了改革的舞台，至少，如果将来有人想过河拆桥，也要让他们成为桥本身！
大清新一轮的改革舞台就这样搭建起来了，而袁世凯也即将交出他的改革答卷。他在甲午战前处心积虑地回到大清，又处心积虑地闪转腾挪，最终走到了大清改革阵营的最前沿，走到了扛起大清改革的旗帜的这一天。对于袁世凯来说，他终于有机会实现早在驻扎朝鲜时代的那个愿望了，他一直把日本当作一个可以学习的敌人，接下来的袁世凯并不像当年的康有为，他不批判旧的，只做新的，他正是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仅把当年那些变法派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一一落到了实处，还做好了更多的事，也由此开启了他与慈禧从亲密合作走向严重分离的序幕。袁世凯，属于你的那张十分出色，足以在史上占据不可替代地位的改革成绩单，已经徐徐拉开！

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
<h4>袁世凯用实干成为大清改革“第一人”</h4> 
从事实上说，老袁的这张改革成绩单是很了不起的，他开创了一项项的改革纪录，以至于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中，不得不出现很多个“创始人”“创办人”“鼻祖”“第一”之类的称号。而这些纪录实在是太长了，本人在这里尽量做一下精简，希望能够从五个方面来展示一下这张成绩单，它们是：法治建设、军队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
说到法治，离不开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公检法。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三大领域的近代化改革，竟然都与老袁有关。
先来说“公”。我们知道，在过去，军警是不分家的，上前线浴血杀敌的是士兵，到菜市场追着小偷到处跑的也是士兵，中华大地上一直没有“警察”这个分工明确的职业，是老袁第一次让它来到了大清，但其实他也是被逼的。
天津之前被八国联军占据，根据《辛丑条约》，八国联军从京津撤军，但山海关至京城铁路沿线要地由洋人驻军。洋人保留了这条从海上抵达京城的快速通道，在交还天津时，又规定朝廷不得在天津以及环天津20里内驻军。老袁觉得这很不是滋味，由于外贸的发展，自李鸿章时代起，天津就已经成为了直隶的新省城，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老袁要去天津办公，还不能驻军，更重要的是天津是京城的门户，山海关经天津至京城战略要地都被占，洋人很快又能兵临北京城下，国防安全形同虚设，怎么办？
在仔细研究了日本等国的情况后，老袁终于对“警察”产生了兴趣，于是想出了一个“化兵为警”的办法，让一批新军集体转业为警察学员，接收天津时这批警察队伍就入驻了。洋人有意见了：不是说好不让驻军的吗？袁大人大方地告诉他们：我带来的不是军，是警，这还是从贵国学来的！请各位仔细想一想，在各地驻警是不是国际惯例？
洋人一想也是，这确实是国际惯例。在强大的国际惯例面前，洋人也就没脾气了。老袁在天津驻警成功，还派驻到北塘、山海关等地，以“警察”的名义保护天津和周围国防要地。
后来，国防无大事，老袁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发展警察事业了，毕竟最初那支队伍只是拿来应急的，所谓“化兵为警”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老袁才不会把辛辛苦苦练出来的新军都拿去当警察。他当时派人也在民间招募了一批警察学员，其中竟然包括之前在大闹的义和团。老袁派人半动员半强迫地让这些义和团员穿上警服，拿起警棍，从之前干打砸抢烧工作转变为维护秩序的警察。这就是说，老袁创立的我国第一支警察队伍里，不仅有军人，竟然还有曾经造成社会动乱的流氓和杀人犯！这自然是良莠不齐的，随着组建工作的深入，天津的巡警进行了专业的升级改造，发展出马巡（骑警）、河巡（水警）、暗巡（便衣）和消防队，和之前的“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到了1905年，趁着京城里发生出使五大臣被革命党人吴樾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袁世凯上奏慈禧成立了大清巡警部，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安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打击犯罪的中央部委，和以前的兵部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了，不出意外，巡警部既然是老袁发起成立的，这个部委里就被老袁安插了很多亲信，他们表面上负责大清公共安全，暗地里可能还有人替老袁收集朝廷的情报和通风报信，看来老袁创立我国史上第一个巡警部，比他创立的史上第一支警察队伍纯洁不了多少，因为里面还潜伏进了特务。
好吧，虽然队伍不怎么纯洁，但多个第一，老袁已经无愧于我国警察界的“鼻祖”这一光荣称号。
接下来就要说到“检”和“法”了。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情况和大清类似，洋人在日本犯案只能由洋人审理，享有治外法权，明治政府意识到，只有日本的司法体系先做出改革，与西方宪政国家接轨，才有可能通过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于是明治政府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司法改革，比如废除刑讯逼供，建立四级三审制，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等等，并于1899年彻底废除所有西方国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在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后，1907年，老袁治下的天津先后成立了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和乡谳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方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再加上朝廷的大理院（全国最高法院），已经在大清建立了完备的四级三审制，同时还在天津设立了检事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检察院。不过，机构是学来了，但相关的原则在大清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比如刑讯逼供并没有被彻底废除，司法也没有真正独立，审案子的虽然有了专门的人员，不再是知县老爷，但知县老爷仍然有门道去干预审案的结果。不得不说，老袁的手里虽然诞生了我国第一套近代地方司法、检察系统，但他也没有斗得过传统。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老袁的老本行——军队改革。这方面他比较有经验，所以整个大清的军队改革实际上都是他负责的，他也兼任了朝廷练兵处会办大臣。老袁参照德、日等国的做法，把大清的军队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个序列，规定常备军服3年兵役后退为续备兵，又三年为后备兵，再三年退伍为民，但遇有战事，这些人又可以征调入伍。这是我国军队史上第一次有如此科学的梯队化设置，但更加科学的是具体到每一支军队的改革。
大清之前的军队都是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的，每营为500人左右，若干个营再组成规模再大一点的军队，编为前路军、后路军、左路军、右路军、中路军之类，而且在兵种上基本都为步兵。这在拿着长矛大刀对砍的时代还可以，但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以步枪大炮为武器的大规模战争需求了。于是，袁世凯负责编练的新军开始把基本建制扩充为——“镇”（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师），人激增到12500人左右，镇下面依次设有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每镇以步兵为主，同时设置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兵，很显然，在扩大基本建制的同时还考虑了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
到1905年，袁世凯练成新军6镇，这已经是大清最重要的一支国防力量。当然，不出意外，老袁又在这些军队里培养了大批嫡系军官，他们就是后来的“北洋军阀”。
在教育领域，没有中过举的袁大人最重要的改革，自然是在1905年联合张之洞等人奏请朝廷废除科举了，不过袁大人并不是仇视高等教育，他也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总督直隶期间创办的各类新式学校简直数不胜数，比如南开学校，这是今天南开大学（著名校友周恩来）的前身；陆军大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类大学；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这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著名校友蒋介石）；北洋法政学堂，这是我国第一所法政专科学院（著名校友李大钊）。更加难得的是，老袁还热心女子教育，比如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著名校友邓颖超），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子医学校，等等。
经济领域的改革应该是老袁花费心血最多的地方，他规定，直隶新官员上任之前一律先去日本学习考察3个月，回来后通过考核才能上任。这确实很有效果。直隶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等等，都是这些官员考察学习回来后办起来的，其他著名的工厂还有造纸公司、煤矿公司、洋灰（水泥）公司、玻璃厂等等。实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学习日本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1902年袁世凯命人在天津开办北洋银元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机械化大规模造币，便于流通的银币替代了银两之后，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
在多种改革举措并举的情况之下，渐渐地，大清涌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城市，一个新的改革中心和窗口，它就是天津。史料有载：
1901年，天津有了自来水，而北京直到1908年还认为自来水是“洋水”，怀疑有毒而不敢使用；
1902年，天津有了电灯，又领先于北京；
1906年，天津城内建起了环城有轨电车并通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拥有轨道公共交通的城市，领先于京沪。
所有这些“西洋景”，不仅给天津这座城市带来了繁华，更培育了天津的人们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讲究公共卫生等初步的公民意识。正是在得大清改革风气之先的基础上，老袁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大动作——地方自治试验。
所谓地方自治，不是不要中央，而是用法律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更重要的是，自治是指“民治”而非传统的“官治”。公共事务由人民通过并监督当地官府去治理，而不是依赖官府，这就难免要搞搞选举、参政议政之类的事情。总之，地方自治可以看作实现宪政的基础和根本途径。
对这个破天荒的事情，老袁十分重视，在1906年正式启动之后，他先是派人专程到日本学习取经，等他们学习回来后，再派到各个县乡村落，把选举的好处和办法编成白话文，在村头张贴小广告，还要编成顺口溜和戏文在庙会上唱大戏，挨家挨户宣讲，告诉百姓们选举于国于民于己有什么好处，动员他们参与选举。老袁还特意交代这些宣传人员：你们要向老乡们讲清楚搞选举原本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利，不是朝廷又一次摊派下来的某个任务。看来老袁也很清楚，大清的老百姓们实在是被摊派怕了。
一年之后的1907年，天津首先开始选举。40多万人的天津府先推举了2500多名议员候选人，再正式选出30名议员，包括正副议长各1名，组成“民选”的天津议会。这个从民间选举出来的机构，和天津府是平级的，根据规章，它可以监督天津府行使权力的状况，与天津府共同管理天津的地方事务。也就是说，老袁的选举已经搞到了府这一级，袁世凯专门派人祝贺：“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国前途贺！”
应该说老袁的这次地方自治试验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事先不断造势，但老百姓看热闹的很多，真正参与的较少。很多场次的选举最后还是沦为多被士绅和富商操控，这并不是袁世凯愿意看到的，但乡村的势力一直由士绅把控，除非老袁自己下去当村长，否则他们一定会让选举变味，老袁一时也无能为力。我们还是要为他的这次尝试和破冰鼓掌，到1911年，大清大部分省份都纷纷依据老袁的模式和经验，把选举推广到乡一级，成立了乡议会等基层民主选举机构。
尽管很有瑕疵，但老袁并不知道，自从洋务运动以来，改革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城里的事，甚至只是通商口岸的事。袁世凯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他应该是千百年以来，仅有的把最核心的政治权力意识和最基本的民主意识带给了最基层、最普通的山野农夫的王朝大臣，真正有别于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等人。在乡村推广选举之前，袁世凯已经联名上奏朝廷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然后搞选举，这引领专制王朝向近代化转型的一套组合拳，也给了那些担忧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乡野子弟一个微弱的希望吧。
袁世凯并没有辜负慈禧当初的期望，他已经成为了大清“改革第一人”，在盼望改革的人们中拥有越来越高的威望，已经把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打造成大清新的改革“样板地区”，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官员慕名前来学习取经（“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津”），以先改的带动后改的，达到共同改革的目的。但是，也不得不说，老袁大部分的舞台，还是在直隶，就在天津进行选举之前，他曾经在朝廷推动和主导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立宪改革，然而，这一次的改革不仅让袁世凯焦头烂额，也将成为大清命运的拐点！
<h4>袁世凯推动五大臣出洋</h4>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根本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这是一种既保留皇帝，又颁布宪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制度，是日本明治维新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日本能够迅速崛起的终极秘诀。发现这一点之后，老梁办起了《新民丛报》，由于从报纸的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都是梁启超一个人，是老梁自己的媒体，所以也可以称作他的“自媒体”。梁启超的见识和文笔还是不错的，有分量的文章基本都是出自他之手，所谓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的政治必然，大力弘扬和普及君主立宪知识，这些文章再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到大清国内，大家终于发现了一个事实：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中，只有大清和沙俄不是立宪国家了。作为君主专制的帝国，无论是沙俄还是大清，它们的黄金时代都过去了，却还要携手一起，与世界潮流为敌，互相依偎，互相安慰，却在安慰中更加落伍于世界，直至都在国内满目疮痍。面对革命运动的暗流，看来大清需要首先做出改变，进行一场真正适应世界潮流的根本性变革。
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发展成了“立宪派”，他们呼吁朝廷参照日本模式实行君主立宪，这些人包括国内外的留学生、东南沿海的实业家、士绅以及个别朝廷官员等等，从这个时候起，当年的“维新派”终于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奋斗方向，以前只知道要“变法”，到底如何变，那是各有各的说法，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经常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一天一个想法，而现在终于发现了打开大清改革之门的那把总钥匙——宪政。这是很不容易的，它经历了戊戌变法时期的失败，经历了失败后的流血，经历了流亡海外，此时的康梁也许才发现，对于一件从没干过的事情来说，第一步也许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能不能首先提炼出一个明确和具体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之乱，朝野上下的“救亡”危机进一步加重，慈禧推行新政，袁世凯成为改革的带头人，成绩令人瞩目。1904年6月，民间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大实业家张謇给老袁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在朝廷出面推动立宪，张謇很清楚，虽然立宪的思潮和舆论已经很热，但如果没有朝廷实权人物的推进，那也只是思潮和舆论而已。
老袁的回答令人意外：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尚须缓以俟时）。
袁世凯在等待那个时机，那个对于朝野来说“救亡”危机最严重、民间舆论也最强大的时机，这就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此时日俄已经开战，俄国和大清一样，都是君主专制国家，日本却是学习的目标，如果日本取胜，立宪国战胜了专制国，说明君主立宪确实要比君主专制“强”，这对于一直饱受洋人欺负的朝廷来说，将是不小的震撼，也无法拒绝这样的学习。
一年之后，1905年6月底，日本战胜俄国已成定局，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实权大臣没有一个不谈立宪。地方上，以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代表，他奏请派考察团去国外考察学习。朝廷里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代表，这位平时看上去有些保守的清流派大臣，竟然更猛，奏请慈禧派他亲自出国去考察学习，其他如御史赵炳麟等人也纷纷奏请立宪。这时候，一直“稳坐钓鱼台”的袁世凯才出手了，他奏请慈禧先派皇室亲贵出洋去“考求政治”，等考察回来之后，太后可以根据考察报告再做决定。
袁世凯不愧为老谋深算，派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去，慈禧才会放心，而他并没有特别提到日本，而是认为应该去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这才有“大国风范”。慈禧批准了，老袁当即让直隶总督衙门出了十万两白银，在地方督抚中带头解决了出洋考察的经费问题，要知道朝廷是没钱的，老袁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发挥了他实干的作风。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推动立宪，老袁虽然动作比较慢，但他比任何人都具有坚定的决心，这种决心来自于他的自信：在朝廷，只有他才能把立宪推进到底，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这项改革事关太多人的利益，台前幕后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白天黑夜都有无数个脑袋在算计，必定比在直隶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都要更加艰难和复杂。就他自己的官场风险来说，除了没有那个围园杀后的阴谋之外，他已经变成了当年的康有为，所以他才不能学康有为，他必须“手段灵活”，偶尔玩玩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把戏，低调做人，不疾而速，如此才有可能换来一个理想的结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立宪改革真不是那么简单。
9月24日，以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等五位大臣为领队，大清的两路考察团分别去往日本和欧美考察学习，史称“五大臣出洋”。这是几千年以来未有的事情，也是迈向立宪的重大一步。报纸上推出了专题报道，“立宪派”更是奔走相告，喜极而泣。在人们的欢送中，载泽一行人来到京城正阳门火车站，上了为他们准备的专用车厢。人多眼杂，谁也没注意，一位不速之客也混上了车厢，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枚炸弹，估计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安检措施，这个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就被带上了火车。
这个人准备把炸弹扔到五大臣怀里的，不过他终归是混上来的，没办法过分接近载泽等人，炸弹引爆了，此人当场身亡，五大臣相距较远，伤得并不十分严重，但着实吓得不轻。据说当时载泽大人摸着自己的头问：“我的头呢？”别人望了他一眼，赶紧回话：“大人，您的头还在呢！”
这个人是革命党人吴樾，这起“人体炸弹”袭击事件也是他和他的同志们精心策划的。革命党人并不希望朝廷推动立宪，朝廷一旦立宪，就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戴，把一部分人心再度吸引过去，革命就会失去市场。所以在革命党人看来，立宪最受伤害的其实就是他们这帮人，不惜以暗杀来破坏，当然，他们也并不相信朝廷会真心进行立宪改革。
炸弹一响，朝廷里有人的态度就变了，他们纷纷上奏攻击立宪，要求立即叫停。形势一片风声鹤唳，仿佛又回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前，在天津的老袁同志大概是鼻子比较灵，他嗅出了朝廷异常的政治气息，也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开始跟在这些人身后附和“不可立宪”。袁世凯的表态传到了载泽等人的耳朵里，他们很是摸不着头脑：之前强力推进立宪的不也是你老袁吗？又出钱又出力的，怎么现在又反对了？他们以为老袁的立场又变了，成了反对立宪的人，以至于后来跟人谈到朝中有谁阻挠立宪，载泽悲愤而答:“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
其实皇室子弟载泽哪里了解老袁的这一套，他当年可是在慈禧面前说哭就哭的，改两句口对他来说那简直是无须按套路出牌，袁世凯最终是会让这位镇国公认识他的“真面目”的。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慈禧的态度了。朝中那些转换风向的人认为立宪带来了自杀性炸弹袭击，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万不能立宪，但他们万没有想到，慈禧并不这么看，慈禧同志一直把革命党人当作最大的心腹之患，其实立宪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革命党人。现在，既然革命党人不惜以自杀性袭击来阻止立宪，说明他们很害怕朝廷立宪，所谓敌人担心的就要加强，敌人拥护的就要毁灭，看来朝廷只有强力推动立宪，才是对革命党人致命的打击！
慈禧同时更加欣喜地看到，自从炸弹事件发生之后，社会舆论破天荒地几乎都站在了朝廷这一边，报纸对这种以“暴徒”式的政治暗杀来阻止大清进步的行为，表示出强烈谴责和极大愤慨。社会团体纷纷向五大臣发来慰问电。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慈禧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人向朝廷表达善意的，不习惯啊。
吴樾大概没有想到，他舍命破坏立宪，却反而让慈禧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出洋考察终于走上不可逆的轨道。1905年12月，在调整了其中两位大臣之后，新的“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再次从北京出发，还是以载泽为首，分率两路去往日本和欧美，对于重点考察对象——日本的这一路由载泽亲自率领。
<h4>袁世凯的立宪思想</h4> 
五大臣终于顺利出洋了，他们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老袁自然不会忘记为立宪做一些实际工作，他在天津成立“宪政研究院”，网罗了一大批改革领域的人才作为他的幕僚团队，组织他们埋头编写普及宪政的书籍：《立宪纲要》。大家知道，一旦这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仁兄开始去编书，那是有故事的。当年为了获得小站领兵的统领权，这位老兄也光荣地当过一次责任编辑，编了一本兵书献给国家——具体接收方是荣禄。
现在老袁又开始编书了。很显然，随着五大臣出洋考察学习已经成为事实，立宪的大环境已经变好，他是想执立宪改革的牛耳，成为立宪改革的权威。好吧，为了不让袁大人的工作白做，我们就以这本书以及“宪政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成果为基础，替老袁为大清的人们上一堂与立宪相关的政治课。当然，为老袁编书的那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并不像老袁那样喜欢用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大白话。为让课堂更符合老袁的风格，我们将其中的内容进行一些大白话处理。
首先，宪政是源自西方的，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和民主、自由、共和都有一定的关联，这些概念都是围绕“人”而产生的，而人有两个最基本的命题：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具备之所以能做一个“人”的各种基本权利——人权。
让我们来假设某个地方生活着1000个人，有一天大家发现其中的某一位十分富有，家里怎么说也有百八十两金子，还不肯老实交出来分给大家，于是大家认为可以把他给砍了然后把金子分给大家。这位仁兄很有意见：我的金子也是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积攒下来的啊，凭什么要把我给砍了呢？大家告诉他：因为我们这是投票啊，包括你在内，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决策。
于是这位老兄被砍头了，金子分给大家。
这就是“民主”，虽然以上讲的只是一个极端例子，但也并不能完全说他不对，这就是说，民主就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它是从积极和“善”的角度理解人的，它相信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需要去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和人权。正是因为如此，公共决策的时候只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正是要遵循这个原则，民主的精髓实际上强调的是你这个“个人”对除你之外的其他人的义务，你在实现平等和人权的时候实际上也让渡了平等和人权——因为要少数服从多数嘛，你在实现所有人的“民主”的同时，很可能会造成对你自己的“不民主”，但兄弟你也别有意见，因为它并不是特定地针对某一个人，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和人权。因此，虽然在现实中确实可能比较少见，但恰恰又不能排除民主的极端其实就是“专制”，有可能由“君主”的个人专制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有人要问了，民主和王朝历史上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是一回事儿吗？答案是：绝对不是一回事儿。首先，民贵君轻或者官轻，在专制王朝是没有制度来保障实施的，因而它是一种王朝的伪善，而民主是必须有制度保障来落地的，否则谈民主就没有意义。其次，君或者官也是“人”，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为什么就要轻呢？民主强调的是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无论你是官还是民，只衡量“人”在平等和人权方面的相同性而不在乎身份的差异性，而专制王朝的“民本”骨子里其实还是种官本位思想（不然就不会特意强调“民贵”），它区分出“官”与“民”，也就给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不仅给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还给百姓们认为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比如他原本就是爱民敬民的，却被认为是作秀，你说他冤不冤。所以，“民主”并不是要故意区分“君主”和“官主”，造成官民对立，它在本质上对每一位官员也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接下来要说“自由”了。现在，我们假设那1000个人有一个共识，“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就是要在成年后结个婚生个娃”，大部分的人都拍拍屁股去结婚生娃了，这个时候兄弟你红着脸站起来表示：虽然我也认可这个观念，但这并不是我的选择，我信奉的是独身主义，相信你们也不会把我去浸猪笼吧，因为这是我的自由啊。
这就是自由。如果说民主是代表我们的某些权利要让渡，那么自由就意味着我们的某些权利不可让渡，在公共事务中就是：保障少数。不仅要保障少数有服从多数的权利，更要保障少数有不服从多数的权利，因而自由往往只能通过自由地表达思想（言论、出版）而获得。
因为要保障少数，所以自由的精髓就是：对自我的肯定。我相信我的选择总是最好的，这并不因为这种选择本身是不是最好，只是因为“它是我自己的选择”，赢的人有自由，输的人同样有自由，自由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它本身就是最高目的，不需要为它再设定别的什么东西——比如生存、幸福、强大等等。自由的含义不是告诉我们“今天没有自由，是为了让明天获得更好的自由”，它只会告诉我们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它也不会告诉我们可以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更多成功机会而放弃自由，它只会告诉我们这些往往是获得自由之后的副产品，若放弃自由，很可能连这些都会失去。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那句话：不自由，毋宁死。
至于“共和”的概念就比较简单了，从表面上看，它的突出特征就是没有皇帝，如果深入一点理解，那就是：必须保障统治阶层只能从被统治阶层中而来。所以，任何天然拥有特权的个人、阶层、族群都是在共和中被排斥的，皇帝大人既是终身制，又是世袭制，自然要被共和排斥。
好吧，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它也有可能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自由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它也有可能造就无政府主义的暴民，至少你在强调你有半夜练习美声的自由之时，隔壁邻居也有犁了一天地只想睡个觉的自由。民主意味着某些权利可以让渡，自由又意味着某些权利不可以让渡，这已经比较乱了，此时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又都是在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君主制国家，是有自己的皇帝、大汗、国王的，要走向共和必然会带来共和革命的暴动，那么，在大部分的这些君主制国家，如何才能从本质上避免暴政、暴民和暴动这“三暴”？所以既保留皇帝，又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君主立宪就这样出现了。
看来，了解君主立宪必须首先了解宪政，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任何权力进行限制。宪政是从“恶”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是对人价值的一种否定，是对人的不信任，因此也是对民主、自由和共和的不信任，但这种“不信任”绝不是有你无我的排除，而是在高度兼容和互为支撑之后的保障和规范。正是因为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无法出现，单纯的共和也会有各种问题，宪政这才在实践中应运而生，宪政限定了哪些权利可以让渡，哪些不可以，哪些是共守的民主，哪些是个人的自由。因此宪政限制的不是民主、自由、共和本身，只是因为没有这种限制，民主、自由、共和本身将变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强大，就无法很好地“落地”。既然大家都不想乱，不如一早就做出规范，比如只要加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那么前面所说的通过投票来“砍头分金子”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宪政之前，统治阶级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往往只是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与其说是在治理国家，不如说是把治理的对象当作一个比赛对手来对付。宪政从根本上规避这一点，从而能在根本上实现包括统治者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对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持久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期望，以必要的最小代价避免陷入革命的恶性循环，这是宪政的实用功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宪政的精髓并不是它的实用功能，不是冰冷的制度，而是制度背后坚不可摧的“价值观”，才决定了制度的鲜活有力和不拘泥僵化，它无法预料个人会变得有多好，但能限制个人会变得有多坏。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从本质上来说，民主、自由、共和都不是专制、特权的天然对立面，只有在它们兼容了宪政之后才是天然对立面。因此，宪政很快成为了当时的一股世界潮流，在君主制国家实施的宪政就叫君主立宪制（英、德），在共和制国家实施的宪政就叫共和立宪制（法、美）。而和民主、自由、共和一样，宪政同样来自于实践，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正是因为它的价值观不可违背，因此需要有一套十分复杂的制度来保障实施，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他们这套制度的内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三权分立。
现在，我们继续拿那1000个人举例。某一天这伙人终于发现一件事情：为了给大家营造一种有秩序和有效率的公共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先把自己的某些权力赋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作“政府”，大家对政府的定义是：政府是必要之恶。
这句话的首要含义是：政府是必要的。政府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运作规律，无论你是否“欢迎和喜欢”它，作为个人都无法替代它，否则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暴民乱政。其次，政府不是“恶”，是“必要之恶”，公民有义务把自己的某部分权力赋予政府，因此当你已经把你的权力赋予了政府，代表你已经尽了你的义务，你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就应该享受到政府对你该尽的义务，也就是享受你的权利，甚至不需要天然地热爱政府（热爱的是国家）。这就是说，人们会天然地热爱祖国，但其实不一定天然地热爱政府，政府因为掌控权力，往往会令人“疑虑和警惕”，但当政府尽到它该尽的义务时，必然会获得热爱和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权力该赋予政府？如何保障政府只在被赋予的权力里运作但又能充分尽到义务？很显然，这需要有“法”，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了便于运作，这1000个人里会选出一定数额的人来立法——西方人称作议员，议员不得在政府中任职成为官员，同样，官员如果想成为议员，也只有先辞去公职。议员的独立性显示了这1000个人里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已经经过充分的博弈和角力，最后才凝结成一种“全民意志”。
在西方国家，议员就组成了议会（或称国会），是对这1000人（他们的选民）负责的，代表所有人行使立法权；政府依照这些法律来办事，不能违背议会的意志，也就是行政人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行政权；在这种设计中，由于政府是向议会负责的，议会是向选民负责的，人们通过对议会的控制已经完成了对政府的权力赋予和限制，另外还必须有一套独立的机构对违反法律的任何个人和单位（包括政府）进行居中裁定和审判处理，平等地对待有关各方——行使司法权。这三个方面不仅在组织上相互独立，在人员上也相互排斥（成为议员、官员或者法官，只能选其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看来，它们的出发点不是如何构建三种组织、达到三种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分权），而是把这三种目的整合成一种良性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宪政。
很显然，在这种三权分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关键的：议员是大家选出来的，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但为了让大家彻底放心，从源头上放心，还必须以民主的程序制定和通过今后一切法律都不能违反的“母法”，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要“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就是宪法。宪法的出台过程是极其独立的，在政党比较多的国家，尤其不能受到党派的干扰与控制，不能受某一政党的控制，它由议会或者专门选举出的“制宪委员会”制定并通过，甚至有的国家还需要全民公决才能通过。不仅如此，虽然宪法是宪政的标志之一，但有宪法也未必一定有宪政，还必须实现宪法的司法化。所谓宪法的司法化，就是对任何颁布的法律、个人和组织（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是否违反宪法的审查裁定——只有这样，才符合“对任何权力都保持警惕，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的宪政价值观，也才能让大家最后放心。
好吧，在老袁编书的同时，大清两路考察团也在国外加紧考察学习，他们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载泽亲率的这一路是主要考察日本、英国和法国，抵达东京之后，睦仁派出了日本“国宝”级人物、刚刚成为日俄战争最大功臣的东乡平八郎前往车站迎接，另一位“国宝”伊藤博文亲自负责传授明治维新的经验。到了农历大年三十这天，睦仁亲自在皇宫接见了考察团成员，估计双方还在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到了英国，英国女王也是亲自出来接见，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授予载泽荣誉博士学位；法国人也不甘落后，总统带着自己的老婆，陪着载泽等人爬上了埃菲尔铁塔，累得气喘吁吁。
在另一路，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在大年三十这天接见了考察团成员，甚至还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德国，德国皇帝带着皇太子亲自请考察团吃家宴，至于比利时、丹麦、瑞士、荷兰这些原本不在考察计划之内的小国，当他们听说大清考察团来到之后，争先恐后地邀请考察团前往，诸位大人啊，你们即使不来考察，来转转也行啊，风车看过了吗？
对于洋大人们的热情，载泽等人自然是清楚原因的，谁也不会放过成为大清改革老师的机会，以便将来在大清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市场开发权。但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来，洋人世界首次集体对大清友好，载泽等人感觉十分受用，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而随着考察学习的深入，载泽等人慢慢变得不爽了。英国这样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及大清一个省，因为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立宪国家，就成了“日不落帝国”，日本这样的小国还战胜了强大的俄国，朝廷真的不需要改变吗？说到底，西方国家虽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但骨子里正是因为没有把大清当成同等级别的国家，他们的集体客气，正是集体认为大清还不是处于世界潮流体系里的国家，才会对考察团如此破格礼遇，否则，他们是不会如此花费心思的，只会按照正常的外交礼仪来办。
大清确实需要强大啊，确实需要去加紧融入世界潮流，坚定地推进立宪改革！
这是载泽和所有考察团成员最后的认识，虽然和大清大部分的人一样，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宪政的“价值观”上，也是从大清需要“救亡”的国情出发，在意的恰恰是宪政能够带来的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的那些副产品，但这毕竟已经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认识了。鸦片战争轰开了大清国门，也将大清拖入世界，从此“救亡”和“改革”一直是大清最重要的两大主题，但救亡一直是压倒改革的，改革只是手段，救亡才是目的。正是因为救亡这口气一直在所有人心里憋着，改革才可以在起落反复之后一直推定下去。载泽已经决定，回国之后，他将从“救亡”“保大清”的角度想尽一切办法使慈禧下定决心推动立宪！

第十六章 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学习明治维新？
<h4>袁世凯开始主导立宪改革</h4> 
1906年8月23日，在回到京城后，载泽给慈禧上了一道密折，希望朝廷能够学习日本模式，推动立宪。所谓日本模式，可以说是“有日本特色的宪政”，它组内阁（行政权独立），开国会（立法权独立），设大理院（司法权独立），国会可以逼内阁下台，大理院可以不听内阁的，这一点和西方宪政国家并没什么两样，但问题是它在上面又加了一个“盖子”，规定天皇拥有最后的权力，也就是“天皇领导一切”，载泽总结朝廷学习日本模式立宪有以下三大好处：
首先，皇位永固。天皇的权力并没有因立宪受多大影响，但对官员的权力做出了限制，朝廷学习日本之后，自然也不会例外。
然后，能瓦解革命党。这一点不用多说，从五大臣出洋之前就已经证明了。
最后，能减少外患。载泽认为，现在洋人侵略我们，固然是由于我国国力弱小，但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原因：我朝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用洋人的话来说就是专制，洋人并没有把我们看作与他们同等的国家，而是看作半开化的国家，只要立宪，就能够融入世界，能够获得对方的认可和尊重。国与国之间正如人与人之间一样，价值观差不多了，安全感也就差不多，最起码大家都能对对方比较放心，洋人对大清的侵略政策自然会改成和平邦交的政策。
所以，载泽总结，学习日本模式立宪“利于国，利于民，最不利于官”，由于立宪之后，官员们的权力会受到限制，立宪自然会受到一些官员明里暗里的阻挠。正是因为如此，请太后排除杂念，从速宣布立宪，越快越好，而且现在宣布立宪，并不是马上就要实施宪政——实际上这也做不到，根据明治维新的经验，日本在正式实施宪政之前还有一段准备时期（预备立宪期），现在，朝廷也只不过是进入预备立宪的阶段。
慈禧被打动了，第三天（25日），慈禧召袁世凯立即进京，就是否立即开始预备立宪征询一下这位改革“第一人”的意见。在如此关键时刻，老袁自然不会退缩了，他表示“坚决拥护泽公的意见”（两人私底下早就达成共识了），预备立宪必须立即开始。为了打消慈禧的顾虑，袁世凯甚至还简要提出了预备立宪的总方案。看来是早有准备，成竹在胸。
慈禧心里基本有数了，但她也并不着急宣布，她有她的做事方法——她还要形成“集体决策”。
慈禧下令，包括老袁这个唯一的地方官在内，朝廷所有的高级大臣连续召开两次闭门会议，就载泽的密折展开讨论。载泽出于避嫌，两次会议都不参加，慈禧派出了另外一位皇族亲贵——23岁的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主持会议。
不出所料，这会上又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老袁这些“快派”，认为预备立宪可以马上开始，越快越好；另一派可以叫“慢派”，以内阁大学士荣庆等人为代表。荣庆是朝廷有名的清廉之人，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他一两银子都不贪，被人称为“纯臣”，当然，背地里叫他“蠢臣”也说不定。荣庆大人的意见是：大清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纲纪松弛、官员腐败，因此立宪改革并不是最紧迫的，应该首先从整顿朝纲入手，树立和运用朝廷的权威，强力肃贪反腐，使得官员们不敢有二心，想贪不敢贪，如此才能为将来的立宪改革扫清障碍和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个改革。
荣庆大人的话音刚落，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老袁的眼睛更是已经望着窗外去了，只有一个人随声附和。没错，他就是朝廷另外一个清廉的大臣——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瞿鸿禨。
不过这两派虽然有时间上的争论，但对于朝廷最终要立宪是没有异议的，毕竟势比人强，立宪已势在必行，无可倒转。事实上就连慈禧也很清楚，正是因为朝廷已经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才立宪，如走回头路，恐怕革命党人的队伍又会越来越壮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最终还是老袁这些“快派”占据了上风，而年轻的王爷载沣似乎只是来客串的，只是带了耳朵来而忘了带嘴来，在会上基本没有表态，之后就把会议情况如实向慈禧上奏。
决定了。1906年9月1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慈禧颁布上谕：从即日起，大清正式开始预备立宪！宗旨是仿照明治维新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天皇领导一切的“大权政治”模式。慈禧为此还颁布了两个原则——“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第二天，9月2日，慈禧颁布上谕，在大清进行全国政府机构改革——也就是官制改革，这其实也是对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预备立宪时期，曾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官制改革（废藩置县、废刀令），从这一天起大清正式进入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轨道。作为亚洲两个历史悠久的封闭国家，大清的国门要比日本更早打开，洋务运动也比明治维新还要早开始几年，而在大清扭扭捏捏地进行了“只学技艺，不涉文武制度”的几十年改革，最后又不得不掉过头去学习后来者日本，这一天实在是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厘定官制馆随即成立，决定就从朝廷的机构改革入手，自上而下逐渐推行到地方。在这个馆里具体负责的是14位大臣，称作“编纂官制大臣”，他们要带领一帮办事员编一部特别的“书”——也就是朝廷机构改革具体的方案。这部书关系到朝廷多少人的饭碗，还关系到大清的前途，虽然它没有定价，但它一定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书，14位大臣就相当于“编辑”了。
他们上面是3位总核官制大臣，以奕劻为首，相当于“总编”，只有先通过他们的审核，最后才能交到慈禧这个“出版人”的手里，然后由慈禧决定是否“公开出版”（颁布实施）。很显然，这个“出版人”虽然不参加具体工作，只是最后看一下方案，但没有她的点头，不论你编得多漂亮，那也是非法出版物，作不得数的，因为她老人家是开出版社的。
现在，14位“编辑”非常关键，他们都是慈禧指定的，当中有皇室子弟载泽、载振（奕劻的儿子），而那位刚刚客串过的载沣王爷又被排除在外了，他并没有参与此事，剩下的人就是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等等，总之，都是朝廷里权势最大的大臣，随便拉出一个来，品级都吓死人。
京官中的高级大臣都来了，那么地方大员怎么办呢？有一位总督已经加入了这支队伍，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没错，他就是老袁，他进入了14人大名单，光荣地排在第14位。
而所有人都知道，老袁的排名只是受他不是京官的影响，至于如何编这部书，还得听他的，毕竟人家在改革领域的地位和成绩都摆在那儿，还是目前慈禧面前的第一号红人，14人中的“主编”非他莫属。而来到北京之后，袁主编也一反常态，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他叫嚣：“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现在，摆在袁主编面前的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要对慈禧这个“出版人”负责，另外他也要对这部书的读者负责，也就是对“改革”负责。从接下来的内容看，袁世凯似乎更偏向后者，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慈禧无比震惊的方案：对于大清的立宪改革，一向学习日本的袁世凯竟然从根本上反对学习明治维新，具体到官制改革，那就是——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
 <h4>军机处的秘密</h4> 
要了解袁主编的这个秘密，我们首先需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军机处。
大家知道，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前。皇帝掌握权力的帮手是丞相，也就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为了加强集权独裁，老朱干脆把丞相给废除了，他自己既当皇帝又当丞相，一个人包办了很多年。到了他后代的手里，虽然大家也想彻底地掌握权力，但无奈的是没有能像老朱那样精力旺盛，成为工作狂，只好又挑了几个饱学之士组成了内阁，皇帝的圣旨先发给内阁，再由内阁下发到朝廷各部或者地方，地方和各部的事情也先汇聚到内阁，由内阁进行处理并请示皇上。于是乎，只要皇上不那么勤政，权力又集中到了内阁大臣手中。
大清是靠八旗打天下的，朝廷虽然沿袭了内阁这个制度，但一开始的权力中枢并不在内阁，而是由各旗的王爷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到了康熙时期，他终于用“南书房”这个机构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削弱了，把它去掉了那个“王”字，变成了“议政大臣会议”。所谓南书房，指的是康熙在自己的南书房里召集几个饱学之士讨论和决定核心大事，相当于大清自己创立的“新内阁”。
南书房虽然架空了八旗王爷，但根据明朝的教训，时间一久，这个“新内阁”专权的现象又会出现，继任的雍正同志自然很不甘心。在“公私两便”思想的指导下，这位老兄趁着朝廷当时需要在西北用兵，每天需要处理很多“军机”，绕开以南书房、内阁为汇总的正常行政系统，成立了军机处。而正是这个在当时并不十分起眼的机构，却一举解决了自朱元璋以来，如何既能让皇帝集权独裁又不那么累的老大难问题。
军机处成立时，是没有编制的，是朝廷的临时单位，说得过分点就是“黑户”，并且自雍正年间起，这种现象一直保持了100多年。更神奇的是，和明朝那些专职的内阁大臣不同，朝廷也一直没有专门的“军机大臣”，所有的军机大臣一直都是皇帝从大臣中挑出来的临时兼职人员，比如兄弟你原本是干的吏部尚书，自己努力上进，主动向皇帝大人看齐，皇帝大人就会看得起你，把你调入军机处，成为“吏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等到某一天皇帝发现你不那么听话了，或者由于你进入军机处的时间够久，要防备你分权了，就会一脚把你踢出军机处。不过兄弟你也不会去找皇帝哭诉和拼命，因为你还可以继续干原来的吏部尚书，工资奖金照拿，军机处那只是干的临时工的活，你又不靠军机处发工资奖金。
而历代皇帝自然也不会满足于只处理“军机”，而是以“军机”为名的全国所有大小事情，所以议政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就成空架子了，最终被废除。内阁是从前朝沿袭下来的，历史悠久，倒是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同样成了一个空架子，内阁大学士成了荣誉称号。但皇帝大人要发谕旨，就有了两种途径：一种还是按照原来的程序走内阁，公开下发，谕旨内容除了接旨人员，其他官员也知道，称为明发上谕；而另外一种途径就是由军机处直接密封发走，谕旨只有接旨人员知道，对别人是保密的，称为廷寄，由于它是打着“军机”的名义，必须由兵部派专人限时送达，从400里加急到800里加急不等。
而接到廷寄的官员将来还要把落实情况奏报皇上，一般都是采用“密折专奏”的形式，在通过军机处中转之后，与皇帝一对一秘密往来。如此一来，官员们不过是皇上廷寄的执行人和反馈人，干的还是秘密工作，跟黑社会老大与小弟之间也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军机处，它不是个“处”，而是一套系统，一套高高在上的进行神秘政治的系统，一套让皇帝的集权独裁达到顶峰的系统。如果说明代的内阁是国家军政大权的汇总之地，那么军机处除了掌控军政大权外，还同时是皇帝大人的羽翼和附庸，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实际上是皇帝的“专职秘书处”或者“专用办公室”。它成为了皇权落地的最佳途径，十分“扁平化”。从此之后，国家军政大权，军机处中转，皇上自操。
谁也不知道，军机处的出现，实际上给大清带来过巨大的损失。就拿当年慈禧的上位来说，表面看来，这是由于咸丰皇帝只顾贪图享乐而偶然造成的，但这件事情独独发生在清代，和军机处的出现应该也有着莫大关系：有了军机处，皇帝大人更加集权独裁了，并且是在小范围内集权，他老婆什么的篡个权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只需要搞定她老公即可，没有明朝以前的丞相作为阻力，也没有明朝的内阁大臣作为阻力，等到大清的大臣们明白过来时，慈禧的权都已经篡完了，她并不需要付出当年武则天那样的代价。
而深受其害的还有另外一伙人——大臣。用御史张瑞荫的话来说，“自设军机处，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事实正是如此，在军机处成立之后的100多年间，确实没有像明代那样出现过权臣，但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像样的能臣，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点名号的能臣几乎绝迹，实在是对得起“庸臣”这两个字。这也不能怪他们，“临时工”的身份原本就能造就一批又一批平庸的军机大臣，而那一对一秘密往来的“廷寄”其实就相当于皇帝在官场发动的“文字狱”，因为你不知道皇上对你周边的同僚发了什么指令，也不知道同僚们向皇帝秘密汇报了什么，皇上会不会叫人暗中监视你，同僚会不会背地里打你的小报告。在这种集权独裁而又神秘的政治环境之下，官员们也着实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弱势群体”，那么就只有把自己的思想先阉割，手脚先捆住，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而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军机处对大清最大的弊病，军机处最大的弊病是它对制度的伤害，军机处只是一个临时的“处”，并不是府，更别说是“部”，却能指挥大清的国家六部以及整个行政系统，为什么？因为它是皇帝大人亲自成立和直接管理的，只要是属于皇帝的机构，别说用一个“处”来指挥整个朝廷，给他个仨瓜俩枣都行。这就是说，军机处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君主专制王朝一个极为常见的特色：权随人走，小权随小领导走，大权随大领导走，最高权力随最高领导皇帝大人走。雍正大人是通过改组组织机构来实现集权——请注意不是只换人马，而是连组织机构一起换，后果就是朝廷中每一个新设的机构，其实都是在皇帝认为所谓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和“政令不畅”的情况下，既不裁撤旧的机构，又成立这类新设的“临时单位”，迅速提高“政令畅通”程度。所以朝廷的机构才会越来越臃肿，权力中心也才会不断转移来转移去，下面官员们的脖子都摇酸了。
当皇帝大人可以借助他手中的权力，反过来创建一套“完整的制度”，然后以“讲程序、走流程”的方式来实现集权和独裁，比如“军机大臣兼职”它也是一套制度，“廷寄”它也是一套流程，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地方大员难道就不会模仿？后世难道就不会效仿？
现在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在这场改革之初，慈禧也是拉几个人，成立了政务处，虽然改革也是人心所向，慈禧也是没有办法，她不这么做，估计大清朝野都还在沉默和忍耐，改革也只能这么自上而下地发动。但就从权力运作的本身来说，慈禧同志此举仍然没有跳出权随人走的怪圈，人心所向的政务处在本质上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军机处”，是皇帝为达到自己目的又一次“制度创新”，而就是一次次的“制度创新”，被赋予了改革的假象。当100多年前的军机处成立时，人们津津乐道，把这当作了改革；当政务处成立时，人们又津津乐道，把政务处成立本身也当作了改革，却不知道离改革的本质可能还很遥远。
原来，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真的需要首先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对于大清来说，这样的制度，是从“人治”走向根本性的“法治”，就是朝野几乎人人都在翘首盼望的立宪。在这块土地上受过很多苦难的人们，他们应该生活在“诸神”的黄昏后，再也不需要一个代表上天的“神”，再也不需要一个接一个的“神”。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那已经反复证明了行不通，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时时保障基本的果实，却能激发更大的力量，让所有人都按照“人”的规律和规矩来办事——哪怕他是皇帝，想办一件什么事，哪怕是万分紧急的“军国大事”，哪怕本身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不能随便拉上几个人成立一个机构，就“只凭领导一发动，下面就干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朝廷意志、国家意志加于老百姓们的头上，再也不能有什么人能借着“制度创新”实现对专制擅权的偷梁换柱。军机处，它因为是皇帝简单粗暴凌驾于国家正常行政系统上的左膀右臂，所以在立宪改革中就要打掉这样的左膀右臂——对皇权做出制衡！
看来，不是老袁看军机处不顺眼，实在是在一个需要立宪的政治体制面前，军机处是不合时宜的，老袁已经在方案中提出了“将军机处和内阁并入责任内阁”。当然，所谓“并入”其实就是撤销，讲究现实的老袁只不过是说得缓和一点，怕引起别人激烈的反应。很显然，这个新成立的“责任内阁”应该并不同于原来的内阁和军机处，它也是一套系统，一套几千年以来的王朝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系统。
<h4>袁世凯设立责任内阁的设想</h4>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袁世凯牌”责任内阁的秘密，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按专业分工，朝廷设11部，由这11个部的正部长（尚书）兼任内阁大臣，在这11个人的基础上，再设专职的内阁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这14人组成了责任内阁，它将取代军机处成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
相信大家要问了，这11位内阁大臣不也是兼职吗？其实我们只要仔细一想就能发现差别：他们虽然也是“兼职”，但他们本身是固定下来的人选，以后皇上再也不能随机指定军机大臣了，方案里的“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指的就是这个情况。
而责任内阁最重要的自然就是“责任”二字，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分职专任。在这次官制改革之前，朝廷出于满汉有别的祖制，各部的尚书就有2人，分别是满尚书、汉尚书各一人，一个部的正部长就有两个人来当，等于在一部中就有满汉两套班子，大家表面和气，私下算计，而某位部长很可能又兼任其他繁杂的职务，比如兄弟你这个吏部的满尚书很可能还兼任领侍卫内大臣，那么到底是吏部的本职工作重要，还是保卫皇上更重要？是“国差”重要还是“皇差”更重要？相信兄弟你也能分清楚，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部长不干活（推给另一个部长），某些部长又累成狗（兼职太多）。
责任内阁规定，除有极特殊情况，各部尚书不再兼任其他职务和职位，同时由于军机处已经撤销了，也不必要再成为军机处的“临时工”，各部尚书都“专治部务”，而且各部只设尚书一人，不分满汉，可以是满人，也可以是汉人，让专门的人去管专门的部，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让责任内阁确实能够对国家大政负责。
而责任内阁对皇上也是有责任的，根据老袁和他幕僚团队的设想，一般政务可以由内阁大臣自行处理，但遇有重大之事，都应该由责任内阁公开讨论，少数服从多数，阁议决定之后再奏请皇帝颁布谕旨。如果没有十分特别的情况，皇帝一般不能驳回，反过来，皇帝想做的事，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吩咐军机处下发道谕旨就行了，皇帝发布谕旨，必须经责任内阁签字同意，否则就不发生效力——但是，皇帝对内阁总理大臣和内阁大臣都有任免权，而各内阁大臣遇到紧急情况时，还可“自请入对”，也就是可以绕过内阁总理直接去找皇上（洗脱内阁总理有“架空”皇上的嫌疑，用心良苦），更重要的是，当政务出现重大差错引起朝野上下严重不满时，责任内阁要为此承担责任，皇帝是不需要为此负责的，内阁倒台了，皇帝还是皇帝，不会出现皇帝也被牵连“下台”的情况。
这种情况形象地说，大清的“产权”还是皇室的，而“治权”更多的是责任内阁的，责任内阁治得不好，就要向国家大政和皇室负责而倒台；但皇室也要相信，责任内阁治得再好，也不会图谋霸占“产权”，这就改变了以往“家天下”观念中，拥有天下也要独裁治理天下的概念，有利于朝廷权力中枢从一元制向二元制转变，多少缓和一下之前皇室集权独裁带来的多种弊病和百姓们的不满。
如此一来，袁世凯设计的责任内阁就已经有了近代“责任政府”的意味，它与皇权相互制衡，也和之前的军机处有了根本区别：正是因为“产权”与“治权”逐步分开，逐步走向公开政治（可以问责，可以倒台），以及分职专任等等“责任”的确立，有助于改变几千年来从官到民的“官本位”思想，有对权力的限制，才能减少对权力的崇拜，让权力不再天然是真理的代名词；有助于让政治不再是神秘之事，甚至不再是神圣之事，政治原本就应该以处理老百姓的俗务为重，就为老百姓的“过日子”服务，而不是你阴谋我，我算计你，你整我，我斗你。
原来，让政治变得世俗，才会最终让政治得到该有的尊重；让政治回归平常，就是让政治走向了正常。原来，之前老袁和其他几位大臣上奏废除科举，正是和这次以设置责任内阁为核心的改官制互为配套——只有从制度上去除做官的神圣性以及读书只能为做官的途径，才有助于最终建立一个工商业和经济充分发展的世俗社会，让一贯强势的政府，向世俗社会低头，最终成为真正的“责任政府”。
当然，相信眼尖的人也已经发现了，这个方案中虽然规定皇帝可以直接任免和接见内阁总理和内阁大臣，但皇帝还是由过去的直接管事变成了间接管事。借用自古以来那句著名的话，现官不如现管，皇帝仍然有被内阁总理架空的可能，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一旦责任内阁成立，内阁总理自然属于奕劻，而其中一个副总理自然非老袁莫属。奕劻同志一向是“神仙王爷”，只贪银子不管事的，拿银子喂饱奕劻的袁世凯就会成为事实上的内阁总理。老袁啊老袁，其实朝廷中已经有说你“假立宪、真专权”的传言了，你如何真正洗脱自己的嫌疑啊。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他始终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现实利益，他的现实就是从结果出发，先考虑怎么创造条件，并不注重形式和过程的细节完美，根据条件一步步达到目标。也就是说，他不会把前进的姿势也当作了前进本身，只要能达到目的地，哪怕是爬过去也是愿意的，作为这轮官制改革的领导者，老袁很清楚，他不仅需要为改革本身设计一个好方案，也必然要把自己尽量超脱于私利之外，用这份方案本身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趁此时机壮大改革阵营的力量，这才是他该考虑的事情。面对权力的时候，朝廷中没有人是傻子，塞进了私利的方案绝对不可能蒙住慈禧那双厉害的眼睛，也绝对不可能在那些老油条大臣中争取更多的同意，老袁需要的是让改官制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关起门来为自己计算，这一点他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于是，为了进一步限制责任内阁的权力，老袁的改官制方案还涉及了其他的方面，这种设计从内涵来说，它正是对当时西方宪政体系的一种有意模仿和学习——三权分立！
责任内阁并不是终点，老袁的方案继续向着君主总揽下的三权分立挺进。司法权属法部和大理院（由原来大理寺改组），它们是独立的，不听从政府（责任内阁）的命令，也不受政府的干扰，只对皇上负责——至少从组织层面上，司法权已经分立了。
立法权应该属于国会，但在大清目前的国情下，正式的国会是很难召开的，这是大家的共识。在一个有着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如果明天突然成立一个“国会”，老百姓就真的能够去“立法”让大小官员去遵守，那才叫乱了套。既然正式的一时难以成立，老袁的设计是：先在京城设立“资政院”作为过渡。那么，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袁世凯不解释清楚，大家的疑虑是无法消除的。
在老袁拿出的方案中，资政院就是“专门让百姓们说话的场所”，以后百姓们有利益诉求或者对官府有建言，都可以并且只能去资政院进行申诉和表达，如果不是经由资政院，朝廷一律不受理。如此一来，朝廷倾听了群众呼声，民间利益的诉求有了出口，对政府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老百姓行使了一定的议政权力，对官府有建言和建议，先让老百姓敢于参与和议论政治，敢于对政府问责和追责，然后从“说话”向着“立法”过渡，将来逐步开设国会、制定宪法。
除了作为国会的预备和过渡之外，老袁还有结合大清国情的更加现实的考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百姓们目前确实“民智未开”，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的权利意识实际上也在逐步增强。而自从新一轮改革以来，朝廷花了很多的钱，加捐加税，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民间已经出现了要求收回抵押给洋人的铁路、煤矿，声讨地方督抚不作为的声音。据他的判断，这种情况今后会越来越严重，如果都让官府去处理，会让官府应接不暇，影响正常行政，朝廷最好专门设置一个让老百姓“说话”的场所，让民间舆论化散为整，让民间的利益诉求有个出口，有合法和便利的渠道传递给官府，以便将来不会闹得不可收拾。
不得不说，袁世凯的预言在5年以后变成了现实：如果朝廷真的能够发挥好老袁设计的资政院的这个功能，认真疏导和对待民间舆论，1911年的“保路运动”也许就不会发生，武昌起义也许最终不会被引爆！
此外，根据袁世凯的设想，资政院在初期还应该承担一定的“分流”功能，那些毫无行政能力又占据官府高位的皇室子弟、守旧官僚，将来就应该去资政院上班。这样既把他们从官府中分了出去，又给了他们一份工作。如果仍然接收不下，他们还可以去新成立的“集贤院”。而虽然要精简机构，但像宗人府、内务府、侍卫处、翰林院等内廷机构暂时先一律不裁撤。不是老袁不想裁撤，这些机构的人都是慈禧身边的人，说得现实和恶毒一点，他们倒不一定对朝廷死心塌地，但改革到关键的时候，谁都会去想自己的退路，他们要闹起来，说不定拼死反对改革，又上演戊戌变法时的那一幕。于是老袁做出了让步和妥协，给他们做出了分别安排，为他们把退路想好，这一妥协不可谓不大。
好吧，说来说去，在资政院真正能够发挥国会的作用之前，谁来对责任内阁的权力做出有效监督和限制，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别着急，老袁这个现实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一点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这个目的，更为了把学习西方与大清自己的传统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走具有大清特色的立宪道路，老袁和他的团队竟然认为还不能只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咱大清应该是“五权分立”！也就是再把两种重要的权力从政府（责任内阁）中抽出来，另外成立两大院，它们都直属皇上，不听从责任内阁的命令：
第一是成立审计院，专门负责对官府经费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第二是成立行政裁判院，相当于朝廷的“上访部门”，专门负责仲裁老百姓对官府的控诉。也就是说，老百姓对官府有了意见，可以去资政院表达，但要做出仲裁，只能在行政裁判院！
好吧，到现在为止，老袁的官制改革方案算是完整出炉了，正因为它相当深入和大胆突破，所以它很复杂、很全面，还具备老袁特色的“现实性”。在老袁看来，其实只要仔细一分析，这个方案也深入贯彻落实了慈禧“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指示精神，他不像康有为，他在官场混了这么久，绝对不可能把慈禧的指示当作一句空话，而是会想办法结合起来。如果把这次改革比作一场“战役”，老袁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既有“战略”，又有“战术”。
14位“编辑”中排名第一的载泽支持了这份方案，三位“总编”中排名第一的奕劻的态度是：我举双手赞成啊。虽然奕劻平时收了老袁不少的银子，但相信这一次他也并不是看在银子的份上，而是和载泽一样，也认为这份方案几乎无可挑剔。
不过，奕劻毕竟是奕劻，他要比老袁更懂慈禧，也更加在意慈禧，这次他也认真起来了，一改往日“神仙王爷”的作风，认认真真地对方案进行了研读，然后又去找老袁和其他“编辑”商量，又增加一个备选方案，这是确保万无一失的：
如果朝廷（慈禧）仍然担心有人会借当内阁总理之位来专权和架空皇帝，那么就不设总理大臣和左右副大臣了。但仍然要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以原来的军机大臣为内阁中的领导（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为他们的助手（参预政务大臣），原来的内阁大学士可以继续存在，如此可以争取原来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的支持，但“行政机关屹然已定，宪政官制有始基矣！”
用心良苦，用心良苦，这是老袁的一次最大的让步，他又一次表现了与当年的康有为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不能排除他想借这次改革让自己成为内阁中的领导（奕劻之下的副总理大臣），但这并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如果有可能因此而使得这次改革方案流产，那么就可以连内阁总理、副总理大臣都不新设，直接以原来的军机大臣充当，这对奕劻没什么影响，因为他原本就是领班军机，却对老袁影响很大，因为此时的他还并不是军机大臣，但是，他毕竟守住了责任政府和司法独立这两条最重要的底线，迈出了走向宪政的重大一步！
反反复复的讨论、完善和修改之中，两个月已经过去了，11月2日，奕劻将最后核定的方案进呈慈禧。据统计，这个方案共有各种折件25个，详细到了改革之后各个机构的内部清单，也就是说，老袁他们弄出来的并不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方案，而是一个细化到执行层面的详细方案，只要慈禧一批准，立马就可以执行！
老袁很自信，作为一个讲究现实的官场老狐狸，他自信的并不是只是方案本身，而是“势”，当朝廷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改革的趋势已经远非戊戌变法时期可比了。立宪改革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也是一种大小官员眼中的“政治正确”，更代表一种未来的趋势和势力。谁都知道，在将来“得立宪者得天下”，他相信这样的方案一出台，举双手赞成的人一定很多，至少不会遭到原则性的反对。自从奕劻上奏之后，他也没回天津，每天有事没事就去皇宫里转悠，时不时找点理由跑到慈禧那里去“请训”，他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慈禧召见他，他一定亲自把方案向慈禧解释清楚。
然而，令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他还是想得太乐观了，以御史赵炳麟等人的奏折为代表，一大波反对浪潮正朝他袭来！

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
<h4>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简单“学日”？</h4> 
和老袁一样，赵炳麟也是坚决拥护立宪的人，属于官员中的“立宪派”，同时他也是一个对宪政有着深刻理解和研究的人。按照老赵的说法，他反对的不是朝廷实施立宪改革，事实上他也无法反对，连慈禧的谕旨都下了，他反对的只是老袁这个方案。
老赵等人的主要意思是：立宪本来是要以明治维新为榜样的，而老袁的这个方案与“天皇领导一切”的日本模式相差甚远，袁世凯不仅没有让咱大清的皇帝“去领导一切”，反而要分皇帝的权，这难道不是假立宪、真专权吗？宪政的根本精神是在国会（确实如此），现在国会未开，就先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的权力就失去了国会的监督和限制，因此立宪不能单独成立责任内阁，应该先开国会，后组内阁，至少二者要同时成立。如果朝廷一时难以成立国会，就从地方开始，先成立地方议会，直至召开国会，反之，如果责任内阁有可能会让皇帝居于无权地位，那么宁愿在国会召开之前，继续让皇帝专权——也就是说，宁愿保持现状，让立宪改革“暂缓进行”。
总结一下，老赵等人的意思是：因为国会一时成立不了，所以责任内阁也不要成立，在朝廷暂时不改革，先保持现状。
老袁要崩溃了，他没想到自己苦口婆心解释了这么久，和他的团队一起弄出了25个折件，最后只被一个理由就给击回来了，老袁竟然一改以往的城府，开始爆粗口：“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我不怕真正的反对，怕那些不着痛痒之人！”
在老袁看来，赵炳麟等人其实就是一些“不着痛痒”之人，他们并不是不理解宪政的含义，也并不是不了解西方国家的宪政情况，却一再在所谓的老袁“假立宪、真专权”上纠缠不清。对此，老袁只能表示很无辜，也百口莫辩，事情是他做的，怎么样也是无法彻底洗脱嫌疑的，但老赵既然对立宪也有深入理解，还是可以深入探讨的。
老赵说得很对，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之路也是先召开国会，然后再组建责任内阁，这倒不是一定有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在宪政的“价值观”上。责任内阁如果没有国会与之对应，根本就称不上“责任内阁”，这是事实，但谁都清楚，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是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民众与皇室、政府不断地争取、斗争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时西方国家的立宪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宪政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而大清的情况恰恰相反，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朝廷在不得不“求变”的情况下主动“求变”，那么朝廷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情况呢？
朝廷的现实是，所有的权力被皇权高度一统，如果你要放权，下面的人自然有可能篡权；如果你要继续集权，下面的人就不会怎么办事，所以不改不行，这也是慈禧下谕旨的缘由。从哪里改呢？当然要从皇权开始改，因为权力就在你这里。要对皇权进行分权和限制，首先必然要求就从皇帝本身做起，进行放权，先设置责任内阁，将权力中枢由一元制变成二元制，由铁板一块变成相互制衡，改变之前所有的官员都是皇上的家奴、只对皇上负责的状态，逐渐造就一批开始对本职负责、对百姓负责的职业化的行政官员，由此才能进一步唤起百姓们的权利意识，最终能还权于百姓。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在老袁的设计方案里，并不是简单地将皇权放权给了责任内阁，而是在放权中对责任内阁也有分权，开始解决千百年来行政权一权独大的问题，这是符合宪政方向的。
反过来说，由于目前的权力都紧紧把控在皇室和官僚集团的手里，如果皇权不率先接受这场改革，不进行放权，如果连朝廷自己的大臣都无法分皇权，何况是老百姓们？皇帝大人和亲贵们难道就不担心老百姓们会借所谓的“地方议会”瓦解朝廷？在朝廷还是铁板一块的情况下，地方官们又怎会甘心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被所谓的“地方议会”分走？所以，老赵所说的寄希望于“地方议会”来打开突破口，只是一种看上去循序渐进的稳妥方法，在老袁这样现实的人眼里根本就是空谈，别忘了大小官员的眼睛都在盯着皇帝大人您呢，除非皇帝大人和亲贵自己下来当地方官，否则地方官员们最后一定会让所谓的“地方议会”流于形式和完全变味。相反，如果先树立宪政的框架，连皇帝这个最高掌权者的权力都要受限，从上至下所有官员的权力都要受限，大家待遇一样、“一损俱损”，相信其他官员也没什么话说。
好吧，既然还拿日本说事，相信朝廷中是没有人比老袁更加了解日本的，他的改革先从设置责任内阁入手，这是和当时的西方强国走过的道路不一样的地方，却恰恰是和日本相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是先组内阁（1885年），后开国会（1890年），但明治宪法中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是大清不能也无法学习的，因为日本之所以加这么个“盖子”是出于日本特有的历史和国情。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天皇虽然名义上统治全日本，但基本只是个摆设，权力被幕府把控，幕府下面又有多个藩在割据，最底层的日本人大多只知藩主而不知天皇，这种状况类似我国周代的诸侯分封的“封建时代”，也类似欧洲的中世纪。在经武力“倒幕运动”统一日本之后，年轻的天皇睦仁被各个利益集团联合扶上最高领导者的舞台（倒幕时打的就是天皇的旗号，不得不扶），随即组建明治政府，开始明治维新，他们很快从中国的秦始皇那里学习了郡县制（废藩置县），从国体上巩固了统一。这就是说，要说到在中央集权，此时的日本才“发展”到中华帝国2000多年前秦朝时的水平。没办法，那时候的日本很穷，想中央集权也完成不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就是靠地盘和自然资源说话的。
而在从中国搬来郡县制的国体之后，明治政府掉头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一方面发展近代工业，一方面去搭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政体。当时他们发现世界上的强国大多都是宪政国家，于是在1882年，日本派出了以伊藤博文为团长的日本考察团前往美、英、德等考察学习，伊藤博文首先要做的是为日本的立宪改革确立一个学习的对象。
伊藤博文等人首先排除了美国，原因是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人没有他们的“天皇”，国体采用联邦制。然后排除了英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与日本不同，它是自下而上实现宪政的，一帮通过工业革命先富起来的人组建了议会，连当时国王也是议会喊来开会的，英国国王在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只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被称为“虚君”，这也不是日本想要的。最后确定的是皇帝保留部分权力、与内阁和议会相互制衡的德国模式。自此之后，日本就开始专心研究和学习德国宪政，伊藤博文率团考察历时一年半，仅在柏林大学听取宪法学家授课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和大清五大臣总考察时间相等）。然而，等到伊藤博文等人起草的明治宪法出台时，一切却让人大跌眼镜了，这就是明治宪法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下倒好，日式的君主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表面看来，这实在是“很奇葩”。
然后不得不说，正如后来的老袁一样，伊藤博文对宪政精髓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设计的正是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之路。
比之日本，大清更早开始的洋务运动，它和明治维新有很多在起点上的区别：日本需要迫切地解决“统”，而大清是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加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天皇是个弱势群体，实际权力有限，而大清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日本的改革其实是新兴的领导层要拿过去的旧势力（藩主、武士阶层等）开刀，很难，而大清的改革是现有的领导层要拿自己开刀，更难。大清这种情况下改革内生的动力是很小的，阻力是很大的，自我改造的能力是很弱的，朝廷几乎下意识地把解决当时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当作了目标，并且不知不觉就成了最高目标。可以说，在大清朝廷对于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之中，国家的真正强大、人民的真正富裕并不是首选项和必选项，这只是附带选项，变法的首选项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基础而去寻找外部支持，必选项是大清江山永不变色，永远维护爱新觉罗的统治——这才是无论有多么大的内忧外患中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下来的。
于是乎，洋务运动以“先国富，再民强”为路线，政府掌控经济，依靠的是官僚集团，对民众却有相当的怀疑和防范，只学习技术、购买武器不涉及变革政治体制制度的原则提出来了，老百姓获取资源发财的机会和手段可以因为洋务运动而有所放开，但说到底是必须要掌控在官府和朝廷手中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被引进了，但无一不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在朝廷看来，以官府来掌控这些被引进的技术以及衍生的资源和财富，才是对过去几千年以官府掌控土地从而最终掌控王朝子民的一种换汤不换药，如果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各自发财了，一切都交给“市场”了，那还会来找官府吗？还会听官府的话吗？这样做的结果只怕是“市场”的经济指向“市场”的政治，几千年以来，强势官府从未向世俗社会低头，这一切自然不能变——说得直接点，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得朝廷在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共富，那反而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总之一句话：大清之洋务运动，非国家之强大，非人民之共富，乃朝廷之万年！经甲午一战，这种所谓以行政权一权独大有效调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弊病显露无遗。洋务运动没有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它只证明了改革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只证明了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以民为主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抗拒的，最后与明治维新不同的改革结果也表明：集权和立宪，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在集权中无法立宪，只会离立宪越来越远，摧毁立宪的一切基础。
好吧，现在让我们来替老袁总结一下吧，明治宪政表面“很奇葩”，实际上对宪政“价值观”却有深刻理解，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实际，坚定地走“有日本特色的立宪道路”，该改的一定要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明治维新其实并不亚于一场革命，它造成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平叛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战死人数过万，流血远超过大清5年后的辛亥革命，可它还是成功了，可以说，正是因为它的“大方向”对了。
现在老赵等人应该清楚了，老袁只是没有学习明治维新“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而是学习了明治维新之实，学习了宪政的“价值观”。他的方案和明治立宪一样先设置责任内阁，只是因为大清和日本的立宪之路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大清和日本共同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地方，而正是由于朝廷的改革要拿自己开刀，如果连“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现象也要照搬，那大清进行的应该不叫立宪改革，不过是想在皇帝集权独裁上又加上一个宪法的封套，便宜全占，义务没有，还成功地引入了一个强国的“国际惯例”！
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能够突破“救亡”这种局限、摸到宪政“价值观”边的人，竟然就是没出洋的老袁！从根本上说，老袁的这个方案恰恰也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去坚定地走“有大清特色的立宪道路”。如果非要说它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当时哪一种模式的话，那就是对皇权有所限制的德国模式。明治立宪原本就是学习德国模式，不知日本何以为兴，焉知大清何以为衰？用老袁自己的话来说，“朝廷学习国外的立宪，是吸收这个成果，并不需要连过程都一样”。即便如此，袁世凯同样没有照搬德国模式，前面我们说过，老袁设计的方案其实不只是“三权分立”，而是在把审计权、行政仲裁权独立出来之后造成了“五权分立”，也许连老袁自己都不知道，在这方面他竟然还有一个与他见解神奇一致的知音，这个人就是孙文。
以后我们会讲到，此时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他们得到了日本朝野的许多帮助，但孙文等革命党人从来没有把日本的政治模式当作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这也是因为孙文已经见识过西方世界，同样对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史料记载，几乎就在老袁和他的团队提出这个方案的同时，在海外的孙文也开始形成他那个版本的“多权分立”思想，后来孙文把他这个版本的思想概括为——五权宪法。
关于这个“孙文牌”的宪政思想我们还要在以后的故事中详述，简单来说，孙文认为，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只有选举，没有选拔官吏的考试，这就会造成一些油滑之徒当选，而一些能力很强却不善演讲拉票的人落选，所以还必须在“三权”之外再分出选拔官吏的考试权。
与此同时，当时的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也会造成议会过于强势的局面，影响了政府的效率（比如当时的英国），孙文认为还必须分出对各权力机关的监察权，监察权力平衡的状况，这就构成了“五权分立”。孙文常常对周边人说：“五权宪法乃兄弟我所独创”，但他并不知道，在朝廷体制内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知音，这就是袁世凯。
以上这些情况很复杂，但也能越辩越明，这也是皇室子弟载泽等人最后能够支持老袁的原因，相信这些情况赵炳麟等人也并不是不清楚。就在官制改革之前，14位“编辑”就制定了几条指导方针，其中有一条就是从现实情况考虑，此次立宪改革暂时不涉及国会，这是大家的广泛共识，而老赵等人却在方案出台后倒打一耙。老袁想不想当内阁副总理不清楚，只是如果按照分职专任的原则和宪政框架，如果当了内阁副总理大臣，他恐怕必须交出北洋新军的军权，北洋新军可以说是老袁一手带出来的，内阁副总理大臣和“军权”哪个重要，按照私心的角度，这恐怕也要考量吧？老赵不知道的是，如果说他怀疑老袁是出于强烈的私心来推进宪政改革，那么他自己同样也摆脱不了出于一己之私才反对的嫌疑：他是维护朝廷意识形态的御史，立宪之后能够插上一嘴的事情大大减少，甚至将来首先要被淘汰的就是他们这帮人。如此看来，别人也可以说你老赵不过以国会未开为幌子，是阻止立宪的“假立宪派”！
改革有多难？妥协是比较难的，体谅是比较难的，千年的专制王朝，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化，僵化的体制造成了僵化的思维，仅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
载泽行动了，他生怕这来之不易的立宪改革流产，再次上折子向慈禧解释总理大臣权限问题，并请求召对，亲自为慈禧释疑。然而，载泽始终没有被召见，奕劻和袁世凯倒是被召见了。但慈禧没给老袁说清方案的机会，只是把那些弹劾和反对的奏折丢给了他们，让他们自己看。一向还算坚强的老袁突然变得悲愤莫名，他跪请慈禧，几近哀号：“太后，让这些阻碍立宪的人退休吧！朝廷养着他们！”
慈禧勃然大怒。
等到冒冒失失走出皇宫，袁世凯这才惊出一身冷汗：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康有为，变成了那个他曾经很看不起的康有为！
<h4>慈禧决定召见瞿鸿禨</h4> 
皇宫里的慈禧也在左右为难，太监宫女甚至听到了她“我还不如跳湖而死”的哀叹。新一轮的改革是她亲自发动的，她也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好结果，早在袁世凯还在直隶大干一场时，她在皇宫里不能多做什么，但也默默给予了支持，用的就是“自己带头，移风易俗”那种方式。比如这几年她首次从帘子后面走出来，打破了以往从不与“鬼使”照面以及“男女授受不亲”的禁锢，接见了洋人公使；她还把自己的禁地寝宫向公使夫人开放，允许洋人女画家为自己画像，并许可把画像拿到国外去展出；她甚至还在皇宫里拍起了写真，也不时关注国际大事，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出嫁时，她派人向遥远的美国捎去了礼物。
这就是慈禧，一个原本只想夺权和掌权的人，后来发现不改革就无法继续掌权时，只好一次次去改革，从支持洋务运动到同意戊戌变法，再到几年前的新政，改革已经伴随了慈禧的大半辈子。可以说，这辈子她只干过两件事，一件就是夺权掌权，一件就是改革。这么多年了，一直在改革界混，如果还有谁说她是天然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她会叫李莲英到宫外找块板砖，她自己朝这个人的头上拍去。
对于载泽和袁世凯所描述的那种立宪带来的好处，她也是很向往的，但如果权力安全受到威胁，甚至会触动统治根基，她会更加担忧。有个问题她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国家强盛稳定和集权独裁就不能两全呢？为什么就必须舍弃其一？难道上天规定它们是一个必选项吗？
而慈禧也觉得奇怪，革命党人不一直在强调满汉之分吗？她原本以为支持老袁的，应该都是汉臣，而反对者应该是亲贵和满臣，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亲贵中有支持袁世凯的，最激烈反对袁世凯的恰恰是汉臣。在慈禧看来，现在“他们汉大臣”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还有原则性的分歧，这说明改革也并不值得信任啊，但如果不信任改革，又能信任什么？
危机越重，对改革的期望越大，同时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越深，这就是慈禧的“左右为难”，她并不是不信任改革，她只是连自己都无法相信。
慈禧想到了一个人，一个特别的人，他就是瞿鸿禨。
得知即将被慈禧召见，瞿鸿禨紧张地在家里做着准备。在这次单独召见之后，袁世凯的方案，朝廷立宪改革的命运，一切都将被决定。
<h4>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各方势力蓄势待发</h4> 
瞿鸿禨，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从小就是个学习成绩优良分子，21岁高中二甲进士，后入翰林院，之后一直在地方的教育系统工作，历任多省学政。慈禧外逃到西安之后，他被调到西安出任军机大臣。瞿鸿禨文笔突出，又写得一手好字，在军机处一直担任秉笔职务，只要他不是请假没上朝，慈禧的上谕就是由他起草。
而瞿鸿禨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清官”。不得不说，朝廷的官场风气虽然不好，但清官也还是有的，尤其以他和大学士荣庆为代表，他们从不行贿受贿，坚决抵制官场不正之风。瞿鸿禨身为军机大臣，连像样的马车都雇不起，家里更是破破烂烂的，是公认的朝廷里硕果仅存的“传统名臣”。
老袁却偏偏不信这个邪，这位老兄的处世原则很简单：没有用银子买不通的人。他首先摆出一副自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科举落第）的姿态，认瞿鸿禨为“老师”，送上红包，被退了回来；然后又想认瞿鸿禨为“兄长”，红包又被退了回来；最后实在没办法，等到瞿鸿禨儿子结婚时，老袁又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800两银子作为贺礼，却又被退了回来，瞿鸿禨就是告诉他：你单位的钱我也不能收。
此时的老袁正在直隶开拓改革事业，这位朝廷高官没有像奕劻那样被收买，他有些担心，生怕瞿鸿禨从中找碴儿，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消除了，因为瞿鸿禨也是一个热心改革的人，还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就奏请慈禧由他亲自出洋考察，要知道那时候朝廷风向不明，连老袁都没有表态，瞿鸿禨实在算得上是一位立宪改革的猛将。
在三位“总编”中，除了奕劻，另外两位都是汉臣。第一位是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他已经80岁了，本来就是来充个“德高望重”的门面的，孙家鼐也很有自知之明，谁都不得罪，一直是个打哈哈的态度，不能指望他有什么鲜明的立场；而另外一位就是瞿鸿禨。现在，慈禧决定：单独召见瞿鸿禨，了解他对袁世凯方案的立场和看法。
瞿鸿禨觐见了，慈禧表现得很平静，她没有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而是先谈起了老袁方案中精简机构、裁撤一些臃肿闲散部门等改革措施，问瞿鸿禨什么意见。
瞿鸿禨回答：“这一改革是完全必要的，是历史的趋势，当然一点错也没有，只是一下子裁撤那么多要害部门，臣恐怕会引起骚乱和动荡，朝廷现在也需要稳定和团结。”
看来这位老油条说了很多，又啥都没说，可进可退，滴水不漏。慈禧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别看她在平时不断强调稳定团结，但真正要说到稳定团结她还是很有信心的，几十年来的统治，她早已相信她统治下的大清翻不了天，因为她有十分的自信能够驾驭住这些大臣。大清仍然是一个以官府为主导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官府，就有什么样的人们，只要官府和官员内部不出乱子，稳定团结是没有问题的。
她问出了那个最敏感的话题：“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你是什么意见？”
瞿鸿禨回答：“太后，责任内阁成立后，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内阁总理大臣召集各部大臣开会决定，决定后再请谕旨宣布施行，这与军机处事前请旨的情形，完全不同。太后您训政三十余年，中外协服，现在立宪尚未实行，而大权先已旁落，皇太后能放心吗？即使皇太后放心，做臣子的却也不敢放心。”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瞿鸿禨一出手便结束了战斗。他是“总编”，说起来立宪改革也是他的分内之事，他可以不同意老袁的方案，但也应该拿出自己的建议或者方案来。瞿鸿禨并没有这么做，他完全以一个局外人的口气，说出慈禧的潜意识里希望他说出的那番话。或许对于有一种人来说，他们做官越久，增长的只是如何适应领导的阅历和经验，瞿鸿禨一眼就看出了慈禧需要的是哪种答案。也许瞿鸿禨很清楚，没有他瞿鸿禨，也会有别的什么李鸿禨、王鸿禨，于是他坚定地说出了这个答案。
慈禧也释然了，她长出一口气，瞿鸿禨的话倒是让她想到了她发动这场立宪改革的“初心”，事实上当初载泽密折里最打动她的还是她看出来的那层意思——加强中央集权。
八国联军之乱让慈禧刻骨铭心，朝廷危急时，调不动督抚的兵，大臣们在“东南互保”，这是在事实上分裂大清，割据自立。后来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虽然他们之前确实有过“瓜分大清”的想法，但最终还是认识到只有不分裂大清，维持慈禧政权，才能保证他们所有人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八国内部就会打起来，于是共同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得不说，这才在事实上把各督抚割据自立的愿望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否则，大清没有被八国“瓜分”，很可能首先就要被那些堪称国之柱石的“忠臣”给瓜分了！
这一切其实已经引起了慈禧极大的警觉，在形势稳定回到京城后，坚忍的她一方面开始新政，一方面在这场新政中抛弃所有“改革老臣”，全力扶植庚子之乱中表现尚可的袁世凯。后来，立宪改革让她看到了希望，“天皇领导一切”，可以把专制独裁权力用立宪固定下来，简直是锦上添花；“利于国”，朕即国家，那就是利于我；“利于民”，老百姓们就更加不会追随革命党人去造反，更有自信他们造不了反；“最不利于官”，就可以把权力从那些已经蠢蠢欲动的地方大员中收回来，加强中央集权，这又是何乐而不为！
感谢老瞿，他让我捕捉到了内心最深处的那个秘密，也坚定了这个秘密。
慈禧知道她可以做出决定了，老瞿说的这些很重要，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更重要的是这是从老瞿嘴里说出来的，奕劻“堕落”得很快，他已经钻到袁世凯的钱眼里去了。在立宪改革已经是朝野人心所向，14位“编辑”对老袁方案没什么异议的情况下，如果三位“总编”还都全体支持老袁的方案，那么内心最深处的这个秘密也许只能尘封，但三位“总编”中，瞿鸿禨已经明确反对，孙家鼐是随风倒的，即使奕劻支持袁世凯，2比1，少数服从多数，袁世凯你还是翻不了天了！
慈禧决定：由瞿鸿禨领衔，重新核定方案！
11月6日，由瞿鸿禨、孙家鼐重新核定的新方案迅速颁布实施（奕劻已经被排除在外）。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原方案中最根本、最有新意之处已经被舍弃，新方案保留军机处，不设责任内阁。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以各部尚书为“参预政务大臣”，但他们是政务处的“参预政务大臣”，政务处是军机处的另一块牌子，这并没有扩大朝廷决策的层面，只不过是多了几个候旨的人。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把刑部改为法部，和大理院一起专掌司法和审判，认可司法“独立”，也同意资政院、审计院依次成立，但它们不是在责任内阁的平台上与皇权相互制衡，不过是一个变了名字的朝廷旧部委。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袁原方案中在朝廷设11部，各部尚书中取消“满汉有别”的祖制，这倒是都被同意了，但在任命的13位尚书中，满尚书占了7席，而且为陆军部、度支部（财政部）、农工商部等关键部门，汉尚书只占5席，蒙古族占1席。这就是说，没取消满汉差别之前，各部正部级高官还是满汉各半，反正有一位满尚书，就有一位汉尚书，取消了满汉有别，汉尚书的人数反而减少了！老袁原本的出发点本来是分职专任、明晰权责，也是希望朝廷自封闭了200多年以后，首次真正向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们开放政权（也就是孙文追求的“共和”），既符合宪政精髓，又能逐步瓦解革命党人的威胁，免得人家总打着“满人的天下”的革命旗号。现在倒好，为了中央集权，确实连祖制都不要了，却也亲自给革命党人送去了一面更有说服力的旗帜。
此时大部分的立宪派和民间人士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是第一次立宪改革，他们还对“实君”抱有很大的希望，还对朝廷抱有很大的信任和期待，希望打造一个“大清的明治天皇”。但仅仅几年以后，他们终于从老袁这个方案指向的问题中明白过来了，立宪派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并且他们只接受“虚君”的英国模式，而不再接受“实君”，不再寄希望于“大清的明治天皇”。那时的朝廷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成立“责任内阁”，也又玩一次借改革之名开倒车的把戏，不过再也蒙骗不了已经明白过来的人们了，他们戳穿了本质，把它称为“皇族内阁”，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看来，能够接触到权力核心，也能够发现权力本质的老袁对立宪派还起到了“启蒙”作用，他一直走在立宪派的前面。
注定了，无论是“编辑”还是“总编”，原本就是慈禧这位“出版人”指定的，无论老袁做多少工作，有多少支持者和帮手，还是无法阻止慈禧以一人之力扭转，这是一场老袁注定无法打赢的“战役”。其实老袁也知道他的方案肯定是不完美的，甚至宪政本身也并不“完美”，但不改革更不完美，任何一场需要触及原本根深蒂固事物的改革，都和一场艰难的战争没有区别，最现实的做法就是目光长远的持久战，而不是觉得稍有损失就认为不妥。老袁原本以为当这场改革到了破冰和定方向的时候，朝廷是可以主动作为的，首先应该迈出方向性的一步，把改革引向明治维新那样“大方向对”的轨道。确实，正如当年的政务处一样，慈禧指定“编辑”和“总编”也是没有办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发动，但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已经自上而下地发动起来了，全社会有了一定的经济准备，形成了对改革巨大的愿景和舆论氛围后，就应该果断地做出改变，进一步放权，从集权独裁走向分权制衡，最终有序地放权于民，与民间和社会的改革呼声和政治诉求良性互动，将改革从“自上而下”过渡到“自下而上”！
从朝廷的整个改革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不可逆”的过程，恰恰是已经到了可以主动把握时机的时候。自洋务运动之后，大清在几十年以来造成了一批新的阶层和新的政治诉求（立宪派），朝廷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时代潮流，让出一部分权力并形成科学的制衡，才能继续统治新的阶层，扩大统治基础，把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实现权力总量和强度的扩大——也就是说，立宪反而能够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大，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越来越僵化的政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就拿慈禧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立宪这个“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对皇权的限制，更是对皇权的保障，在大清的现实情况下，她只有适当让渡出部分权力，权威才会更大，否则，即使将来奋力弥补，只怕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政治家也要顺势而为，当民间已经成长出改革的力量之时，敢于有秩序地向民间借力是有勇气与智慧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因为没有人会在原地等待这场改革，包括对改革最有信心和期望的人。不进则退，这就是改革的现实。立宪改革的失败损害的不仅是这场改革本身，还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效应。当朝廷让立宪改革成为了一纸空文，又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变成了内部调整和变换机构的“行政改革”，企图蒙混过关。当朝廷对君主立宪的态度原来是，试可以，兜不住就要叫停，目的不是试，更不是坚定地试，而是兜，试也是为了兜，这一点立宪派们无论如何是看得清楚的，他们由之前的“奔走相告”转为沉默和嘲讽，连一直关注进展的日本报纸都评价这次改革是“龙头蛇尾”，革命党人也终于有底气了：我们就说过了是假立宪嘛！
受到伤害的还有一大批正在沉默的人——刚刚接受了废除科举的传统读书人。
废除科举原本也是为立宪改革配套的，如果从着眼于立宪改革的角度出发，朝廷的科举是必须废除的，不是废除得太早了，而是太晚了。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制度带来的无休止的改朝换代的社会动乱，无休止的贫困和官僚集团的腐败，皇帝的胡作非为，传统读书人心知肚明，他们并非弱智，也并非近视，却从未想着从根本上改变，只是反而抱着维护这个制度的想法去“死谏”“尸谏”，最后在“觉悟”上竟然不如起义的农民，而在改朝换代后又盼望着下一个皇帝出现，期待下一次科举。这些传统读书人就像小猫转着圈儿追自己的尾巴，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和天良在不知不觉中被埋没，他们自小从圣贤书上读到的美好社会场景却永远不会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状况也永远不会改变，只能在这种环境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最后变成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一批人。所有的这一切，只是因为科举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作为现有和潜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没有勇气去改变和打破这种制度。
而废除科举之后，可以改变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的状况，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人才，为宪政培育后备人才。现在，失去了做官希望的学子，却要感受对立宪改革的幻灭，以“无依无靠”的心态继续活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找不到新的出路和希望，必然会让废除科举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把一批传统读书人推向革命！
受伤害最重的自然还有老袁同志，他更加灰心，甚至可以说是满怀绝望，他也不哀号了，只是欲哭无泪而已。他也一直没有说，因为他不能说，说了就是大罪，立宪改革不仅要深刻把握当下局势，也要从“历史”出发，那么朝廷的历史又是什么呢？
同治六年（1867年），清剿完太平军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幕僚赵烈文处，谈起将来的局势，赵烈文简单明了地回答：“异日之祸（指大清亡），必先根本颠仆（首先朝廷内部坍塌），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各地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老曾对此表示惊异，而赵烈文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理由是，朝廷当年获取天下太巧（吴三桂叛变才使清军入关），过程又残暴血腥（入关后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之举），像后来的“文字狱”等事情，大清朝廷对人们并不是深恩厚泽，而是在合法性上原本就具有“原罪”，这些“原罪”将来会成为人们反抗的一个理由，朝廷当时没有付出代价，将来恐怕要付出这些代价的总和！甚至“巧取天下”的满清王朝，将来也要被“巧取”了去。
几十年后，赵烈文的预言被证实了，朝廷的政治不清明，开始被革命人士进行总的历史清算，孙文长期随身携带的一份革命宣传材料就是“扬州十日记”，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引发共鸣。这些都加剧了朝廷中老袁这些人的忧患意识，他确实对朝廷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但这是建立在一种极为现实的认识基础上的，那就是大清的君主立宪改革不仅是“可行”，还是“必须”，对于朝廷，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
留住“产权”，让出“治权”！
所谓留住“产权”，让出“治权”，就是只有让出“治权”，才能留住“产权”！天下是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来的，你们拥有“产权”，享有皇室的荣耀和待遇，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们也要清楚，如果你们“行”，百姓们自然会拥护，如果你们“不行”，那么你们退让，让行的人来，而他们也必须带着“行”的制度来，否则他们同样也很快会被淘汰。这是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道理，不需要派五大臣出洋，不需要编书探讨，这是大清国5岁孩童都懂的道理，朝廷要么走向君主立宪，要么改江山的颜色，二选一，否则听到的恐怕将是革命党人更猛烈的枪炮声。君主立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还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它不仅是朝廷的前途，更是朝廷的出路！
这就是老袁真正的“野心”，或者说就是作为主导立宪改革的他对于局势极为现实而深刻的判断，用过去一些书中的话来说，老袁代表的是“新兴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老袁不仅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新兴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老手。历史把他推到了一个既不完全“新”又不完全“旧”的境地，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又新又旧”的人，这样的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敢于“触及底线”改革的勇气并存，既有目标方向，又有程序上的手段，正是能够主导改革的“过渡性人物”的不二人选。为了保障立宪改革，他可以放弃成为副总理大臣，因为他并不那么在乎“一时一地”之得失，他看重的就是趋势和长远，这来自于他在直隶的实干改革中得到的历练，也是赵炳麟、瞿鸿禨那种纯粹的理论家无法比拟的。那两位老兄不知道的是，其实按照老袁内心的想法，恐怕连奕劻都不能成为总理大臣，因为皇族退出内阁就是老袁追求的“虚君立宪”的精髓，但老袁从来没有做任何表露，反而把奕劻推到了前台，这就说明他老袁抱着要“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洗脱嫌疑啊。
只有在这里，袁世凯才真正露出了他所谓的“野心”，露出了他作为大清“改革第一人”的那几把刷子。他已经比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走得更远，他不想做曾国藩那样苦心维护纲纪的名臣了，他不想再做一个李鸿章式的裱糊匠了，因为他知道那样做已经“不现实”。他要先搭建起新的框架，逐步去推倒旧的，这样的朝廷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朝廷本身就是问题，当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很多大清百姓还分不清国家、朝廷这几个概念的区别时，慈禧等人却早已经分得清楚明白，当年正是担心“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而怀疑上了变法派。现在，老袁也在事实上把它分清楚了，相比曾国藩、李鸿章，他第一次突破了“君君臣臣”，突破了“朝廷”，指向了“国家”！
袁世凯的立宪改革失败了，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却是“成功”了，失败已经为他积累了声望，以至于在5年后武昌起义后的那场大变局中，他仍然是立宪派和民间的希望！慈禧不会想到，袁世凯最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荣禄还是她都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崛起”，因为袁世凯原本做的就是一件合乎潮流的“好”事，只要袁世凯继续做这件“好”事，民间终究会给予一个做“好”事而失败的人最终的回报。
袁世凯即将坚忍地开始他的第二次立宪改革，手段会更加灵活稳妥，而方向依然不变——坚定地将对皇权的限制进行到底，他将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改革有多难”。
慈禧并不认为紧急叫停了这次立宪改革就是大事已了，这只是她进行一场布局的起点，这将是她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布局。
瞿鸿禨不会放过袁世凯和奕劻，他会联合更多厉害的人，以他坚信的“反腐就是改革”对庆袁发起政治攻击，而庆袁更加不会放过他们，一场新的党争即将开始。
孙文依然会奋斗在他的共和革命的道路上，袁世凯、宋教仁、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学询、李鸿章以及很多日本人，都将与他一一发生交集，他们会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也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直至相互仇恨。
十八年最后的大幕已经拉开，舞台已经露出，所有的人都将在汹涌而至的潮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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